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起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講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2013年6月，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時說的一席話，因為互聯網的傳播而引發了各方爭論，成了一場鮑共事件。
公眾對柳傳志的態度幾乎是涇渭分明的。贊同者認為“在商言商”是現代社會分工使然，企業家當然不該承擔額外的政治職責，近代中國很多企業家之所以走向潰敗，就是沒有專業化的結果；而反對者認為，政治從不缺席商業環境，而以“在商言商”為借口拒絕討論政治，實際上是掩耳盜鈴。比如地產大鱷任志強就在其微博上表示，“‘在商言商’就是一種政治表態。我認為，政治不管你‘言不言’，它都在你身邊，與其逃避不如面對。”
毫無疑問，企業家的首要任務是要讓企業盈利，在商言商當然不為過。對於企業家而言，管理好一個企業，讓企業創造利潤，是它的首要職責。企業如何創造利潤？從企業內部而言，不外乎企業有一個好的治理結構，然後針對市場生產出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而從企業外部而言，必須存在一個讓市場競爭發揮作用的商業環境。只有具備這兩個前提條件，企業才能夠順利發展。如果一個企業的外部環境很惡劣——比如公權力機構吃拿卡要、商業鏈條中灰色利益叢生，那麼無論單個企業如何優秀，最終結果估計也只能是折戟商場。
從這個意義而言，很多時候，即使有一個好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企業家也不得不涉及政治，在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中更是如此。聯想集團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小鮑司發展成為世界500強，並不只是因為它能夠設計出市場需要的產品，更重要的是通過“講政治”發展出一個良好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從早期的“孫宏斌入獄”到中期的“柳倪之爭”，再到後來的“京港聯想合併”與“老聯想分拆”，正是因為以柳傳志為首的管理層把握了政治的脈搏，聯想才能順利地解決制約其發展的產權制度問題，為接下來的發展奠定基礎。在中國，很多企業家就是輸在產權結構這一個起跑線上，健力寶創始人李經緯的悲劇人生為此作了生動註腳。
一個好的商業環境，更是需要企業家帶領其企業共同構建達成。什麼是好的商業環境？無非是市場競爭能發揮作用，讓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到基礎性作用，最終實現企業的優勝劣汰。如果一個企業有著好的產品和服務，但是受到外部商業環境的制約，其發展也會受到限制。對此柳傳志在十多年前就曾經表述過，聯想和戴爾雖然誕生於同一年，但是在早期發展過程中，戴爾遠勝於聯想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商業環境沒有美國好。
從人類歷史來看，之所以會產生“商會”這樣的機構，其本意就是讓企業家聯合起來共同創造一個好的商業環境，通過行業協會這一組織形式，能夠增加商人和政府談判的話語權，更有利於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毫無疑問，這個功能是單個公司所不具有的。
參與商會，為企業爭取鮑平競爭的環境，這是不是“在商言商”？當然是。但又不僅僅是“言商”，而是某種形式的政治參與。在任何國家，企業參加各種商會、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都是參與政治的一種形式，更不要說在當下中國，很多企業家本身就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言政”更是天職。胡潤曾對國內1000名富豪進行過統計，發現15%的富豪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而柳傳志本人除了在聯想任職以外，還兼任多項社會職務，同時還是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多年前，柳傳志曾在公開場合表達過這樣一個擔憂：“中國的企業家，都既是商人，又是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一人身兼三職。”我想此次他說企業家要“在商言商”，實際上應該是希望企業家更為單純的意思。這當然不為錯，但問題是，如何才能形成一個能讓企業家心無旁騖參與企業經營管理而無需為外部環境擔憂的商業環境？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這需要企業家群體參與政治。換句話說，“在商言商”商業環境的形成，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免費午餐，而是企業家群體不懈爭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