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
我可以嗎？我受寵若驚。
已經有幾位日本設計師在巴黎開店，你的設計不比他們遜色。當然，如果真的打算在巴黎發展，就要花多些時間在這裡。
我考慮一下。
香港的事業放不下嗎？這可是個好機會，別忘了這裡是歐洲，很多人也想在巴黎開店。
放不下的，不是事業，是人。我說。
是的，放不下的，通常都是人。我們放下尊嚴、放下個性、放下固執，都只因為放不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放不下，活著才有意思。我說。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卻沒有把握能夠再和文治一起。
從巴黎回來，踏出機場，我看到他羞澀地站在一角等我。我衝上去，緊緊地抱著他。
對不起。他在我耳邊說。
我以為你以後再也不理我。
我做不到。
和我一起搬過去好嗎？如果你不去，我也不去。
他終於點頭。
搬到新屋以後，良湄就住在我們樓下，熊弼仍然住在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偶爾才在良湄家裡過夜。良湄也不是時常在家裡的，她有時候在傅傳孝家裡過夜。傅傳孝是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我見過他幾次，良湄好像真的愛上了他。傅傳孝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無法理解這種男女關係，既然大家相愛，那何不回去了結原本那段情？為什麼偏偏要帶著罪疚去欺騙和背叛那個愛你的人？
因為我愛著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男人，你不是也說過，每個女人生命裡，都應該有一個楊弘念、一個徐文治嗎？良湄說。
但我不會同時愛著他們。
沒有一種愛不是帶著罪疚的。罪疚愈大，愛得愈深。徐文治對你的愛，難道不是帶著罪疚嗎？
有罪疚不一定有愛，許多男人都是帶著罪疚離開女人的。我說。
那是因為他對另一個人的罪疚更深。
文治為什麼要對我覺得罪疚？
他覺得他累你在外面飄泊了好幾年，如果他能夠勇敢一點，如果不是那次地震，你就不會一個女孩子孤零零去紐約，這是他跟哥哥說的。
那天晚上，我特地下廚弄了一客意大利檸檬飯給文治，這個飯是我在意大利學到的。
好吃嗎？
很香。他吃得津津有味，為什麼突然下廚，你的工作不是很忙嗎？
因為我想謝謝你——
為什麼要謝謝我？
謝謝你愛我——我從後面抱著他，如果沒有了你，我的日子不知怎麼過。
也許過得更自由——
我才不要。
這個時候，傳真機傳來一封信。
會不會是給我的？他問。
我去拿。
信是歌迪亞從巴黎傳真來的，她問我到巴黎開店的事考慮過沒有？她說，想替我作一個專訪。
是誰的？文治問。
沒用的。我隨手把信擱在飯桌上，我去廚房看看檸檬派焗好了沒有？
你要到巴黎開店嗎？他拿著那張傳真問我。
我不打算去。我說。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沒時間——我把檸檬派放在碟子上，出去吃甜品吧。
真的是因為沒時間嗎？
我不想離開你，這個理由是不是更充分？我摸摸他的臉。
你不要再為我犧牲。
我沒有犧牲呀。
你不是很想成名的嗎？
我已經成名了。
在巴黎成名是不同的。
即使在那邊開店，也不一定會成名，在香港不是已經很好嗎？
他顯得很不開心。
我並沒有犧牲些什麼，我不是說過討厭別離嗎？我抱著他，幸福地把臉貼在他的脖子上。
你不是也說過不想做一隻蓑衣蟲，一輩子離不開一件蓑衣的嗎？
如果你就是那件蓑衣，我才不介意做一隻蓑衣蟲。
他輕撫我的頭髮說：我不想你有一天後悔為了我，而沒做一些事。
我不會。我說。
九六年十二月裡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在家裡，良湄來按門鈴。
你還沒睡嗎？她問我。
沒這麼早。
我和傅傳孝的事讓熊弼知道了。
是誰告訴他的？
有人碰見我們兩個。
那你怎麼說？
當然是否認。她理直氣壯地說。
他相信嗎？
他好像是相信的。他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他不會相信一些令自己傷心的事。她苦笑。
你跟傅傳孝到底怎樣？
大家對大家都沒要求、沒承諾，也沒妒忌，這樣就很好，不像你和文治，愛得像檸檬。
什麼像檸檬？我一頭霧水。
一顆檸檬有百分之五的檸檬酸、百分之零點五的糖，十分的酸，一分的甜，不就像愛情嗎？我和傅傳孝是榴槤，喜歡吃的人，說它是極品，不喜歡的說它臭。
那熊弼又是哪一種水果？我笑著問她。
是橙。雖然沒個性，卻有安全感。
你改行賣水果嗎？
你說對了一半，我這陣子正忙著處理一宗葡萄訴訟案，正牌的葡萄商要控告冒牌葡萄的那個。
良湄走了，我在想她說的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文治回來時，我問他：
如果愛情有十分，有幾多分是酸，幾多分是甜？良湄說是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是嗎？
