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是蠻夷嗎？
好像是。
蠻夷，是相對於中國而言的。中國，就是中央之國，或中原之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說過，當時人們的世界觀，是天圓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簡稱「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個海，東西南北各一個，叫「四海」。人類居住的地，在四個海的當中，叫「四海之內」，簡稱「海內」。海內或天下的正當中，叫「中國」，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國。住在中國的，是諸夏或諸華，即華夏。東西南北的「非華夏民族」，細分則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統稱則叫夷，或蠻夷，或夷狄。所謂「攘夷」，便包括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圓形之內叫天下，方形之內叫海內，方形之中也叫中國。
華夏與蠻夷或夷狄，差別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禮記·王制》的說法，東夷和南蠻「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剝；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糧食，只吃肉類。至於服飾，東夷「被發文身」（被讀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頭散髮，身上刺青；南蠻「雕題交趾」，即額頭刺青，光著腳丫；西戎「被發衣皮」，即披頭散髮，不穿絲綢或麻布，披獸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絲綢或麻布，還住在洞穴裡。其實還有吳和越，是「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即剪斷頭髮，身上刺青，不穿衣服。[14]
顯然，華夏與非華夏民族的差異，是文化的。但在當時「中國人」眼裡，卻等於開化和不開化，文明和野蠻。
這並非沒有道理。
事實上，用火、農耕、養蠶業和紡織業，都意味著生產力的進步。用火則熟食，農耕則粒食，養蠶則衣帛，紡織則衣布。因此，茹毛飲血，不吃糧食，不穿衣服，身披獸皮，不會蓋房子，都是落後的表現。至於文身和刺青，則是原始時代的風氣。所謂「被發文身，以像麟蟲」，正說明這些民族還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圖騰崇拜階段，沒有跨入文明的門檻。[15]
文明是對野蠻的鎮壓，而這種進步是要有標誌的。對於華夏民族來說，這個標誌就是束髮。因為對頭髮的約束，即意味著對自己的約束，而且是道德的約束。因此，斷髮和披髮，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體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為要顯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絲不掛，暴露無遺，則體面何在，體統何存？
蠻夷，豈非不開化的野蠻人？
於是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便在華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這種文化優越感，讓中原諸夏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看待周邊民族，包括蔑視楚。
楚人的來歷，現在已經說不清了。所謂「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是靠不住的。司馬遷自己，也說他們「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比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繹帶兵參加了武王伐紂的戰爭，被封在「楚蠻」，號稱「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蠻夷之君」的意思。事實上《春秋》一書中，蠻夷或夷狄的酋長或國君，可是一律都稱為「子」的。
由此可見，楚人雖然在西周初年就與中國發生關係，卻並不被看作諸夏。楚人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楚的國君熊渠和熊通，就公開說「我蠻夷也」。他們這樣說，目的是要稱王。因為華夏各國的國君，只能稱公稱侯。能稱王的，只有周天子。於是熊渠便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意思也很清楚：我們楚人既然是蠻夷，憑什麼要按照你們中國的規矩來？熊通則更不客氣，乾脆自稱武王，公然與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裡。[16]
這樣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點打擊對象。他們來爭霸，豈非天大的笑話？
可惜這是事實。
我們知道，所謂「春秋五霸」，歷來就有各種說法。但無論哪種說法，都有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可見楚為春秋時期的霸主國，並無爭議。實際上春秋剛剛開始，中原諸夏就已經感到了楚國的威脅。為此，鄭國和蔡國在鄧（疑在今河南漯河市境內）舉行了盟會。這時的鄭君是莊公。以鄭莊公之強，尚且懼楚如此，其他諸夏可想而知。[17]
鄭莊公的恐懼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時的楚君，正是自稱武王的熊通。這時的楚國，則正蒸蒸日上。他們早已控制了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視周邊小國和蠻族部落為盤中餐、囊中物，對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覬覦已久。武王在世時，漢水沿岸姬姓諸國便被楚人吞併已盡。他的兒子文王繼位後定都郢城（今湖北荊州市），又先後滅掉申國（姜姓，在今河南南陽市）、鄧國（曼姓，在今湖北襄陽市）、息國（姬姓，在今河南息縣），征服蔡國（姬姓，此時在今河南上蔡縣），把勢力範圍擴大到了鄭國的家門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過鄭國，因為鄭國是中原的樞紐和門戶。於是，從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鄭，非逼得他們跟自己親善不可。最後一次，鄭文公幾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國投降。想當年，鄭莊公與蔡國結盟，就是為了對付楚國。現在蔡國成了楚人的馬前卒，他們還能依靠誰？
齊桓公。
[14]見《左傳·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訓》稱：「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發文身，以象麟蟲。」
[16]請參看《史記·楚世家》。
[17]事在魯桓公二年，《左傳》稱「始懼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