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籐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麼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著男孩髮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於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繫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紮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像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台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台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齣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裡,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忽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於是,台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刮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佈,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裡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後,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裡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幾乎全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氣。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寧格勒代表一個勁兒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淨在一邊看熱鬧,心裡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異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決不會聽命於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麼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裡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爾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麼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於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嚥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幹的就是一件事——製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鬥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後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隻鋪著白檯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傢俱。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乾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捨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並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樑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裡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並不那麼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裡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裡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裡,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麼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瞭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將會怎樣。臨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聲叮嚀他:“柯察金同志,別忘記我對您的友情。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她從窗口看著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著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裡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那個德國人滿頭金髮,長著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譯者〕。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並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保爾瞭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回他舊傷復發,又倒在床上。儘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氣。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乾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著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裡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著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鬢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傑尼奧夫。這裡的確有五個民族: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勃涅由於同住一個病室而成了朋友。瑪爾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為語言相通而親近起來,使列傑尼奧夫和保爾結交的則是國際象棋。

  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尼奧夫到來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裡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一場頑強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手裡奪過這個稱號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平時從來不動感情,這次敗在保爾手裡,心情卻很不平靜,一直對他耿耿於懷。不久,療養院來了一位高個子老頭,他雖然五十歲了,看上去卻非常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對方是強手,不慌不忙地開了一個後翼棄卒局。列傑尼奧夫不吃棄卒,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作為“冠軍”,有義務同每個新來的棋手都下一盤。下棋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著觀看。走到第九步上,保爾就發現,列傑尼奧夫那些沉著挺進的小卒在向他步步進逼。保爾這才明白他遇到了勁敵,悔不該對這場比賽掉以輕心。

  經過三小時鏖戰,儘管保爾聚精會神,使盡一切招數,還是不得不認輸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敗無疑。保爾看了他的對手一眼。列傑尼奧夫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要失敗了。愛沙尼亞人瓦伊曼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巴不得保爾一敗塗地,但是卻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卒。”保爾說。這句話只有列傑尼奧夫聽得懂,他點了點頭,表示讚許。

  五天裡保爾同列傑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勝一和。

  瓦伊曼興高采烈地說:“好極了,謝謝您,列傑尼奧夫同志!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該!他把我們這幫老棋手全給打敗了,可他自己還是在一個老頭手裡栽了跟頭。哈哈哈!……”

  接著,他嘲弄這個曾經戰勝過他的敗將說:“怎麼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然失去了棋壇榮譽,卻結識了列傑尼奧夫,後來列傑尼奧夫成了他非常敬愛和親近的人。保爾這次棋賽敗北並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輸給精通棋藝的大師。

  保爾和列傑尼奧夫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期:保爾出生和列傑尼奧夫入黨正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鬥爭,蹲過沙皇監獄,後來一直擔任國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雖然只有短短八年的鬥爭經歷,但是這八年卻抵得上好幾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和被摧毀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裡傳出來的。晚上,十一號房間裡很熱鬧。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點黃|色笑話,對這類東西他總是津津樂道。

  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於用機巧辛辣的嘲諷堵他的嘴;如果不見效,保爾就出面干預。比如有一回,瑪爾塔說:“瓦伊曼,你最好問問大伙,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保爾接著用不平靜的語氣說:“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人怎麼會……”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兩隻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臉上掃了一下,說:“看來得在政治教育委員會設一個道德督察處,並且推舉柯察金當督察長。對瑪爾塔我還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當然的反對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像個共青團小寶寶似的……再說,我根本就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雞。”

  在這場關於共產主義倫理的激烈爭論之後,說黃|色笑話被當做一個原則問題提出來討論。瑪爾塔把各種不同觀點翻譯給埃勃涅聽。

  “黃|色笑話不很好,我和保夫魯沙看法一樣。”埃勃涅表態說。

  瓦伊曼只好退卻了。他竭力用開玩笑來打掩護,但是,從此以後再也不講這類笑話了。

  保爾一直以為瑪爾塔是個共青團員。他估計她大約只有十九歲。但是有一次他同瑪爾塔談天,吃了一驚,原來她已經三十一歲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黨,而且是拉脫維亞共|產|黨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將她判處槍決,後來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蘇維埃政府贖換回來。現在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在大學進修,不久就可以畢業。保爾沒有留意他們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但是這個常來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脫維亞人已經成了他們“五人小組”的不可缺少的成員。

