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
托馬斯·弗裡德曼現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是美國最著名的暢銷書作家之一。他1953年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大學上的是布蘭代斯大學，專業是地中海研究，碩士上的是牛津大學，學的是現代中東研究。他是猶太人，對中東問題很感興趣，讀完書就投身新聞業，1979年到1981年被合眾社派往貝魯特，1984年被《時代週刊》派往以色列。他寫過一本《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推薦給關心中東的朋友，寫得非常精彩。
後來，托馬斯·弗裡德曼的興趣轉向了更為宏大的全球經濟，他成了經濟全球化的辯護士。他第一本關於全球化的書是《凌志車與橄欖樹》，2005年在美國出版的《世界是平的》，剛剛問世就大受歡迎，一時洛陽紙貴。這本書在中國賣得也非常好，成了很多官員和企業家學習經濟全球化的入門教科書。當時，恰逢中國積極加入全球經濟，而全球化也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國際貿易從產品間貿易轉變為產品內貿易，全球供應鏈異軍突起，這給中國企業加入全球市場帶來了廣闊的空間。我們過去講改革開放，其實是開放改革。中國的製造業到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才開始突飛猛進。中國奇跡的背景就是全球化發生了變化。
所謂世界變平了，就是說全球競爭的平台變得更加平坦。過去，你能不能嶄露頭角，取決於你是哪個國家的人。你要是英國人、美國人，全世界都是你的平台，但你如果是在非洲、南亞的窮國，就自己認命吧。後來，跨國公司崛起，你能不能嶄露頭角，取決於你是哪個公司的。如果你是通用、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員工，那麼，全世界都是你的平台，但如果你是中國一家鄉鎮企業的員工，對不起，先靠邊站吧。如今，你住在哪裡，為誰工作，都不再重要，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能夠和全球市場連接起來，小人物一樣能幹出大事業，大衛能夠戰勝巨人哥利亞。
《世界是平的》是一本非常樂觀的書。這本書給當時的中國企業家帶來了很多信心和啟迪，但是，全球化並沒有像弗裡德曼預言的那樣一帆風順。2008年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全球化出現了停滯，甚至是倒退。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多，技術進步越來越快，而氣候變化帶來的潛在風險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
10年之後，弗裡德曼又寫了一本《謝謝你遲到》。他會跟我們講些什麼呢？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用一句話概括《謝謝你遲到》的核心觀點，那就是：世界變快了。當世界變快了之後，人們會有不適應的感覺。速度並不總是帶來激情，速度也會帶來眩暈。如果你坐上一台跑車，兩三秒就能加速到100千米，那是多麼爽的事情，但要是一直按照這樣的速度加速，車子跑得比火箭還快，你能受得了？我們的種種不適應，都是因為技術的變化速度太快，而我們人類的適應速度太慢。
為什麼技術變化的速度會不斷加速呢？先來看看戈登·摩爾。戈登·摩爾是著名的仙童半導體公司的創始人之一，硅谷的元老級人物。他曾任仙童半導體公司的研發實驗室主任。1965年4月19日，他在《電子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將更多的元件塞入集成電路中》。摩爾在文章中預測：“（半導體芯片上）集成的元件數量將每年增加1倍……而且有理由相信這種增速在至少10年內會保持相對穩定。”
這一預言太激進了。這意味著技術進步會不斷加速增長，呈指數型增長，越到後來，增長速度越快。這和我們的直覺是不一樣的。連摩爾本人都覺得這一預測太離譜。1975年，他修正了自己的預測，說翻倍的時間不是每年一次，可能是每兩年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人們預言摩爾定律已經到頭了，但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了新的技術創新，於是，摩爾定律繼續有效，到現在一直持續了五十年。當然，終有一天，摩爾定律會失效，最後兩次迭代大約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而非兩年，所以技術加速確實有所減慢，但技術進步的步伐是不會停息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硬件在不斷進步，軟件在不斷進步，還有各種技術疊加起來，混搭起來，催化出了更多的進步。
比如，從硬件來看，五十年來，半導體行業一直在尋找新的方法，要麼保持成本不變，但縮小晶體管的尺寸；要麼保持晶體管的大小，但減少製造成本；要麼找到新的工藝，開發新材料。
