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長

【原文】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誌》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范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譯文】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裡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賢人的主要特徵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所謂聖人,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元阻。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瞭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裡。達到這種境界的才是聖人。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

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貢高我慢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憤世疾俗者的作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

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推讓,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作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好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朝廷裡的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只求元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閒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吹噓呼吸,吞吐空氣,做一些黑熊吊頸、飛鳥展翅的運動,只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 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尤處不安適悠閒,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談無極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英雄豪傑怎樣怎樣。但是什麼樣的人才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名的專講謀略的《玉鈴經》(亦即《素書》)中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 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鑒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系,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燭照下屬,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嫌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貧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

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

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制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

范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伊尹。呂望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帥,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面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子產、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弘大量,喜歡推崇一些人,譏刺河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

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面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制,垂范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做這種工作叫“儒學”。漢代儒生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只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孔子家語》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瞭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的品質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頭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

孔子在這裡所說的,意思是對人才的品行之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

《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