沒有那十分的酸，怎見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來，我們都不過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們吃那麼多苦，只為嘗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第二天是週末，下午，良湄來我家裡一起佈置聖誕樹。文治從電視台打電話回來。
良湄在嗎？他很凝重的問我。
她正巧在這裡，有什麼事？
熊弼出了事。
什麼事？良湄問我。
熊弼在大學實驗室裡做實驗，隔壁實驗室有學生不小心打翻了一瓶有毒氣體，熊弼跑去叫學生們走避，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結果吸入大量有毒氣體。他自行登上救護車時，還在微笑，送到醫院之後，不再醒來。醫生發現他肺部充滿了酸性氣體，無法救活。
良湄在醫院守候了三天三夜，熊弼沒機會睜開眼睛跟她說一句話就離開了。
我最後一次見熊弼，是在方維志公司喬遷的酒會上，他落落寡歡地站在一角。他幽幽地跟我說：長大是很痛苦的。現在他應該覺得快樂，他從此不再長大了。臨走的時候，他跟我說再見。他像小孩子那樣，輕輕地跟我揮手。
別離，成了訣別。他永遠不知道，他愛的女人，一直背叛他。背叛，是多麼殘忍的事。
喪禮結束之後，我在良湄家裡一直陪伴著她。傅傳孝打過幾次電話來，她不肯接。她老是在客廳和廚房裡打轉。
那個葡萄商送了幾盒溫室葡萄給我，你要不要試試？她問我。
我搖頭。
過了一會兒，她又問我：你要不要吃點什麼的？我想看著你吃東西。
我勉強在她面前吃了幾顆葡萄。
又過了一會兒，她老是走到廚房裡，不停地洗手。
良湄，你別再這樣。我制止她。
他臨走的前一天，我還向他撒謊。她哀傷地說。
你並不知道他會發生意外。我安慰她。
他是不是不會再回來？她淒然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她。
我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聽說每個人在天上都有一顆星，他死了的話，屬於他的那顆星就會殞落。下一次，你看到流星，就跟流星說對不起吧，他會聽到的。
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不會這樣對他。她含淚說。
為什麼我們總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可預知的重逢裡，我們以為總會重逢，總會有緣再會，總以為有機會說一聲對不起，卻從沒想過每一次揮手道別，都可能是訣別，每一聲歎息，都可能是人間最後的一聲歎息。
我安頓良湄睡好，回到自己家裡。
她怎麼了？文治問我。
我一股腦兒撲進他懷裡。
我們結婚好嗎？我問他。
他怔怔地望著我。
你肯娶我嗎？我含淚問他。
他輕輕為我抹去臉上的淚水說：
我怎麼捨得說不？
我們明天就去買戒指。我幸福地說。
第二天，我們到蒂芬妮珠寶店買結婚戒指。
我選了一對白金戒指。
這個好嗎？我把戒指套在左手無名指上，問文治。
你喜歡吧。他說。
你也試試看。我把戒指穿在他的無名指上。
有我們的尺碼嗎？我問售貨員。
對不起，兩位的尺碼比較熱門，暫時沒有貨。她說。
什麼時候會有？我問。
如果現在訂貨，要三個月時間。
三個月這麼久？我愣了一下，不是空運過來的嗎？
不錯是空運，但戒指是有客人訂貨才開始鑄造的，全世界的蒂芬妮都集中在美國鑄造，所以要輪候。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只肯要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真的要等三個月？我問。
兩位是不是已經定了婚期？
還沒有。文治說。
要不要到別處去？我問文治，三個月太久了。
你喜歡這枚戒指嗎？他問我。
我看著手上的戒指，真的捨不得除下來。我唸書時就渴望將來要擁有一枚蒂芬妮的結婚戒指。
既然喜歡，就等三個月吧。文治說。
對呀，結婚戒指是戴一輩子的，反正兩位不是趕婚期。那位售貨員說。
你替我們訂貨吧。文治說。
謝謝你，徐先生。戒指來到，該通知哪一位？
通知我吧。我說。
那位售貨員開了一張收據給我們。
戒指來到，可以刻字。她說。
我珍之重之把單據藏在錢包裡。
三個月，太漫長了。我緊緊握著文治的手，走在熙來攘往的街上，三個月後，會一切如舊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到別處買戒指？我再三問他。
你擔心什麼？他笑著問我。
我想快點嫁給你。
都那麼多年了，三個月就不能等嗎？他笑我。
我們不也曾三番四次給時間播弄嗎？卻再一次將愛情交給時間。
第二天回到辦公室，我把未來三個月要到外地的活動全部取消。我要留在文治身邊。
一天，他喜孜孜地告訴我，他和一個朋友正在做一宗把推土機賣到國內的生意。