僅僅是硬件的改進，還不足以帶來如此快速的技術進步。軟件的改進，可以在不改變現有硬件的基礎上，大幅度提高其效率。在《謝謝你遲到》中，弗裡德曼講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2006年，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和喬布斯簽訂了一個合同，成為iPhone在美國的獨家服務提供商。這是一個很大的賭博。第一，當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連iPhone長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他們只是因為相信喬幫主，才簽了約。第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隱隱約約感覺，手機用戶會暴增，會給他們的網絡容量帶來巨大壓力，但壓力到底有多大，誰也不知道，時間緊、任務重，也不可能把原來的線路和無線網絡設備大規模改造。怎麼辦？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思路是用軟件之長，補硬件之短。他們把能夠調動的技術人員，幾乎都調到了軟件部門。
你可以把電話線路想像成高速公路。如果高速公路上都是開車不講規矩的司機，或是膽戰心驚的新手，交通很容易擁堵。那麼，如果全部換成無人駕駛汽車呢？同樣是一條公路，能夠通行的車輛一下子就會倍增。這就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思路。還是原來的網絡交換機、電線、芯片和電纜，通過軟件進行優化之後，能夠傳輸數據、文本和語音的速度大幅度提高。
計算機的存儲和計算能力越來越強大，軟件越來越先進。互聯網又進一步促進了軟件和硬件之間的相互促進。當弗裡德曼寫《世界是平的》時，人工智能還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如今，人工智能已經突破了一個臨界點，並和人一起，推動技術加速進步。
技術進步曲線是指數型的。我們人類的確在努力適應技術的進步，但我們的適應速度是線性的。如果你把一條指數型的曲線和一條直線畫在一張圖上，你就會發現，兩條線會有個交叉點，然後，指數型曲線會越來越陡峭，而直線落後於指數型曲線的差距會越來越大。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直線落後於指數型曲線的地方。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就是我們感到越來越焦慮的原因。我們從小到大，要接受12年、16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教育。我們原本以為，上完學，我們就不用再學習了。但現實很可能是，當你讀完大學了，才發現自己所學的都已經過時，你必須從頭再學。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全球化帶來的贏家和輸家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全球化是一件很晚近的事情。先是鄧小平南巡，然後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之後，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不僅帶來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而且也對全球經濟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全球化峰迴路轉。即使是在危機爆發之後，很多人仍然覺得這場危機很快就會過去，我們還會回到原來的美好年代。但是，全球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將近十年了，我們看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望和焦慮，沒有看到什麼令人信服的希望。
我們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
全球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各國人民齊心協力在全球經濟化的浪潮裡專心致志賺錢的和諧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想要在很快的時間內從無到有，從0到1個億，已經越來越難了。社會階層的板結化越來越嚴重，僅僅靠努力，已經改變不了命運，家庭門第才是決定命運的最主要因素。
經濟學家喜歡講全球化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收益。確實，從理論上講，經濟全球化能夠帶來更多的收益，但問題在於，有了收益，就有收益的分配。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有贏家，也有輸家。我們怎麼更合理、公平地處理收益的分配，以便讓全球化能夠得到更多民眾的擁護？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世界面臨的最有挑戰性的問題之一。就像弗裡德曼說的：“全球化一直都是一切事物及其對立面的合體。它可以賦予普羅大眾難以想像的影響力，也可以將無限的權力集中在巨大的跨國公司手中；它可以對微小之物大書特書，令最小的聲音可以傳播到每個角落，也可以讓不同事物變得雷同，使大品牌淹沒任何地方的一切事物。它可以賦予難以想像的巨大能量，小公司和個人可以在一夜之間設立全球性的公司，在全球拓展客戶、尋找供應商和協作者；它可以令你在一夜之間失去一切，一股不知從哪裡來的巨大力量會把你壓成齏粉。”
關鍵在於如何找到平衡點。全球化既有收益，又有成本和風險。當人們感到身份、家園遭到威脅時，他們的本能反應是：那就修一堵牆吧。特朗普就是這麼想的。修牆是一種極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離，最終只會讓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損失。但是，如果輕率地把所有的障礙物都清除掉，沒有任何防護，你永遠不知道在邊界的另一邊會出現什麼：蠻族？難民？侵略者大軍？