  一個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脫維亞人,調皮地逗她說:“瑪爾塔,你那可憐的奧佐爾在莫斯科怎麼過呀?這麼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響起床鈴之前一分鐘,療養院裡總有一隻公雞大聲啼叫。埃勃涅學雞叫真是學到家了。院裡的工作人員到處尋找這只不知從哪裡鑽進來的公雞,但是毫無結果。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不許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難過。他喜歡這個樂觀、開朗、從來不灰心喪氣的青年布爾什維克,這個年輕人是這樣朝氣蓬勃,卻又這樣早地失去了健康。瑪爾塔告訴他,醫生們都說保爾的未來是不幸的,埃勃涅聽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爾離開療養院,醫生始終沒有允許他下地走動。

  保爾向周圍的人隱瞞著自己的痛苦,只有瑪爾塔根據他那異常蒼白的臉色,才猜出了幾分。出院前一個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的一封信。信裡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並且說,根據療養院的意見,按他目前的健康狀況,不能給他恢復工作。隨信還匯來了一筆錢。

  保爾經受住了這第一次打擊,就像當年向朱赫來學習拳術時,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打擊一樣;那時他也常常被,但總是立刻就站了起來。

  他意外地收到母親的一封來信。老人家在信裡說,她有個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離葉夫帕托裡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她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面了,母親要兒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後,療養院的人全都到碼頭熱情歡送保爾。分別的時候,埃勃涅熱烈地擁抱和親吻保爾,就像送別自己的弟弟一樣。瑪爾塔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保爾沒能向她告別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敞篷馬車把保爾從碼頭拉到一座帶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來。保爾叫陪送他的人去打聽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這裡。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婦人,兩隻黑眼睛抑鬱寡歡,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往日的秀麗;她的兩個女兒廖莉婭和達雅,廖莉婭的小男孩,還有那個胖得像豬似的令人厭惡的老頭子丘察姆。

  老頭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兒達雅在外面幹些粗活,大女兒廖莉婭原先是個打字員,不久前同丈夫——一個酒鬼和流氓——離了婚,現在失業閒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幫助母親管管家務。

  除了兩個女兒以外,阿莉比娜還有一個兒子,叫喬治,他現在在列寧格勒。

  丘察姆一家慇勤地接待了保爾,只有老頭子用不友好的戒備目光仔細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爾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講給阿莉比娜聽,順便也問問她們的生活情況。

  廖莉婭二十二歲。她是個心地淳樸的女子,栗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臉龐寬闊,顯得開朗大方。她和保爾一見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動告訴了他。保爾從她嘴裡瞭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扼殺一切主動精神,不給人絲毫自由,把全家壓得氣都透不過來。他心胸狹隘,目光又短淺,還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膽,因此,兒女們都極端厭惡他,妻子對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來一直反對他的暴虐行為。兩個女兒總是站在母親方面。家裡不斷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愉快。成天都為大大小小的事情慪氣,沒完沒了,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的。

  家裡的第二個禍害是喬治。從廖莉婭的話裡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負,好吹牛,講究吃穿,喜歡喝酒,是個地地道道的浪蕩公子。中學一畢業,喬治這個母親的心肝寶貝,就伸手向母親要錢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學。叫廖莉婭把戒指賣了,你的東西也賣賣。

  反正我得有錢花,你們怎麼弄到錢,那我不管。”

  喬治摸透了母親的脾氣,知道她對他有求必應,因此恬不知恥地利用她的這個弱點。他對兩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們,認為她們比他低一等。母親把從老頭子那裡摳來的錢和達雅的工錢全給兒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學考得一塌糊塗,名落孫山,卻逍遙自在地住在叔叔家裡,接二連三地打電報嚇唬母親,逼她寄錢。

