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那年，我用在一家貨運中心打工掙的錢買了一張從新澤西到亞洲的機票。在此之前，我只結識過一位中國人，甚至連亞洲的飲食都沒沾過。我不知道在這個離家萬里的地方會碰到什麼。當我到達的時候，我的錢包幾乎空空如也；不過，我有的是時間。
在接下來的八年裡，我走遍了亞洲的許多國家，間或回到美國掙些錢，然後再去往那遙遠的東方。那時候我還年輕，正是接受新事物的時候，也因此，亞洲改變了我的想法——我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樂天派。飛速的發展就發生在我眼前，我開始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我開始換一種方式思考。我開始領會到大型任務如何通過去中心化的方法並借助最少的規則來完成；我懂得了並非所有的事情都要事先計劃好。印度街道上車水馬龍的畫面始終浮現在我腦海裡：熙熙攘攘的人群，佇立不動的牛群，鑽來鑽去的自行車，慢慢悠悠的牛車，飛馳而過的摩托車，體積龐大的貨車，橫衝直撞的公交車——車流混雜著羊群、牛群在僅有兩條車道的路面上蠕動，卻彼此相安無事。亞洲給了我新的視角。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理念究竟從何而來；我也不敢確定地說，這本書中的想法就來自於亞洲，但我想，是亞洲使我準備好了接受這些想法。我認為其中的一些想法與傳統的亞洲理念是有共鳴的，譬如說，自底向上而非自頂向下地構建事物，去中心化系統的優勢，人造與天生之間的連續性，等等。正因為如此，當這本思想之書被翻譯成中文時，我感到萬分高興。
更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正是我在書中所討論的一些想法，催生了你手中的這本中文版。它並非由一位專業的作者（自頂）來完成，而是由一些業餘愛好者通過一個非常鬆散的去中心化的網絡協作（自底）完成的。我稱這個過程為「蜂群思維」的體現，或者用一個更時髦的詞——「眾包」。雖然我在書中描繪了這種方法在自然界中是如何行之有效的，但當它成功用於我的這本書時，我仍然感到驚訝不已。
我是在1990年開始寫這本書的，距今剛好有20年左右的時間。經常有人問我，在這20年中發生了什麼變化，我需要做哪些更新？對於我親愛的讀者來說，好消息是，這本書在今天與在20年前同樣有效，需要更新的僅僅是一些事例。研究人員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證據來更好地證明我在20年前提出的想法，而這些想法本身卻很是令人驚奇地「與時俱進」。
事實上，這本書在今天比在20年前更應景。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萬維網，因特網剛剛進入實用階段；仿真處於初級階段；計算機繪圖還很少見；電子貨幣尚不為人知。虛擬生活、去中心化的力量以及由機器構成的生態等概念，即使是在美國，也沒有太多意義。這些故事和邏輯看上去太抽像、太遙遠。
而今天，一切都改變了。萬維網，遍佈全球的網絡，由電話、iPad和個人計算機組成的實時網絡，還有可以自動駕駛的汽車，都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在這本書中所概括的原則顯得更加必要和重要。事實上，這本書如今在美國的銷量要比它當初發行時的銷量還要好。
這就是我說的好消息。壞消息是，在過了20年之後，我們對於如何使大規模複雜事物運作起來的理解仍然少有進展。我很遺憾地告知大家，不論是在人工生命還是機器人技術，抑或是生態學或仿真學領域中，並沒有出現新的重大思想。我們今天所知的，絕大多數是我們20年前就已知的，並且都在這本書中提及了。
我很高興這本書得以被翻譯成中文。我寄望於一些中國讀者在讀完本書後，可以追本溯源到原始的研究論文，並繼續深入下去，發明或發現全新的理念，從而使這本書徹底「過時」。若果真如此的話，我會認為我的作品是成功的。
希望你能開卷有益，並喜歡我的下一本書：《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
凱文·凱利 2010年11月 於美國加州帕西菲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