在加速變革的時代，我們不能僅僅修一堵牆，而是要給人們提供能夠站穩的地板。在應對外部挑戰的時候，我們需要的是一堵有大門的牆。這個門應該天天都開著，人們可以來來往往，進進出出。最好刷一下證件就能過去，不需要繁瑣、無聊、無效的安全檢查。這個門應該開得足夠大，不行就多開幾個門。不能讓所有的人在門口排一長隊。這個門裝有攝像頭，也有衛兵把守，但在正常情況下，你看不到衛兵，也沒有路障——你應該幾乎感覺不到門給你帶來的不便。
但是，如果你想越過邊界，只能從門這裡過。你不能爬牆，也不能跳窗戶。誰從這扇門進來了，應該是有監控的。如果一切正常，那就沒有問題。但假如出現了異常，監測系統應該能夠迅速地感知，並做出分析和預判。比如，進來的人突然比正常情況下少了，出去的人突然比正常情況下多了，那背後是什麼原因，就應該有所調查。
在極端的情況下，門是能夠被關上的。當門被關上之後，應該有鎖和門栓，保證外邊的入侵者無法進入牆的這一邊。如果只是在特殊的情況下關門，應該告訴大家，這只是暫時的，待警報解除之後，門還會打開。
為什麼要有門？因為我們必須保持對外開放，要有人的流動、商品的流動、思想的流動，這個世界才會有生機和活力。為什麼要有牆，因為牆給我們帶來了安全感。正是因為有了牆，我們才能更放心地把門打開，否則，我們會一直處於惶恐不安的狀態。你可以設想，牆越是結實、高大，我們也就會越放心。
在牆的裡面，應該是充分開放的。如果在牆的裡面還有牆，一層一層全是牆和障礙物，那麼，牆的裡面也會變得更加不安。牆總是要把人分開的，如果我們把人群分得越細，各個階層之間就會變得更加固化，群體之間的矛盾會更加激化。牆使得我們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內部的團結，聽取大家的意見，營造一個更為和諧的共同體，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能夠互相協商，彼此願意做出妥協，能夠有對話的機制、交流的機制、制衡的機制。規則應該變得更加明晰，這樣人們才能對未來做出長期的規劃，才能鼓勵長期投資。沒有長期預期，就沒有長期投資。沒有長期投資，就沒有長期的經濟增長。
從全新世進入“人新世”
地球大約於46億年前形成。大約38億年前，地球上出現了簡單生命的跡象。直到6億年前，複雜的生命形式才開始形成。從長時期來看，地球上的氣候一直在冰河時代和溫暖時期之間來回擺動。地質學家把地球的歷史分為不同的地質年代，我們現在處於新生代第四紀。
第四紀又可以分為更新世和全新世。在大約258.8萬年前到1.17萬年前是更新世，更新世的大部分時間氣溫非常寒冷，被稱為“偉大的冰河時代”。全新世只有大約1萬年的時間，在地球的漫長歷史中，這只是非常短暫的一瞬間，但就在這1萬年間，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氣溫適宜的窗口期。有的科學家認為，這是唯一能夠支持現代人類社會的氣候狀態。這是人類的氣候“伊甸園”。在全新世，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和海洋酸度適中、海裡有珊瑚、赤道為森林覆蓋，兩極有冰蓋，這些冰能儲存水並反射太陽光線，這一平衡的狀態維持了人類的生存和世界人口穩步增長。
但是，由於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我們正在迫使地球遠離最適宜點。有的科學家甚至認為，我們已經不在全新世了，現在是一個由人類一手造成的新時代，即“人新世”（Anthropocene）。“anthropo”即為“人”的意思，“cene”即為“新”的意思。不管我們是否同意“人新世”的提法，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承認，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全新的、未知的地質時代。
大自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有其安全運轉的邊界，但我們正在跨越臨界點，破壞這些邊界，這將引發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並讓我們進一步遠離平衡點。托馬斯·弗裡德曼提到了地球系統的九大關鍵邊界。
一是氣候變化。我們需要保持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漲幅小於2攝氏度的水平。如果要控制全球氣溫升高，需要將地球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350PPM濃度以下，但現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經超過400PPM濃度。超過這個紅線，我們將面臨失控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極端溫度變化以及更為嚴重的風暴、乾旱風險。
二是生物多樣性。我們應該保持相當於工業化前90%水平的生物多樣性。目前，非洲部分地區的生物的多樣性水平已經降至84%，並且還在進一步下降。在正常的情況下，物種的自然消失率為在每100萬個物種中，每年會消失一種或不到一種，但在人類的破壞下，在每100萬個物種中，每一年會消失十到一百種。
三是森林退化。我們必須在陸地上維持雨林、寒帶森林、溫帶森林等關鍵生態群落的最低水平，比如，我們必須保存約75%的地球原始森林。目前該水平已經下降到63%。