  小女兒達雅,保爾這天很晚才見到。母親在過道裡低聲告訴她來了客人。她靦腆地伸出手,同保爾握手問好。在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面前,她羞得臉一直紅到耳根。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長繭的有力的手。

  達雅滿十八歲了。她長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對深棕色的大眼睛、兩道蒙古型的細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執的紅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歡。帶條紋的工裝上衣,緊緊箍著她那富有彈性的年輕的胸脯。

  姐妹倆各住一間狹小的房間。達雅房間裡有一張小鐵床,一隻櫃櫥,櫃櫥上放著各種小擺設和一面小鏡子,牆上掛著三十來張照片和畫片。窗台上擺著兩盆花——一盆深紅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紗窗簾用一條天藍色的絛帶攏在一邊。

  “達雅從來不歡迎男人進她的房間,可是您看,為您竟破了例。”廖莉婭開妹妹的玩笑說。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兩個老人房間裡喝茶。只有達雅留在自己屋裡,聽大家談話。丘察姆專心致志地攪著茶杯裡的糖。從眼鏡上邊惡狠狠地打量著坐在他對面的客人。

  “還是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腦袋就打開了花,很明顯,是個標準的公子哥兒。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該著他的似的。在這兒搞什麼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幹的好事。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讓他早點滾蛋。這幫黨員在合作社裡就叫我噁心,什麼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們。這下好,家裡又來了一個,鬼知道打哪兒冒出來的。”

  他氣惱地尋思著。為了給客人找點不痛快,他幸災樂禍地問:“今天的報紙讀了吧?你們的領導在火並呢。就是說,別看他們是高層的政治家,跟我們平頭百姓不一樣,暗地裡卻都在拆對方的台。真熱鬧。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後來這兩個人降了職,他們幾個又聯起手來對付那個格魯吉亞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還是有句老話說得好:老爺們打架,小人們遭殃。”

  保爾推開沒有喝完的茶杯,兩隻眼睛冒火似的,盯著老頭子。

  “你說的老爺們指誰?”他一字一句地問。

  “隨便說說罷了。我是個非黨人士,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輕時候當過一陣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閒談,蹲了三個月班房。後來看清了——得多替自己著想,別人的事管不了那麼多。誰也不會白給你吃閒飯。眼下我是這麼個看法:我給你幹活——你給錢,誰給的好處多,我就擁護誰。什麼社會主義啊,對不起,這些廢話全是說給傻瓜聽的。還有什麼自由啊,你給白癡自由,他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呢。我對現今的政府不滿意,那是因為我看不慣時興的那套家庭規矩,還有別的一些說道。倫理道德、社會風尚全扔到了腦後。說結婚就結,說離婚就離。一百個自由。”

  老頭子嗆了一下,咳嗽起來。喘過氣來以後,他指著廖莉婭,說:“這不是,誰也沒問,就跟那個野漢子同居了;跟誰也沒商量,又散了伙。現在倒好,還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太不像話了!”

  廖莉婭痛苦地漲紅了臉,藏起滿眼的淚水,不讓保爾看見。

  “照您這麼說,她倒應該跟那個寄生蟲過下去?”保爾問,兩隻眼睛燃燒著怒火,直瞪著老頭子。

  “本該先看好了,要嫁的是個什麼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談話,她強忍住滿腔惱怒,斷斷續續地說:“我說,老頭子,你幹嗎當著外人的面談這個呢?談點別的不行嗎?”