國內修築公路，需要大量的推土機，但是省政府沒有足夠的錢買新的機器，馬來西亞的瑞士制舊推土機，經過翻新之後，性能仍然很好，達到新機的七成水準，價錢卻只是新機的三成。我們就把這些推土機賣給公路局，一來可以幫助國家建設，二來可以賺錢，利潤很不錯。他躊躇滿志地告訴我他的大計。
你那個朋友是什麼人？
他是做中國貿易的，是我中學的同學，我們偶然在街上碰到，他跟我提起這件事，他原來的夥伴因為不夠錢而退出，但是馬來西亞那邊已談好了，現在就要付錢。
他為什麼要找你合作？
他的資金不夠，我們要先付錢買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機，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記者，又曾經到國內採訪，他覺得我可靠，我們過兩天就會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見面。
你這個同學靠得住嗎？
我們中學時很談得來的，你以為我會被人騙倒嗎？
當然不會，但你畢竟很多年沒見過他——
我和他一起去見公路局的人，還有假的嗎？
你為什麼忽然會有做生意的念頭？你從前不是不喜歡做生意的嗎？
這是很有意義的生意。他拍拍我的頭說，放心吧。
要投資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輕鬆地說，我看得出他投資了很多，為了不想我擔心，故意裝著很輕鬆。
我總是覺得他過份樂觀。他這個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適合做生意。
良湄日漸復原過來，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決定暫時不把結婚的事告訴她，況且我們根本沒打算大事慶祝。
那天，她心情比較好，我陪她到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午飯。
你還有見傅傳孝嗎？我問她。
偶然也有見面，別誤會，我們現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種，事實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我一直以為熊弼是個拒絕長大的男人，實際上，他是個勇敢的人，他在那個關頭，仍然願意最後一個離開。我怎麼可能愛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個就在我身邊。
我們總是過後才知道。我說。
飯後，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你要一塊吧，我不敢要。良湄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剝成兩瓣，取出簽語。
寫些什麼？良湄問我。
簽語上寫的是：
離別與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戲，習慣了，也就不再悲愴。
離別了，不一定會重逢。良湄說。
我要跟誰離別，又跟誰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後，我到超級市場買酒，還有二十天就是三個月了，我要買一瓶酒留待拿結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慶祝。
在那裡，我見到楊弘念，我們離別了又重逢，原來簽語上說的，就是他。許多年不見了，他滄桑了很多。這幾年來，他也在洛杉磯和加拿大那邊發展。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首先開腔。
他手上捧著幾瓶白酒，說：回來一個多月了。
哦。什麼時候改變口味的？那邊有天國蜜桃。
我現在什麼都喜歡嘗試，近來愛上這個。
是這樣——
聽說你要結婚。
你怎麼知道？我驚訝。
有人看到你去買結婚戒指。你忘了你現在是名女人嗎？年輕、漂亮，是時裝界的神話，很多人認得你。
是的，我快要結婚了。
是不是嫁給那個新聞播報員？
我點頭，問他：你近來好嗎？
怎可能跟你比較，你是如日中天。
沒有你，也沒有我。我由衷地說。
只有人記得周蜻蜓，怎會有人記得她是楊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澀。
你教了我很多東西。
你很幸運，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說過我會很好的嗎？
我沒想到你可以去到這個境界。他眼裡充滿了忌恨。
我從沒想過他會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澀。他從前的高傲，彷彿一去不回。我曾經以為，他深深地愛著我，難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嗎？抑或，他對我的愛，從來也是出於妒意，因為想佔有，因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個紅玫瑰和夜鶯的故事，不過是一個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見。他說。