四是地球上的生物化學流。由於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我們向大自然添加了太多的磷、氮及其他元素，這破壞了生物成長所需要的氮磷平衡環境。
五是海洋酸化。我們釋放出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是被海洋吸收的。當二氧化碳與水混合到一起，便會形成碳酸，而碳酸會溶解碳酸鈣，後者是所有海洋生物的主要構成物質，尤其是貝殼類動物和珊瑚礁。
六是淡水的使用。我們從河流和地下水中大量抽取淡水，已經帶來了水源枯竭、森林和濕地退化等問題。
七是大氣氣溶膠的負荷。大氣氣溶膠是工廠、發電廠、車輛等傳統污染源釋放到大氣裡的微小顆粒物。這些污染物形成了霧霾，可能導致人類出現哮喘及其他肺部疾病。
八是“新物質的引進”（the introduction of novel entities），即我們所發明創造的化學物質、化合物、塑料、核廢料等。這些物質來自大自然之外，並滲入土壤與水中。我們並不完全瞭解它們對自然環境甚至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基因密碼的影響。
九是平流臭氧層的厚度。平流臭氧層確保我們免受導致皮膚癌的危險紫外線輻射。人造化學品氯氟烴會導致臭氧層空洞不斷擴大。1989年，各國簽署了《蒙特利爾協定書》，嚴禁氟氯碳化合物，臭氧層因此才得以維持在地球邊界的限度之內。
氣候變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窘境，特別是在中東和非洲，其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南亞地區會因全球變暖遇到更多的挑戰，尤其是水資源，會變得越來越稀缺。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再次爆發戰爭，不一定是因為領土問題，而可能是因為爭奪水資源。在非洲及部分阿拉伯國家，人口的持續高增長率放大了各方面的壓力。我們在之前的專欄裡講到，未來全球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非洲。這麼多貧困而絕望的年輕人，在一個全球互相連通、互相依存的世界，會給我們帶來各種意想不到的衝擊。
技術進步、全球化和氣候變化，這三重因素疊加在一起，把我們帶入了一個加速變革的時代。由於人類很難適應如此迅速而複雜的變化，就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反應，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區，以及我們自己，在這個加速變化的時代，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新的地緣政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大約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是經濟和政治上的“全新世”。從經濟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經濟一直保持著穩定的經濟增長。這不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更為重要的是，當時處於一個極其獨特的“冷戰”時期，全球地緣政治環境相對穩定。
當時的超級大國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美國和蘇聯雖然互相敵視，但卻極其默契。在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之間甚至維持了一條“熱線”，避免由於誤解發生直接衝突。雙方軍事力量旗鼓相當，都有大量的核武器，不僅能夠發動首次襲擊，還具備發動二次攻擊，實施報復性還擊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核威懾”，這叫“確保相互毀滅”的系統（英文簡稱MAD，就是瘋狂的意思）。
在冷戰時期，有很多國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獨立的國家，其實是不具備獨立實現經濟發展的能力的，甚至維持政權穩定都很難，但由於兩個超級大國暗中提供各種支持，為它們提供資金修建基礎設施、給予它們技術援助、為它們開放本國的市場、幫它們建造體育場、提供留學機會。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兩個超級大國會立刻出手干預，即使到了要出兵的時候，也會毫不猶豫。
柏林牆倒塌之後，西方世界一片歡騰。他們認為“歷史已經終結”，未來的世界將是所有的國家都學習西方世界的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制度。美國突然成了世界上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它顯得很不習慣。其實，美國的風格並不適合當全球領袖。美國有點像個還在青春期的小伙子，力氣很大、體格健壯，但有時候做事非常莽撞，遇到挫折又會情緒低落。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了未曾預料到的泥潭，隨後又爆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領導世界的雄心受挫，突然又想甩手不管。