  老頭子猛地湊到她跟前:“該說什麼,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訓起我來了?眼下這世道,甭管你說什麼,都叫人生氣。

  “比方昨天吧,我聽帕韋爾·安德列耶維奇開導他那幾個女兒,對,好像是他,沒錯。練嘴皮子你是把好手,這我沒說的,可除了嘴皮子,總還得餵飽肚子吧。你就這麼叫她們去過新生活?這幾個傻瓜腦袋什麼都能灌得進去。再說廖莉婭這新生活吧,連飯碗都砸了。失業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們餵飽,然後再叫他們洗腦筋,年輕人。你告訴她們再這樣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們領去,養著去。眼下她們在我這兒,就得聽我的。”

  阿莉比娜預感到風暴即將降臨,她趕快盡量緩和氣氛,說:“廖莉婭夠苦的啦,老頭子,你怎麼能再埋怨她?往後她總會找到工作的,她……”

  老頭子胖乎乎的脖頸上暴起了青筋。他壓根兒沒想壓壓自己的火氣。

  “往後,往後,誰要你的空頭支票?到處都是往後,往後。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個勁兒許願,說往後死了上天堂,如今又來了另一幫神甫。你那個往後頂個屁。到那時候,世界上我這個人都沒了,往後還管什麼用?叫我受苦受難,讓別人過好日子,幹嗎我?還是讓每個人多為自己操點心吧。我看就沒有一個人替我使過勁兒,讓我過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別人創造什麼幸福生活。帶著你們的空頭支票見鬼去吧!早先每個人都替自己幹,攢下錢,要什麼有什麼。如今這幫人開始建設共產主義,什麼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嚕一聲,惡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爾坐在丘察姆近旁,對這個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塊產生了一種生理上的厭惡。這老頭是舊時代苦役犯世界的縮影,在那個世界裡,人和人都是死敵。獸性的利己主義經常暴露出來,不足為怪。保爾把已經到了嘴邊的激烈言辭又嚥了回去。剩下的願望只有一個——還是要給這個可惡的生物來個當頭棒喝,把他頂回去,頂到他剛才冒出頭來的那個老窩的底裡去。他鬆開咬緊的牙關,胸口頂住桌子邊沿,說:“波爾菲裡·科爾涅耶維奇,你很乾脆,請允許我也直言相告。像您這樣的人,我們國家是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是不是願意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有一支偉大的、強有力的建設大軍。要阻擋他們史無前例的進軍,連國際帝國主義也辦不到,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你們要大一些。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這場變革。至於你們這樣的人,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都將被強制去為建設新社會而工作。”

  丘察姆懷著掩飾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爾。

  “他們要是不服從呢?你知道,暴力會引起反抗。”

  保爾把一隻手緊緊壓在杯子上。

  “那我們就……”保爾抓住杯子,猛一使勁,只聽卡嚓一聲,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進了盤子裡。

  “你手輕點,年輕人。一隻杯子八十六個戈比呢。”丘察姆來火了。

  保爾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對廖莉婭說:“請你明天幫我買十隻杯子,厚點,帶稜的。”

  夜裡,保爾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個偶然的機緣使他來到這裡,不由自主地捲入了他們的家庭悲劇。他在考慮,怎樣才能幫助她們母女衝出牢籠。保爾自己的生活正在剎車,他本人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眼前要採取果斷的行動,比任何時候都困難。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母女三人永遠離開老頭子。但是。這件事並不那麼簡單。發動這場家庭革命,他現在力不從心,再過幾天他就要離開這裡,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那麼就一切聽其自然,不在這低矮窄小的屋子裡揚起積塵?但是,老頭子那副可憎的模樣實在使他不能平靜。保爾擬了好幾個方案,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床搭在廚房裡,隔壁是達雅的臥室,她想東想西,心神不寧,也沒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婭和保爾在她的小房間裡,一直談到深夜。過去慶祝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遠遠地看到過,如今其中的一個就近在眼前,這在她這輩子中還是頭一回。這個人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父親立下的規矩,使他們一家人離群索居,縮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裡,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她在碼頭上縫糧食口袋,下了班必須馬上跑回家,一小時以後,又要趕到父親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掃房間,擦地板,一直幹到半夜。只有禮拜天才有幾個鐘頭空閒時間,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間裡,有時同小姐妹們去看場電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條暗淡的灰色帶子。母親只疼愛一個兒子。他長得像母親。這是一種盲目的、偏心眼的愛。喬治長成了個懶蟲。吃的,穿的,最好的都盡他挑。兩個女兒母親一點不放在心上。達雅和廖莉婭怎麼也弄不明白母親對孩子這樣偏愛到底是什麼原因,不過姐妹倆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達雅,喬治認為她生來只配做吃力不討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單是喬治一個人這樣認為。這樣一來,干牛馬活的特權慢慢就歸她專有了。凡是別人不肯幹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滿情緒流露,喬治馬上厚顏無恥地瞇起一隻右眼——這個表示輕蔑的表情他是從加裡·皮爾那裡學來的——咂著嘴挖苦她說:“呵,這腦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沒想到。”

