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通訊

聖陶兄:

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動身,二十四日到哈爾濱。這至少是個有趣的地方,請聽我說哈爾濱的印象。

這裡分道裡,道外,南崗,馬家溝四部分。馬家溝是新辟的市區,姑不論。南崗是住宅區,據說建築別有風味;可惜我們去時,在沒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國式的市街,我們只走過十分鐘。我所知的哈爾濱,是哈爾濱的道裡,我們住的地方。

道裡純粹不是中國味兒。街上滿眼是俄國人,走著的,坐著的;女人比那兒似乎都要多些。據說道裡俄國人也只十幾萬;中國人有三十幾萬,但俄國人大約喜歡出街,所以便覺滿街都是了。你黃昏後在中國大街上走(或在南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擁擁擠擠的熱鬧勁兒。上海大馬路等處入夜也鬧攘攘的,但亂七八糟地各有目的,這兒卻幾乎滿是逛街的。

這種忙裡閒的光景,別處是沒有的。

這裡的外國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國人之上,可是也並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國人之下。中國人算是不讓他們欺負了,他們又怎會讓中國人欺負呢?中國人不特別尊重他們,卻是真的。他們的流品很雜,開大洋行小買賣的固然多,駕著汽車沿街兜攬乘客的也不少,赤著腳愛淘氣的頑童隨處可見。這樣倒能和中國人混在一起,沒有什麼隔閡了。也許因白俄們窮無所歸,才得如此;但這現象比上海瀋陽等中外雜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上海瀋陽冷眼看著,是常要生氣,常要擔心的。

這裡人大都會說俄國話,即使是賣掃帚的。他們又大都有些外國規矩,如應諾時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潔之類。但他們並不矜持他們的俄國話和外國規矩,也沒有賣弄的意思,只看做稀鬆平常,與別處的「二毛子」大不一樣。他們的外國化是生活自然的趨勢,而不是奢侈的裝飾,是「全民」的,不是少數「高等華人」的。一個生客到此,能領受著多少異域的風味而不感著窒息似的;與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貴族消夏地的青島,北戴河,宛然是兩個世界。

但這裡雖有很高的文明,卻沒有文化可言。待一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大致不會教你膩味,再多可就要看什麼人了。這裡沒有一月像樣的書店,中國書外國書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戶裡雖放著幾本俄文書,想來也只是給商人們消閒的小說罷。最離奇的是這裡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達」,「民娘九爾」,「阿立古鬧如次」等譯音,不知出於何人之手。也難怪,中等教育,還在幼稚時期的,已是這裡的最高教育了!這樣算不算梁漱溟先生所說的整個歐化呢?我想是不能算的。哈爾濱和哈爾濱的白俄一樣,這樣下去,終於是非驢非馬的畸形而已。雖在感著多少新鮮的意味的旅客的我,到底不能不作如此想。

這裡雖是歐化的都會,但閒的處所竟有甚於北平的。大商店上午九點開到十二點,一點到三點休息;三點再開,五點便上門了。晚上呢,自然照例開電燈,讓炫眼的窗飾點綴坦蕩蕩的街市。穿梭般的男女比白天多得多。俄國人,至少在哈爾濱的,像是與街有不解緣。在巴黎倫敦最熱鬧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罷了。街兩旁很多休息的長椅,並沒有樹蔭遮著;許多俄國人就這麼四無依傍地坐在那兒,有些竟是為了消遣來的。閒一些的街中間還有小花園,圍以短短的柵欄,裡面來回散步的不少。--你從此定可以想到,一個廣大的公園,在哈爾濱是決少不了的。

這個現在叫做「特市公園」。大小彷彿北平的中山公園,但佈置自然兩樣。裡面有許多花壇,用各色的花拼成種種對稱的圖案;最有意思的是一處入口的兩個草獅子。是蹲伏著的,滿身碧油油的嫩草,比常見的獅子大些,神氣自然極了。園內有小山,有曲水,有亭有橋;橋是外國式,以玲瓏勝。水中可以划船,也還有些彎可轉。這樣便耐人尋味。又有茶座,電影場,電氣馬(上海大世界等處有)等。這裡電影不分場,從某時至某時老是演著;當時頗以為奇,後來才知是外國辦法。我們去的那天,正演《西遊記》;不知別處會演些好片子否。這公園裡也是晚上人多;據說俄國女人常愛成排地在園中走,排的長約等於路的闊,同時總有好兩排走著,想來倒也很好看。特市公園外,警察告訴我們還有些小園子,不知性質如何。