可是，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如果很多事情美國作壁上觀，局勢只會進一步惡化。如果美國直接插手，又會難以自拔，付出沉痛的代價。誰是盟友，誰是敵人，變得更加複雜。比如，希臘是美國的盟友，但是，希臘的債務危機給美國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小小的希臘，觸發了多米諾骨牌的倒塌，歐洲的危機到現在還在繼續惡化，要是有一天歐盟分崩離析，美國的全球戰略都要重新改寫。越南不是美國傳統的盟友，可是在南海問題、TPP談判等方面，越南可算是幫了美國很大的忙。中國要是變得更加強大，美國當然不爽。中國會在南海佔據更多的島嶼，周邊的國家可能會更聽中國的話。但是，如果中國垮了呢？全球經濟體系都會崩潰，美國怎麼可能獨善其身？美國一定會陷入極其嚴重的經濟衰退，甚至觸發更大的危機。
所以，冷戰時期可能是讓全世界各國政治家都非常懷念的“地緣政治全新世”，而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2015年1月29日，亨利·基辛格在美國參議院做證時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面臨過如此多樣化的危機。”他接著說：“在歷史上，當和平遇到問題的時候，都是因為權力的聚集，潛在的強勢國家會對鄰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平更多地受到權力瓦解的威脅。有些國家陷入混亂，成為一片一片無管轄的區域，暴力活動擴散並蔓延至國境之外和地區以外。”基辛格指出，這在中東尤其嚴重。他說：“幾種不同的動盪正在同時出現：國家內部有權力鬥爭，國家之間在相互較量，種族與宗教群體之間爆發了衝突；國家間的世界政治體系受到衝擊。其結果就是：很多重要的地緣政治區域變得無法管控，或至少是未能管控。”
在加速時代的地緣政治新遊戲，角色和規則都會和過去不同。過去的國際政治主要是在國與國之間，而未來各國政府將不得不面臨一些全新的挑戰者：恐怖分子、聖戰組織、網絡黑客、氣候災害、全球範圍內爆發的傳染病。正如沃倫·巴菲特所說的，只有在退潮的時候，才能看出來誰沒有穿游泳褲。如今，“地緣政治全新世”已經結束，回頭一看，原來很多國家都沒有穿游泳褲。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是多麼地風光啊。想想油價上漲時期，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俄羅斯的普京，多麼意氣風發，當油價下跌之後，這些國家又是何等的困窘艱難。
過去，地緣政治看起來離我們很遠，現在，地緣政治風險仍然可能會出現在遙遠的地方，但它們就像傳染病一樣，迅速就能擴散到我們身邊。
新的社區
為了尋找加速變革時代的應對之策，托馬斯·弗裡德曼幾次回到他的家鄉明尼蘇達州。他從小在明尼蘇達州阿波利斯市郊區的小鎮聖路易斯公園長大。儘管外邊的世界變化莫測，聖路易斯公園小鎮的政府、學校、醫院甚至球隊卻依然運轉良好，人們彼此合作、同心協力、互相支持。“禮失求諸野”，在明尼蘇達州，弗裡德曼發現了應對加速變革社會的必需的社會價值觀。
正如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社會資本”能夠帶來更多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成功和繁榮的關鍵。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群體和社會就可以自發地合作、迅速地適應，而如果人們之間缺乏信任，一定會帶來更多的矛盾和衝突，最終，很可能不得不通過強制和暴力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信任不能通過命令而產生，而只能由健康的社區培養和激發。法國思想家當年遊歷美國之後，就曾敏銳地指出，美國有非常獨特的社區文化。新英格蘭地區的鄉鎮使公民能夠在他們力所能及的小空間內實踐治理的藝術。隨著這個空間的不斷擴大，他們的能力也不斷提高。在地方協會和社區議會中習得的公民習慣和技能，使他們具備在州一級和國家層面實行自治的能力。
這種密切的社區內的人與人交流，是互聯網無法替代的。互聯網上的社交軟件、閒聊室、在線論壇可能會擴大我們的交往範圍，帶來更多的便利，但這種淺層次的交流無法創造出一種有歸屬感的社區文化，虛擬的社交性不會自動地創造出公民。
當弗裡德曼問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默西，什麼是美國當今最嚴重的疾病時，默西毫不猶豫地說：“不是癌症，不是心臟病，而是孤獨。這麼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這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我們是人類歷史上通過技術聯繫得最緊密的一代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覺比以往更加與世隔絕。
因此，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家鄉重新發現的傳統價值觀，對我們應對加速變革的時代反而越來越重要。我們需要學會妥協，我們需要學會信任，我們需要學會鞏固家庭的重要性，也需要為年輕人提供好的導師和教練。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可以通過一個人完成的，也無法通過在網絡上下載一個軟件完成，培養這些價值觀，需要一群人，需要一個健康的社區。
新的個人
企業管理顧問華倫·貝尼斯（Warren Bennis）講過一個笑話。他說，未來的工廠裡只有一個人，一條狗。人是要餵狗，狗是要看住人，不讓他碰機器。