  眼下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小伙子,帶來一股清新而又強勁的風。她告訴他,兩年來她幾乎沒有讀過一種報,對共青團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而且多半是聽父親說的,而父親是從來不放過機會臭罵那些他稱之為“放蕩姑娘”的女共青團員的。達雅向保爾介紹自己的這些情況時,她是多麼難以啟齒啊。

  達雅知道,父親對保爾的到來極為不滿,而母親因為父親無理取鬧,已經發作了一次心臟病。

  “他也許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親談過這場話,他不會再留下。他一走,家裡一切都恢復原樣。我真傻,想他做什麼呢?一個人偶然來了,又走了,再過一天,他什麼都忘光了。”

  達雅懷著一種莫名的憂傷,想到這裡,不知道為什麼心裡特別難過,一頭扎進枕頭,痛哭了起來。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爾上街回來,只有達雅一個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親戚家串門去了。

  保爾走進她的房間。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怎麼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問她。

  “我哪兒也不想去。”她輕聲回答。

  他想起夜裡考慮過的幾個方案,決定試探一下,看看她的反應。

  為了趕在家裡人回來之前結束這場談話,他開門見山,說:“達雅,你聽我說,咱們互相稱呼‘你’吧,要那些沒用的客套幹什麼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湊巧,這次到你們家來,正趕上我的處境也十分狼狽,不然的話,情況就一定會兩樣。要是在一年前,咱們可以一起離開這兒。像你和廖莉婭,都有兩隻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們應該跟老頭子一刀兩斷,這號人是不聽勸的。但是現在還不能這麼幹。我連自己將來會怎麼樣都還不知道。所以說,我是被解除了武裝的。那麼,現在怎麼辦呢?我要去力爭恢復工作。關於我的身體情況,誰知道大夫都寫了些什麼,同志們竟要我無限期地治療下去。但是不管怎麼樣,這種情況一定能扭轉過來…… 我給我母親去信聯繫一下,到時候咱們就用快刀斬斷這團亂麻。我反正不能就這樣扔下你們不管。只是有一點我要說,達尤莎,你們的生活,特別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個底朝天。你有力量和願望這樣做嗎?”

  達雅抬起垂著的頭,小聲回答說:“願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沒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這樣猶豫,保爾是理解的。他說:“沒關係,達尤莎!只要有願望,事情就好辦。告訴我,你對這個家庭很留戀嗎?”

  問題提得太突然,她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很可憐我母親。父親欺侮了她一輩子,現在喬治又來折磨她,我很可憐她……雖然她對喬治比對我好……”

  這天他們談了很多。家裡人快要回來了,保爾開玩笑地說:“真奇怪,老頭子怎麼還沒給你找個婆家,把你打發出去呢?”

  達雅驚慌地擺了擺手,說:“我才不結婚呢。廖莉婭受的罪我看夠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一下,說:“這麼說,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了?要是突然有個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話,是個挺不錯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幹!他們在你窗前轉來轉去,追求你的時候,全是挺不錯的。”

  保爾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氣說:“好了。不結婚也可以過得不錯。不過你這樣對待年輕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點兒。好在你還沒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話,我可就真下不來台了。”說著,他用冰涼的手親切地撫摩了一下這位感到難為情的姑娘的手。