這裡的路都用石塊築成。有人說石頭路塵土少些;至於不用柏油,也許因為冬天太冷,柏油不經凍之故。總之,塵土少是真的,從北平到這兒,想著塵土要多些,那知適得其反;在這兒街上走,從好些方面看,確是比北平舒服多了。因為路好,汽車也好。不止坐著平穩而已,又多!又賤!又快!滿街是的,一揚手就來,和北平洋車一樣。這兒洋車少而貴;幾毛錢便可坐汽車,人多些便和洋車價相等。開車的俄國人居多,開得「棒」極了;拐彎,倒車,簡直行所無事,還讓你一點不擔心。巴黎倫敦自然有高妙的車手,但車馬填咽,顯不出本領;街上的Taxi有時幾乎像驢子似的。在這一點上,哈爾濱要強些。胡適之先生提倡「汽車文明」,這裡我是第一次接觸汽車文明了。上海汽車也許比這兒多,但太貴族了,沒有多少意思。此地的馬車也不少,也賤,和五年前南京的馬車差不多,或者還要賤些。

這裡還有一樣便宜的東西,便是俄國菜。我們第一天在一天津館吃麵,以為便宜些;那知第二天吃俄國午餐,竟比天津館好而便宜得多。去年暑假在上海,有人請吃「俄國大菜」,似乎那時很流行,大約也因為價廉物美吧。俄國菜份量多,便於點菜分食;比吃別國菜自由些;且油重,合於我們的口味。我們在街上見俄國女人的脛癡肥的多,後來在西伯利亞各站所見也如此;我們常說,這怕是菜裡的油太重了吧。

最後我要說松花江,道裡道外都在江南,那邊叫江北。江中有一太陽島,夏天人很多,往往有帶了一家人去整日在上面的。島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游泳,其次許就算划船。我不大喜歡這地方,因為毫不整潔,走著不舒服。我們去的已不是時候,想下水洗浴,因未帶衣服而罷。島上有一個臨時照相人。我和一位徐君同去,我們坐在小船上讓他照一個相。岸邊穿著游泳衣的俄國婦人孩子共四五人,跳跳跑跑地硬擠到我們船邊,有的浸在水裡,有的爬在船上,一同照在那張相裡。這種天真爛漫,倒也有些教人感著溫暖的。走方照相人,哈爾濱甚多,中國別的大都市裡,似未見過;也是外國玩意兒。照得不會好,當時可取,足為紀念而已。從太陽島劃了小船上道外去。我是剛起手划船,在北平三海來過幾回;最痛快是這回了。船夫管著方向,他的兩槳老是伺候著我的。槳是洋式,長而勻稱,支在小鐵叉上,又穩,又靈活;槳片是薄薄的,彎彎的。江上又沒有什麼萍藻,顯得寬暢之至。這樣不吃力而得討好,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們一夥兒便離開哈爾濱了。

此信八月三十一在西伯利亞車中動手寫,直耽擱到今日才寫畢。在時間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長的信了,一切請原諒罷!

弟自清,1931年10月8日,倫敦。

聖陶兄: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伯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亞,眼前便彷彿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著,或者凜冽的北風吹著,或者連天的冰雪蓋著。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敕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卻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千里的青綠,倒將西伯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著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伯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伯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樣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著,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隻,還在微風中動搖著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L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為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得郭沫若君的詩裡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像。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著湖邊走了。向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的平靜,沒有一個帆影,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多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麼時候完的。

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著的河水,在幾里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峰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著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里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著緩緩地划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只有三個。上車時想著能老佔著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搬到別屋裡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告訴我們的。從前來者都只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不」字用得最多,伴著的是一搖頭。這自然乾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LH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裡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只能說些單字。LH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為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著,「血!」「血!」說中國只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麼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著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學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志--啤酒,」一面指著飯車那方面。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著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著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著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後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羨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羨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面剝著松子(沿路見俄國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嗑著,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裡等著他呢。又指著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髮,紫臉膛,繞腮鬍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誌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著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吃飯,侍者穿著小禮服,鞠著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著,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弟自清,1931年11月15日,倫敦。

《朱自清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