謝鯤最欣賞的除了嵇紹，就是衛玠。[26]
玠讀如介，是一種玉器。衛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樣漂亮。據說，少年時代的他曾經坐一輛白羊車在洛陽城裡走，結果滿街議論紛紛：這是誰家玉璧般的孩子？
從此衛玠號為「璧人」。
可惜璧人兒不經看。衛玠二十七歲那年到建康時，由於四面八方趕來觀看的人圍得像一堵牆，竟不堪其擾一命嗚呼，當時的說法叫做「看殺衛玠」。[27]
當然，漂亮得像玉的並非只有衛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樹，李豐和嵇康是玉山，此外與王戎齊名的裴楷，夏侯玄的遠房侄兒夏侯湛，還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稱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還被稱為「連璧」。[28]
雞心形玉珮，東晉高崧家族墓出土。
銅承露盤和玉高足杯，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
玉劍璏，東晉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晉劉弘墓出土。
玉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來，以玉比人，乃是當時的風尚。
那麼，魏晉名士為什麼如此看重玉？
或者說，玉的品質是什麼？
純潔而高貴。
實際上這就是魏晉風度的追求，因為這種風度的創造者是士族。士族這個概念常常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歷史學家感到為難，因為在他們的話語系統中沒有相應的詞語可供翻譯。出於無奈，便只好使用「貴族」這個稱謂。
然而士族與貴族並不能畫等號。根本的區別，在於貴族有世襲的爵位，士族沒有。他們甚至不像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還有一個君主將劍放在右肩的冊封儀式。因此，士族要實現彼此之間的身份認同，以及與其他階層和族群的區別，除了靠族譜，還得靠外在風度和內在精神。
那麼，什麼樣的精神和風度能夠代表士族？
高貴和清純。高貴是為了與卑賤者相區別，清純則是為了與混濁者劃清界限。這兩條缺一不可，因為士族是一個優越感極強的階層。他們通婚必須門當戶對，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後者貴為皇親國戚。毛曾被稱為靠著玉樹的蘆葦，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出身寒門。
出身寒門必定寒酸，寒酸則必無氣度和品位，這就是高級士族的觀念。儘管這種觀念未必正確合理，卻為名門望族所堅持。結果，位高權重的桓溫為兒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兒，便被老爺子王述拒絕；謝安家由於在西晉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譏為「新出門戶」。[29]
不過士族的優越感是血緣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們更看重的不是貴賤，而是清濁。這是東漢末年就開始產生的觀念，一般的理解大體是：正直為清，邪惡為濁；高雅為清，鄙俗為濁；讀書人為清，暴發戶為濁。
清純而高貴，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堅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權貴和暴發戶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們的聲譽叫清望，品格叫清標，言論叫清議，就連揚起的塵土也叫清塵。
這就必須超凡脫俗。
因此，魏晉名士酷愛的對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純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瑩剔透的，或者是風姿綽約的，或者是楚楚動人的，而且幾乎無不用於人物的鑒賞和品評。比方說：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間屋，爛爛如巖下電，肅肅如松下風。[30]
是啊，一個人，氣宇軒昂有如朝霞升起，明淨清新有如春柳初綠，開闊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巖下閃電，那是怎樣的風采和風度！
還有清風朗月，那幾乎是魏晉風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徵。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象徵意義魏晉也有，一位名叫和嶠的大臣就被點評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國家的棟樑。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稱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嶠更早得到這種好評的是李膺。李膺是東漢名士的領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他得到的評價，是有如勁松之下強勁的清風（謖謖如勁松下風）。[32]
這是風骨的象徵。
嵇康也獲得了類似評價。山濤就說嵇康平時有如「孤松之獨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將崩」，其他人則認為嵇康「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也就是說，李膺的風清冽強勁（謖謖），嵇康卻是慢慢吹上去的。這樣的松下風，顯然更有一種飄逸瀟灑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韻。[33]
實際上，這也是東漢與魏晉的區別，即東漢更重道德而魏晉更重審美。而且，審美的前提是「丘壑獨存」。難怪一個人優秀漂亮，就叫「長松下當有清風」；也難怪人們對山濤的觀感有如「登山臨下」，但覺「幽然深遠」。[34]
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沒錯，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晉名士對自然界的熱愛，確實超過了前人。簡文帝那一句「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道盡了他們的心曲。他們不但以清風明月、春柳勁松來品評人物，更親自置身於大自然之中，並從中體驗到難以言表的愉悅。
比如顧愷之和王獻之。
顧愷之是畫家，王獻之是書法家，但他們最喜歡的都是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一帶的山山水水。顧愷之的描述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王獻之的說法則是：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兩位都是藝術家，感受當然敏銳，不過這種感受能力卻未必沒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從建康回會稽路過吳中遇到下雪，事後對當時情景的描述便同樣富有詩意：郊邑還在紛紛揚揚，山林卻是一片潔白。[35]
對於這樣的文字，任何解釋都會顯得多餘。要說的僅僅是：這已經完全不同於之前《詩經》和《楚辭》對風景的描寫。在那裡，自然和自然現象只不過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這裡，卻是獨立和純粹的審美對象。
同樣，魏晉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裡的道德象徵、董仲舒那裡的政治籌碼。它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一樣可以觀賞和品評，只不過也許更漂亮。
王珣《伯遠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獻之《中秋帖》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乾隆帝酷愛書法，在自己臥室旁設一小暖閣，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時時把玩。此閣名為三希閣，此三帖喚作三希帖。乾隆帝視《快雪時晴帖》為三帖之首，在帖前題寫了「神乎其技」四個大字。《快雪時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譽為「二十八驪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這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轉折，人與自然的關係從道德和政治的一變而為審美的，由此產生的文明成果則是山水畫和山水詩。儘管它們要到隋唐以後才蔚為大觀，但東晉卻無疑在觀念上開啟了先河。
轉變並不奇怪，因為魏晉是一個唯美的時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則莫過於自然。事實上魏晉人熱愛自然界，就因為它自然。自然在漢語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無須人為」的意思。能做到這一點的，則非自然界莫屬。所以日本人用「自然」來翻譯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國的山水畫不能理解為西方的風景畫，魏晉對自然的發現也與科學無關。在人們眼裡，自然界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當他們不再將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後，發展起來的便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兩種精神文明。
這就是哲學和藝術。
[26]謝鯤對嵇紹和衛玠的欣賞，均見《世說新語·賞譽》。
[27]以上見《晉書·衛玠傳》，《世說新語·容止》及劉孝標注引《玠別傳》。
[28]見《世說新語·容止》。
[29]見《世說新語》之《方正》、《簡傲》。
[30]分別見《世說新語》之《容止》、《賞譽》。
[31]見《世說新語》之《賞譽》、《傷逝》。
[32]見《世說新語·賞譽》。
[33]見《世說新語·容止》。
[34]見《世說新語》之《言語》、《賞譽》。
[35]見《世說新語·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