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關於「譯」

最使人感到驚異的是,公元前五百多年孔子講的話,即當時的口頭語言經文字記載後,今天大都能讀懂,困難不多。這也可說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奇跡。今天絕大多數人就無法讀懂十一世紀的英文。這成為我一直堅決反對漢字拼音化、拉丁化的重要原因。漢字在培養中國人的智力(記憶力、理解力和思維能力)上,在統一方言,形成強大持久的經濟政治局面上,在同化外來種族特別是形成華夏的文化心理結構上,起了無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傳說「倉頡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民間也常有「敬惜字紙」的標語張貼,都展示出漢字的既神秘又神聖的地位。可惜至今對這一點仍然研究不多。看來,漢字的根源在於「記事」,而並非口頭語言的記錄,問題是這兩者如何融合起來的。這點已越出《今讀》範圍,留待以後再說。

既然《論語》已如此好懂,又何必去譯呢?而且,早已有了好些譯本,為什麼要重譯呢?理由是:雖然好懂,但畢竟是幾千年前的語言文字了,好些地方對生活正急劇變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年輕讀者,已不是那麼容易理解。而且古代文字簡練而含糊,需要用今天的語言明確或確定一下才好把握。當然,這樣一來,也就損失了不少。因為原文的字、句,正因為含混,便經常包含著更多的意思。一翻譯成現代語言,雖然更明確,但也可能更狹隘更固定了。幸虧《論語》還不是詩篇,有時畢竟還可趨向或做到「達詁」(準確解釋)。《論語》的確已有許多譯本,《今讀》之所以重譯,是因為不同譯者對本文以及全書各有不同理解,從而翻譯也就不大一樣。我細讀了我所知道的最晚出的兩個譯本: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北京)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台北),都不滿意。所以我才作這個新譯,並加上自己的各種評論。

雖說好懂,但真正翻譯起來,卻問題很多,困難很大。其中突出的是,那些最常見也最重要的詞彙、概念、範疇,偏偏最不好譯,甚至不可能譯。例如,「君子」、「小人」、「仁」、「義」、「道」、「敬」、「莊」……等等等等,幾乎沒有一個現代詞彙能夠代替它們。原因之一,是因為它們在原文的不同字句裡具有相通卻並不相同的內容、含義、意義,不可能用同一個現代詞彙來通譯。

如何辦?左思右想,很少辦法。只好:第一,在這個前言裡先說明一下這個一般情況,讓讀者有思想準備。第二,再作以下一些具體說明:

1.「君子」、「小人」一律不譯。理由:(1)這兩個名詞至今通用,大家熟悉,不必翻譯。(2)它們在不同章、句中,含義不一樣。「君子」、「小人」一般都作道德高下的標準,是一種價值區分,例如「小人」是貶義詞,至今如此。但在孔子時或孔子以前,卻不一定如此。《尚書·無逸》有「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這個「小人」就是種田的平民百姓,並不含道德不好的貶義。俞樾《群經平議》說:「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言,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也。」可見,「君子」本指「有位之人」即「士」(知識分子)和「大夫」(做了官的知識分子),「小人」則指平民百姓,即一般人的意思。《論語》有「硜硜然,小人哉」作為「士」的道德標準的一章。從而這兩個詞彙在當時也可以是一種社會地位的中性事實描述。但《論語》一書常常對「士大夫」提出道德規範或要求,而以「君子」、「小人」相對稱,「君子」指有道德品格的人,「小人」指缺乏這些品德的人,於是這兩個詞彙也就具有價值含義。這種事實描述與價值判斷的雙重含義,在《論語》中經常合在一起,混而不分。總的看來,價值含義的比重大得多,卻又不盡然。這就只能看當時講話具體情景和具體問題、具體對象了。所以這兩詞不作通譯。

與此類似但不如此突出的,還有「士」等詞彙。它有時是作為事實講,有時作為價值(「士」的標準、規範)講。「士」一律譯作「知識分子」;「大夫」譯作「官員」、「官吏」,即「做了官的知識分子」。

2.下面再就其他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詞彙說明如下:

A.最重要、最常見和最難譯的是「仁」、「仁者」。大多譯作「仁德」、「仁愛」、「仁心」、「有仁心(或仁德)的人」等。這是因為《今讀》一書強調心理情感本體,而「仁」在《論語》中也確有此層基本含義。朱熹便把「仁」釋為「愛之理,心之德也」。它本義與「愛」緊密相關,應無問題。

B.「禮」一般譯作「禮制」,因它主要指那一整套非成文的制度規範。

C.「義」一般譯作「正義」或「理義」、「合理」、「適當」、「義務」等。

D.「道」字含義極廣泛而模糊,一般根據上下文意,分別譯作「規則」、「規矩」、「途徑」、「真理」、「方向」、「事業」等等。「有道」譯作「政治清明」。

E.「天下」不譯,因為今天這詞仍活著,仍是現代漢語。

F.「文」譯作「禮儀」、「儀文」或「文采」等。

G.「敬」譯作「恭敬」、「敬畏」、「認真」等。

H.「×君」、「×公」一律譯作「×國君」。「邦」一般譯作「國家」,實際指的是當時的氏族—部族聯合體,所以「邦」、「家」常連在一起。國君之下的大夫世族則有時譯作「家族」,有時譯作「部族」,並無確定界限,如(魯)「三家」譯作「(魯國的)三大家族(或部族)」。

關於譯事,還有相關的幾點,也須說明一下:

1.「子曰」都譯作「孔子說」。孔子學生都統一用一個名稱,如「子貢」、「子路」、「冉有」、「顏回」,避免一人多名如「賜」、「由」、「顏淵」等。「曾子」、「有子」則仍沿襲原文,保留「子」的尊稱,以見《論語》多出於曾、有門人之手。孔子不用孔丘本名,因已約定俗成數千年,不必改動。「問仁」一律譯作「問如何是仁」;「問政」一律譯作「如何搞(辦)政治」。

2.盡量不在譯文增加原文沒有的字句。如不在譯文中加說明詞語,如「某國的」國君、大夫,「孔子的學生」等等。非常必要時,只在「注」、「記」中指出。因為「譯」就是「譯」,不是「譯解」。儘管「譯」中有「解」,但盡量在譯文中不附加解說,以盡可能保存原文的本來面目。又,《今讀》不重《論語》章句的特殊的歷史內容,雖然講話均有其具體的歷史背景、情境、條件、人事和對象,有些也許能考證明白,但大多數無法確定或講不清楚,過去大量的註疏、爭辯已說明這點。因此這些歷史性的解說和考證對本讀意義不大。本讀重視的恰好是超一時一地的長久價值,這才是真正我所要強調的歷史性(積澱性)。這是盡量不在譯中加解的原因,亦貫徹不增字解釋之古訓。

3.盡可能直譯,包括原語法構造也如此。這也是為了盡可能保持原文的風格和面貌。但有時也有意識地採用了近幾十年來流行的詞彙,如「政策」、「幹部」、「反映情況」等等,這是為了盡量接近現代語言。

4.幾千年前的記錄,其中誤聽誤記,定有不少。加上斷簡殘編,因而文理不通、文意不明、文氣不貫等等,所在難免。本讀不揚高鑿深,以求甚解;不刻板闡釋,強作解人;仍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原則。我想,某些困難的地方,如將來地下有新的發現,當可迎刃而解。

《論語》篇章的各種對話並無一貫系統,甚至七零八碎,但讀畢全書,卻仍可有一相當完整的生動印象。在那裡,孔子是普通活人,有說有笑,有情有欲,也發脾氣,也干蠢事,也有缺點錯誤,並不像後儒註疏中所塑造的那樣道貌岸然,一絲不苟,十全十美,毫無疵瑕。也並非《論語》或「子曰」每章每句都一定具有微言大義、深刻思想,如後人所解釋者。學生們也一樣是活人,各有不同氣質、個性、風貌、特長和缺點。這些在《論語》中相當具體而清晰,使人可以直接感受到。這個「聖哲」群體的形象特色似頗不同於包括《莊子》、《孟子》在內的經、子典籍,為以後典籍所少見。譯文想盡可能模擬,以重現這個形象世界,但大概是很難做到了,勉力為之而已。

《論語今讀(增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