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會問我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企業現在的生存環境，和我當年創業時的環境相比，哪個更困難一些？其實，這兩者有著很大的不同。當年跟我同台領獎的很多人，現在已經銷聲匿跡了。經歷了那樣一個大浪淘沙的年代，我深深感受到新舊制度的強烈碰撞，以及中國的改革所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
聯想在上世紀80年代創辦。對我來說，業務上的困難都不算真正的困難，最難的是，怎麼適應環境，怎麼讓企業活下去。
那個年代，中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計劃內企業和計劃外企業所能獲得的資源有天壤之別。計劃內企業擁有生產批文、擁有外匯指標，而像聯想這樣的企業，只能用高價買指標，到黑市上換外匯進口零部件，這麼做需要冒很大的政策風險，是“踩著紅線邊上走”，企業要把自己的目標想清楚，把政策研究透，確定做事的底線。但即便如此，聯想也有過被處罰的時候，比如當年“300%獎金稅”的故事。
回想起來，那時候的環境非常險惡，但即便被罰，我們的心態和現在的企業是不一樣的。我們沒有憤憤不平，因為對方確實是在按照制度辦事；當然，我們也不覺得慚愧，因為很多規定與市場經濟是相違背的；我們相信將來一定會改變。事實上，在我們因為“獎金稅”被罰後沒有多久，這項規定就被取消了。
那個年代，計劃內的企業沒有真正的“銷售”，採購渠道由國家提供，價格由國家確定，賣給誰也都分配好了，開一個“訂貨會”就全部解決。企業就是一個生產廠，人的積極性被禁錮，產品永遠處在“短缺”的狀態，企業沒有競爭力，一個大浪就可能被沖得片甲不留。
而聯想被關在計劃體制外面，沒有背景，沒有靠山，困難得幾乎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我們身上沒有像體制內企業被繩子捆著，我們努力研究市場，研究環境，設定目標後，千方百計謀求發展。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研究企業運作的規律，管理的規律，逼迫自己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因為我們對規律的總結，因為經歷了這樣的千錘百煉，聯想才能夠從那個年代裡走出來，走到了今天。
改革開放經過了30多年，中國的經濟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個領域都確立了新的法律法規。但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執法不公、官員索賄的現象時有發生；政府機構的辦事效率快慢之間差別很大，一些法規賦予了執法者很大的人為裁決空間等等。比如，有些規定將所有違例項目由輕到重全都羅列在一起，相應的處罰從低到高是一個很寬泛的區間，於是執法者就有很大的解釋空間，這些“空間”會引起人的不安。
企業家為什麼不安
聯想創業的早年間，中國是完全沒有規矩，大家可以胡來；今天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有了規矩之後，有人按規矩辦，有人不按規矩辦，這就形成一種不公平。
選擇性執法是當前企業家們抱怨最多的問題，也是不安全感產生的一個主要來源。人們往往會有這樣的擔心：提了意見會不會得罪了某些人？他們想找企業的問題，多多少少總還是可以找到的。另外，一些資源分配會帶有個人關係色彩或一定的傾向性，有尋租的成分。
聯想一貫注重說到做到，做企業要合法合規。我們從來不說過頭的話，不承諾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這可能是聯想到地方投資還比較受尊重的原因。同時，我們有一套制定戰略的方法，非常強調從戰略上規避風險。聯想控股目前所進入行業，都是受國內外政治經濟影響小、更依靠市場競爭的行業。比如農業食品行業，國家鼓勵土地流轉之後，各地政府對發展農業都很支持，只要我們把獲得的利益讓利一部分給農民，同時又注重企業文化和產品質量等問題，就不太會受到這種“爭奪資源”的困擾。
企業家對於重慶事件普遍有強烈的不安，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按規則做事。打黑維護社會秩序原本是好事，但根據其需求選擇打黑對象並羅織罪名，這就太可怕。
企業家在法律框架下認真發展企業，照章納稅，更好地解決就業，不斷推動國家的經濟建設，樹立良好的商業道德風尚。在此之上，大的企業要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開展公益事業，這些是應當鼓勵的。如果讓企業家處於一種不安的狀態，一些企業會變得更注重鑽營與政府的關係，而不是好好運作自己的企業，這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所以，我們特別希望政府能夠對於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進行一個系統的設計。
企業與環境之間就像孵小雞
我經常會打這樣一個比喻：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就像孵小雞，最適合小雞孵化的溫度是37。5度，太高或太低都不行。
改革開放以前，好比是在90度的高溫下，那個時候沒有企業能夠存活；等到我們1984年創業的時候，溫度可能到了40度，只有生命力極其頑強的小雞才能被孵化；後來溫度逐漸朝著更適宜小雞孵化的溫度調整，不過近些年溫度又有所升高。對於國家來說，不能要求小雞的生命力應該多麼頑強，而應把環境的溫度調整得更加合適，而企業作為小雞則應該思考怎樣使自己的生命力更頑強，能在較惡劣的環境中生長。
如何營造一個適合企業生存發展的環境？這需要政府在十八大之後，從最高層推進切實有效的改革。這很不容易，需要最高領導層統一思想，進行系統設計。經濟、社會、外交以及軍事等不同層面，各級政府、不同政府部門之間，達成共識並不容易，如何進行系統設計，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移民，我想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背井離鄉，很多人依然認同“中國發展的機遇期並沒有丟失”，仍然希望在中國繼續發展事業。但同時，他們也對自身的財產感到不安全。
企業家對環境的要求總體上就兩點，一是產權有保證，二是把“規矩”定好，定得正確，然後大家都按著規矩做事。定規矩時要減少可解釋的空間，在執行中盡量減少人為因素。此外，政府本身的架構過於龐大，這樣會影響效率，加大財政支出，應該適當縮減。
我不擔心的事情
對於現在很多人所說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問題，我並不擔心。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的能量逐漸發揮出來，表現出了“很強的模仿能力”、“很強的上進心”，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此外，我也不認為中國人“創新能力低”，我們才積累了多少年？我覺得只是時候未到。
中國的人口紅利雖然在降低，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些年來，國家積累了很多財富，中國企業家也積累了很多資本和經驗。勞動力成本雖然增加了，但企業可以把總部設在中國，然後去國外設廠還可以把歐美企業的管理經驗跟中國企業的實踐結合起來。
改革開放以後，外國企業在中國辦廠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管理人才，中國企業近些年也開始走向國際舞台，學習全球管理的經驗，中國現在可以在全球視野下考慮發展的戰略，在全球範圍內排兵佈陣，中國企業家也逐步具備了全球管理的能力。這些都是中國現在擁有的財富，善加利用，給予正確的引導，我相信中國的經濟一定會發生更大的變化。
改革開放釋放了中國人的積極性，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就是改革。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我們就還有進一步釋放能量的空間。
十八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說得對極了。政府主要是規則制定者，不要親自動手，要盡量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對市場上的所有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平等對待，如果能處理好這些關係，中國經濟就還有很大潛力可以挖掘。
聯想控股已經制定了明確的中期戰略，致力於在不同行業打造出更多的卓越企業，在2014-2016年成為上市的控股公司。我們選定的幾個行業，包括消費與服務、化工新材料和現代農業，都順應了國家大的發展趨勢。
但是我們不會追求短期回報，所涉足的實業，培育期短則四五年，長則七八年，有的還會更長。這樣的佈局能夠使聯想控股的力量逐漸爆發，保持企業利潤的長期持續增長。我們希望當聯想控股上市後，能夠給股市帶來一股清新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