再見。我跟他說。
我不想再見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邊，緊握著他的手，那樣我覺得很安全。文治卻在床上輾轉反側。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
沒事。他說。
是不是那批推土機出了什麼問題？
那批機器沒問題。他說。
接著那幾天，他總是愁眉深鎖。
那天晚上，良湄走來找我。
文治不在嗎？她問。
還沒有回來，我剛好想找人陪我吃飯，你有空嗎？
我有件事要告訴你——她凝重地說，關於文治的。
什麼事？
外面有人說他賣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機到國內，欺騙省政府的金錢。
誰說的？
是電視台新聞部的人傳出來的。有記者上去採訪別的新聞，公路局的幹部告訴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兩成功能，完全不合規格的推土機賣給他們，那個幹部認得文治是香港記者。聽說他們已經扣起打算用來買推土機的錢。
到了晚上，文治回來。我問他：
推土機的生意是不是出了問題？
你聽誰說的？
無論外面的人怎樣說，我只會相信你。
那就不要問。
但是我關心你，外面有些傳言——
是嗎？你已經聽到了。
我不相信你會欺騙別人。
他突然慘笑：是我被人欺騙了！怎麼樣？那些馬來西亞的推土機根本不能用，他騙我說有原來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經用了五年，他騙我說只用了兩年。
現在怎麼辦？
同行都知道我賣沒用的推土機欺騙同胞——他沮喪地坐在椅子上。
你應該澄清一下。
有什麼她澄清的？他傷心地說，我根本就是個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個十多年沒見的人，什麼賣推土機幫助國家，我連這種騙術都看不出來！
那是因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為我貪心！我想賺大錢。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輩子待在電視台裡！我不想別人說我女朋友的名氣比我大，賺錢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著他：你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們都快結婚了。
這是現實。他含淚說。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淚水：我們做的根本是兩種不同的工作，我從來沒有這樣想。你知道我多麼害怕失去你嗎？
我輕輕撫摸他的臉、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歡這樣撫摸你，永遠也不會厭倦。
他緊緊地抱著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輕輕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禍首也許不是那個賣推土機的騙子，而是我。他本來是個出色而自信的人，因為愛我，卻毀了自己。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對不起，我不能夠跟你結婚。他說。
為什麼？我愣住。
我們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樣——他難過地說。
不會的。我抱著他不肯放手。
你還記得幸福餅裡的簽語嗎？是的，年少時候的夢想和憧憬，我已經忘了，我現在是個俗不可耐，充滿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開我的手，站起來說：
別這樣。
我愛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愛你。
那為什麼要分開？我哭著問他。
因為用十分的酸來換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長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沒有了我，你會更精采、更成功。
沒有了你，成功有什麼意思？我不要成功！我們可以像從前一樣，我們以前不是很開心的嗎？我哀哀地說。
人也許能飛向未來，卻不可能回到過去。你忘記了那句簽語嗎？幸福餅的簽語是很靈驗的。他淒然說。
我們那麼艱苦才能夠走在一起，不可能分開的，我不甘心！
對不起。
