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是希臘人對獅身人面像的稱呼。不過，古希臘的斯芬克斯卻有兩隻翅膀。這就比古埃及那個長著石灰石腦袋的傢伙顯得輕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時空從雅典飛到費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沒有翅膀就不能飛向遠方。但怎樣飛翔，卻還要看是什麼樣的翅膀。[3]
中華的翅膀，是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
的確，憂患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底色。從《詩·小雅·小旻》的「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再到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憂患意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華史。
這是對的。歷史的經驗證明，任何一個政權，憂患則生，安樂則死。個人也一樣。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范仲淹），詩人們也得「為賦新詞強說愁」（辛棄疾），因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甚至就連妓女丫環、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據說也懂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從而憂國憂民。
但，我們民族又是樂觀的。我們相信「天遂人願」，相信「善惡有報」，相信「事在人為」，相信「事情再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即便有了壞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們「不改其樂」，哪怕「苦中取樂」，也總歸「樂在其中」。
既憂患又樂觀，就有禮有樂。禮就是理，講倫理，講秩序，體現憂患；樂就是樂，講快樂，講和諧，造就樂觀。禮和樂，是兩個基本點，也是兩隻翅膀。
那麼，希臘的翅膀是什麼？
科學精神和藝術氣質。
正如羅馬人癡迷於法律，希臘人則陶醉於科學。希臘人的科學不是實用主義的，他們是「為思想而思想，為科學而科學」。所以，他們能把埃及人用於測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術變成幾何學，也能把巴比倫的占星術變成天文學。有科學這雙翅膀，希臘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達米亞媽媽，成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紀前後出土。《幾何原本》成書於公元前3世紀左右，被認為是歐幾里德結合前人成果以及其個人創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書共十三卷，以演繹法作為基本理論，總結了平面幾何五大公設。它是歐洲數學的基礎，在兩千多年間，被譽為歷史上最成功的教科書，更成為嚴密思維的範例。
安提基特拉機械建造於公元前2 世紀左右，目前已發現82 塊殘骸。這件古希臘天文學和數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齒輪裝置。通過研究殘骸上的齒輪，結合鐫刻的希臘銘文操作手冊，已證實這個機械裝置不僅能計算恆星和行星的位置，還可以預測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臘人又極具藝術氣質。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是「正常的兒童」，也是人類童年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為藝術而藝術，為審美而審美」。這種純粹，使他們即便是在縱慾和淫樂時，也毫無負罪感，更不會道貌岸然。只要幹得漂亮，不管是談天說地，還是尋歡作樂，都會得到滿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敵人。[4]
由此可見，科學和藝術，在希臘人那裡是對立的，也是統一的。它們統一於單純，統一於天然，統一於率真。事實上，希臘藝術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統一。它們在尼采那裡被分別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羅精神），前者體現於音樂，後者體現於造型藝術，尤其是雕塑。
希臘精神是互補的。
同樣，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也是一個互補結構。憂患是底色，樂觀是表情，正如希臘藝術氣質的背後，其實是科學精神。它們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著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風貌。
也許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毀滅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條腿在走路。
然而希臘與中華，卻又迥異其趣。
總體上說，希臘文明是外向和進取的，中華文明則是內向和求穩的。我們的憂患，其實是對亂的恐懼，對治的祈求。因此，儘管兩種文明都有翅膀，飛行方式卻截然不同。希臘人是遠航，我們是盤旋。因為遠航，他們浴火重生；因為盤旋，我們超級穩定。秦漢以後，甚至西周以後，無論怎樣治亂循環改朝換代，都萬變不離其宗。
這又是為什麼？
[3]此節論述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
[4]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