  “你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不會找我們的。我們對你們有什麼用呢?”她小聲說。

  幾天之後,保爾乘火車到哈爾科夫去。達雅、廖莉婭、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蘿扎都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證:不忘記那姐妹倆,幫助她們衝出牢籠。她們像是在送別親人,達雅兩眼噙著淚水,車開出好遠了,保爾還從窗口看到廖莉婭手中揮動的白手帕和達雅的條紋上衣。

  到了哈爾科夫,保爾不願麻煩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裡。稍事休息之後,他乘車來到中央委員會,等了一會兒,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保爾要求馬上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頭拒絕說:“這可辦不到,保爾。我們這兒有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央的決定,上面寫著:‘鑒於病情嚴重,應送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復工作。’”

  “他們什麼不能寫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讓我工作吧!老是跑醫院,有什麼用!”

  阿基姆還是不同意。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你要明白,保夫魯沙,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決要求,阿基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

  第二天,保爾就到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機要科上班了。他本來以為,只要一開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復。但是第一天他就發覺自己想錯了。他在科裡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飯也吃不上,因為他沒有力氣從三樓下來,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飯。不是這隻手,就是那隻腳,經常麻木。有的時候,他全身都不能動彈,而且發燒。到了上班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起不來床。等這陣發作過去,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他終於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警告,這時他才意識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開始了——他要被迫離隊了。

  阿基姆又幫了他兩次忙,調動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過了一個多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的叮嚀,於是給她寫了一封信。她當天就來了,他從她那裡瞭解到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這麼說,我已經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來想開個玩笑,但是這個玩笑並不顯得輕鬆。

  體力剛剛有些恢復,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回阿基姆怎麼也不肯通融了。他斬釘截鐵地要求保爾去住院,保爾悶聲悶氣地回答說:“我哪兒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恤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離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適合我的身體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機關裡……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離群。”

  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瞭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瞭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黨的人來說,脫離鬥爭,退居大後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別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

  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趕到死胡同裡,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裡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於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離開黨。能使我離開戰鬥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後,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機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適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同志,您是什麼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上過黨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

  “啊,那沒什麼,沒上過這些學校也可以鍛煉成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這種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紹過您的情況。

  我們可以給您一個工作在家裡干,不一定到這兒來上班,總之,可以給您創造各種方便條件。但是,幹這一行需要有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這些話對保爾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經過半個小時的談話,證明他的知識不足,在他寫的一篇文章裡,這位女同志用紅鉛筆劃出了三十多處修辭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您現在寫的東西還不夠通順。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俄語。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您一直沒有時間學習。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任用您。我再說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寫的這篇東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動內容,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修改別人文章的人。”

  保爾拄著手杖站了起來。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動著。

  “就這樣吧,我同意您的意見。我能成為什麼文學家呢?!

  我以前是個好火夫,也是個不錯的電工。我騎馬很內行,很會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是個不稱職的戰士。”

  他告別之後,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點跌倒。一個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麼啦,同志?您的臉色很難看!”

  保爾鎮定了片刻,然後輕輕掙脫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著手杖走了。

  從這天起,保爾的健康每況愈下。恢復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越來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並且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恤金。他拿到了撫恤金,同時還領到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發給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他隨身攜帶,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瑪爾塔這時來了一封信,邀請保爾到她那裡小住和休養。保爾本來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懷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找到幸福,也就是說,找到用不著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樣,大家都勸他治療,並且答應給他找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爾松的寓所裡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個人待在屋子裡。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饑似渴地讀著書,一本接一本——瑪爾塔有很多藏書。晚上瑪爾塔的許多女友常來看望,有時也有男同志來。

  從港口來了幾封信。丘察姆家邀請他到她們那裡去。生活的繩扣拉得越來越緊。她們盼望著他的幫助。

  一天早晨,保爾離開了鵝捨胡同那座寧靜的寓所。列車載著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開潮濕多雨的秋天,奔向克裡木南部溫暖的海岸。他看著電線桿在窗外飛過。他的雙眉緊鎖著,兩隻近乎黑色的眼睛裡隱藏著頑強的毅力。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