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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