他收拾東西離開，臨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說：祝你永遠不要悲傷。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來。
那年我在倫敦買給他的花仙子銀相框，依然放在案頭上。上面鑲著一張我的照片、一張他的照片，還有那張我們兒時在公園裡偶爾相遇的照片。
葉散的時候，你明白歡聚。
花謝的時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們分手了。
十多天後，蒂芬妮珠寶店通知我，我們要的那一對結婚戒指已經送來了，隨時可以去拿。
我獨個兒去領回戒指。
要刻字嗎？女售貨員問我。
不用了。
難道我不知道這戒指是為誰而買的嗎？
我早就說過，三個月太久。
我把兩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無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條項鏈掛在脖子上。
我沒有找他。他曾給我最好的愛，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為我而毀了自己。
他申請長駐北京工作，我只能偶爾在新聞裡看到他。
不合理的聯繫匯率維持了十四年，依然沒有改變，我們的愛情，卻已經變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為了那所謂的成名奮鬥。
九七年五月，暮色蒼茫的夏天，我從紐約回來，跟良湄在中環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他步上救護車的時候還在微笑，下一刻卻不再醒來，他這樣突然地離開，我怎可以忘記他？十年後，二十年後，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記他所有的缺點。
我失笑。
你笑什麼？她問我。
令愛永恆的，竟是別離。我說。
是的，唯一可以戰勝光陰的，就是回憶。
末了，女侍應送來一盤幸福餅。
隨便拿一塊，看看你的運程。侍應慇勤地說。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說。
我隨手拿了一塊幸福餅，取出裡面的簽語紙。紙上寫著：
人生便是從分離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個人時裝展上，我用數千顆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裝，穿在模特兒身上，成為該天的焦點。在璀璨燈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顆顆晶瑩的眼淚，這是一襲離別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個新的時代降臨，整天下著滂沱大雨，是我們相識的那場雨，我穿著那件檸檬黃色的雨衣，一個人走在時代廣場外面。偌大的電視屏幕上，播出了離別之歌。
離別本來就是人類共通的無奈。我聽到文治的聲音說。
驀然回首，他在電視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樣沉實而敦厚，使人義無反顧地相信。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依然願意用十分的酸來換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夠飛向未來，卻不能回到過去。
離別了我，他也許活得更好。我們努力活得燦爛，期望對方會知道。在未可預知的重逢裡，我們為那一刻作好準備。
記者徐文治在北京的報導。他殷殷地說。
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彷彿聽到他這樣說。三月裡的幸福餅，我們一起吃的第一塊幸福餅，不是這樣說的嗎？
電視畫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廣場上，只有我，孤零零一個人，看著國旗升降，他曾送給我十二顆藏著國旗的玻璃珠，祝願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價是失去了他，我不願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捨得跟屏幕告別，然而，愛，是美在無法擁有。
走著的時候，脖子上的結婚戒指叮叮作響。誰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離開廣場，我一個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廳，等待那一盤幸福餅。
隨便抽一塊，占卜你的運程。女侍應微笑說。
我拿起一塊幸福餅，只是，這一次，我不敢再看裡面的簽語。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