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一年，一個農村少女，暗戀上了縣劇團的一名男演員。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妝後偷走了他的戲靴，這當然引起了非議，也使他大為惱火。她父親問她為什麼要那樣做，她說她愛上了他，今後非他不嫁，而她才16歲。
以後劇團再到附近演戲，她父親便捆了她的手腳，將她鎖進倉房不讓她出來。而她總能磨斷繩子，撬斷窗欞，又光著腳板跑出十幾公里去看他演戲。她感動了她的一位嬸嬸，後者有次領著她去見他，央求他給她一張照片。他沒有照片，給了她一張用筆畫的拙劣的海報，簽上了他的名字。海報上面是似他非他的一個著戲裝的男人。他二十六七歲，是縣劇團的「台柱子」。在他眼裡，她不過是一個情感有點兒偏執的小女孩兒。
後來就「文革」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他被抓起來游鬥了。一次游鬥到她那個村時，她發了瘋似的要救他，她衝入人群，與游鬥者們廝打，咬傷了他們許多人的手。然而，她沒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從此被關進了牛棚。一天夜裡，她偷偷地跑到縣裡去看他，但沒見著。看守的「造反派」頭頭當然不許他們相見，但是調戲她說，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給他一次，他就能想辦法早點兒「解放」她所愛的人。她毫不猶豫，當夜就給了。不久她又去縣裡探望她愛的人，又將自己的身子給了「造反派」一次。而這一切，她愛的人一無所知。東窗事發，「醜聞」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沒臉見人了。於是將她跨省遠嫁到安徽某農村，丈夫是個白癡。
十餘年轉眼就過去了。「文革」結束後，她所愛的人平了反，成了縣劇團團長。一次，他又率團到那個村去演出，村中有人將她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聞言感到極度震驚，追問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嬸嬸也死了。村中人只知道她早已遠嫁安徽，嫁給了一個白癡。他當時正要結婚，於是解除了婚約，劇團團長也不當了，十餘次下安徽，足跡遍佈安徽全省農村，終於在同情者們的幫助下，尋訪到了她的下落。他親自開著一輛吉普車前去找她，要帶她走，要給她後半生幸福。而她得到婦聯方面的預先通知，從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見他。他只見著了她的傻丈夫。一個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對雙胞胎傻兒子。三個傻子靠她一個女人養活。家裡窮得可以想像。他還看見了一樣東西——他當年簽了名送給她的那張海報，用塑料薄膜罩在自製的粗陋的相框裡，掛在傾斜的土牆上。她一定希望有一個她認為配得上那海報的相框，卻分明是買不起。
他悵然地離開了她的家。半路上他的車陷在一個水坑裡，正巧有一個農婦背著柴從山上下來。他請她幫忙。那憔悴又黑瘦的農婦便默默用自己的柴墊他的車輪，那農婦便是當年愛他的少女。他當然是萬萬想不到也認不出她來的，而她卻知道眼前正是自己永愛不泯的男人，但是她一句話都沒說。她當時又能說什麼呢？看著他的車輪碾著她的柴轉出水坑，她只不過重新收集起弄得又是泥又是水的柴，重新背起罷了。他覺得過意不去，給了她100元錢作為酬謝。那100元當然是她的生活非常需要的，但是她竟沒接。她默默對他鞠了一躬，背著柴捆，壓得腰彎下去，一步一蹣跚地走了……
他們之間這一段相見的情形，是記者分頭採訪了他們雙方才知道的。當地婦聯有意成全他們，表示要代為她辦理一切離婚手續。她說：「那我的兩個兒子怎麼辦？他們雖然傻，但是還沒傻到不要我這個娘的地步。我拋棄了他們，他們一定會終生悲傷的。」他給她寫信，表示願意為她的兩個兒子承擔起一個父親的責任和義務。她沒給他回信，通過當地婦聯轉告他——他才50來歲，重新組建一個幸福家庭還來得及。娶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對於他已不可能有愛可享。再被兩個並非是他的血脈的傻兒子拖累，他的後半生也將苦不堪言。這對他太不公平。他不忘她，她已知足了……
他便無奈了。不久他因悲鬱而患了癌症，他留下的遺言是：希望自己死後埋在她家對面的山坡上，希望單位能破例保留他的撫恤金並轉在她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