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戲劇大師、歐洲近代戲劇新紀元的開創者，他在戲劇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亞和莫裡哀一樣不朽的聲譽。
易卜生的父親本是木材商人，在他幼年時破了產，這為造就一位天才開了綠燈。易卜生15歲開始自謀生路，在藥房裡當學徒。工作餘暇，經常閱讀莎士比亞、歌德、拜倫的作品，隨後自己也動手寫詩，寫劇本，並學習拉丁文。六年艱苦的學徒生活，磨煉了他的鬥爭精神，同時也培育了他的創作興趣，這在他一生中是一個重要階段。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裡斯蒂安尼亞（今奧斯陸）參加醫科大學入學考試。因希臘文、數學和拉丁口語成績不佳，未被錄取。在席捲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洪流的激盪下，易卜生結交了文藝界的一些有進步思想傾向的朋友，積極地為《工人協會報》等刊物撰稿，參加了挪威社會主義者馬爾庫斯·特蘭內所領導的工人運動，並和兩位朋友合作，出版諷刺週刊《安德裡媽納》。他還以《覺醒吧，斯約的納維亞人》為題，寫了一組十四行詩，號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麥，抗擊普魯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歷史劇《卡提利那》中，一翻舊案，把羅馬歷史上的「叛徒」寫成一個為維護公民自由而鬥爭的優秀人物。劇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現了他個人的反抗精神。這個劇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資出版。1851年秋，他為卑爾根劇院創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劇院創辦人的賞識，被聘為寄宿劇作家，兼任編導，約定每年創作一部新劇本。1852年，他奉派去丹麥和德國各地劇院參觀。他在卑爾根劇院創作的劇本有《仲夏之夜》、《勇士之墓》、《埃斯特羅的英格夫人》、《索爾豪格的宴會》、《奧拉夫·利列克朗》。這期間易卜生參加編導的劇本不少於145部。他在戲劇創作方面的實踐經驗，可以和莎士比亞、莫裡哀媲美。
從為卑爾根劇院創作劇本起，具有叛逆性的主人公及其有害的情婦這類主題終其一生吸引了易卜生。可是，當易卜生終於在戲劇方面嶄露頭角，有資格經常在卑爾根劇院裡自編自導，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另一種苦惱之中。他既要考慮空洞而虛偽的傳統，又要顧及無聊而缺少鑒賞力的觀眾。幸虧劇院及時倒閉，易卜生下定決心移居意大利，這一流亡就是27年，晚年才回奧斯陸。包括《彼爾·金特》、《玩偶之家》在內的代表作就是在流亡期間完成並上演的。易卜生使歐洲戲劇從為人們提供消遣和玩物的狀態中擺脫出來，重新恢復到古希臘那樣，即成為對靈魂進行裁決的有力工具，從而兌現了自己的諾言：「無所不有或一無所有。」
易卜生一生共寫了20多部劇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詩劇外，主要是現實主義的散文劇，即話劇。這些散文劇大都以習見而又重大的社會問題為題材，通常被稱為「社會問題劇」。《社會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和《人民公敵》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個創作生涯恰值19世紀後半葉。在他的筆下，歐洲資產階級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亞、莫裡哀筆下顯得更腐爛、更醜惡，也更令人憎恨，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筆鋒飽含著憤激的熱情，戳穿了資產階級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關係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和荒謬。《玩偶之家》就是對於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婚姻關係、對於資產階級的男權中心思想的一篇義正辭嚴的控訴書。
《玩偶之家》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個未經世故開鑿的青年婦女，一貫被人喚做「小鳥兒」、「小松鼠兒」，實際上她性格善良而堅強，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負重，甚至準備犧牲自己的名譽。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經瞞著他向人借了一筆債；同時想給垂危的父親省卻煩惱，又冒名簽了一個字。就是由於這件合情合理的行為，資產階級的「不講理的法律」卻逼得她走投無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後，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濟、承擔危局的時刻，她卻發現自己為之做出犧牲的丈夫竟是一個虛偽而卑劣的市儈。她終於覺醒過來，認識到自己婚前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婚後不過是丈夫的玩偶，從來就沒有獨立的人格。於是，她毅然決然拋棄丈夫和孩子，從囚籠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這是話劇讀者歷來關心的一個問題。易卜生出生於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國家，周圍瀰漫著小資產階級社會所固有的以妥協、投機為能事的市儈氣息。對這一類庸俗、虛偽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惡痛絕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說，不惜與之「處於公開的戰爭狀態」。但是，這裡也相應地產生了挪威小資產者易卜生的悲觀主義，而它不能真正使娜拉得到解放。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當然不能一走了之。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在經濟上獨立。娜拉在覺醒之前所以受制於海爾茂，正由於海爾茂首先在經濟上統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掙脫海爾茂的控制，決不能單憑一點反叛精神，而必須首先在經濟上爭取獨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婦女的解放，必須以社會經濟關係的徹底變革為前提。她所夢想的「奇跡中的奇跡」，即她和海爾茂都「改變到咱們在一起兒過日子真正像夫妻」，也只有在通過改造社會環境而改造人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