總有一天，機器人會替代人。簡單地講，未來可能會有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機器人徹底替代了人。機器人不僅學會了人的思維模式，而且比人類做得更好。機器人也學會了人類的情感，而且比人類更加理性。機器人有了自我意識，不會再聽命於人的指揮。這並非是不可能的。歸根到本源，人的思維、情感，無非都是物理和化學反應，只是我們對其原理瞭解甚少而已。第二條路徑是人和機器人融為一體。手機讓我們成為“千里眼”“順風耳”，能夠實時地、不受地域限制地與其他人溝通。大數據可以方便我們更好地學習和交流。人用上了各種人造器官。以後，人們很可能會運用更多的科技改善我們的記憶、延長我們的壽命、調節我們的情緒。記性不好？外接一個優盤就行。性格暴躁？吃一片藥就改過來了。想體驗一下南極探險？你可以從別人那裡購買一段個人回憶。聽不懂爪哇語？機器幫你直接翻譯。
無論出現哪種情況，我們都能想像得出最後的結果：人類這個物種，會被徹底地改變。生活、工作，都會和以往大不相同，甚至人類的生存都會遇到挑戰。說起人工智能，我們常常會有一種恐懼，認為我們的工作很快就會被機器替代。
好消息是，至少在短期之內，機器人不可能完全替代人類。
首先，我們仍然處在人工智能的初級階段。現在的人工智能大多局限在一個特定的領域。有一種家用機器人Roomba是負責掃地的。有的人工智能是為了翻譯語言，或是幫助醫生診斷疾病。它們各有分工。在其各自的領域，它們完全有可能替代很多常規性的人類的工作，但機器人會不會突然變得全知全能呢？你家的Roomba會不會有一天掃地掃膩味了，自己決定不想掃地，要設計汽車了？至少目前來看，這種可能性為零。
其次，任務自動化和工作崗位自動化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工作崗位自動化是指機器完全替代了人，任務自動化是不會搶走人類的工作的。自動取款機是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開始出現的。當初，人們認為有了自動取款機，就不再需要銀行櫃員了，結果呢？銀行櫃員的人數卻增加了，而且比美國整個勞動力市場就業人數的增加速度更快。條形碼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掃瞄條形碼，能讓收銀員的結賬時間減少18%～19%，但收銀員的人數反而增加了。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律師事務所越來越多地使用電子文檔檢索軟件，這本是律師助理要做的工作，但律師助理的人數反而快速增長。
壞消息是，技術進步對不同的人群影響大不一樣，確實會有更多的勞動者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浪潮中成為失敗者。西方國家之所以會出現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反全球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很多勞動者覺得飯碗快要保不住了。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導致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拉大、一部分工作崗位流失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技術進步，一個是全球化，而且，技術進步的影響比全球化的影響更大。
怎麼辦？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認清形勢，提高自己的學習能力，才能在加速變革的時代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你還希望像過去那樣，擁有一技之長，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就能一直工作到退休，那就大錯特錯了。學校的教育體制遠遠落後於時代的變化，你在學校裡學到的那些知識，可能你還沒有出學校的大門，就已經變得過時了。未來的時代是屬於終身學習者和跨界高手的，未來的領導崗位是給那些能夠整合全球團隊、打通科技與人文、有遠見、有洞察力和感召力的“新人類”的。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幫助。在現有的招聘制度下，當單位招聘員工的時候，先發佈招聘廣告。在廣告裡，單位會把要招聘的崗位、工作內容公佈出來，然後寫清楚對求職者的要求。如果你沒有文憑，就沒有辦法得到一份正式的工作，如果你沒有一所精英大學的文憑，就很難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現有的招聘體制下，一個工作崗位空缺，會引來無數份求職簡歷。這裡面存在著大量的供求錯配。每一次招聘，都要經過激烈的競爭，最後可能只有一個成功者，卻有一千個失敗者。從經濟上講，這是極其沒有效率的。從政治上講，這會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如果每個求職者都要經歷挫折和羞辱，他們是不會對這個就業制度，甚至不會對整個社會制度心存感激的。
托馬斯·弗裡德曼提到了一個創業公司LearnUp.com。LearnUp.com和很多公司合作，幫助公司做一些最簡單的培訓，為求職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務。有很多人，尤其是處於弱勢群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該向誰求助。他們沒有校友，父母也幫不上忙，身邊的朋友可能還不如自己，求職時會遇到的一些看起來非常簡單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無從下手的難題。
在這個加速變化的時代，重要的不是每天匆匆忙忙，而是要在行進中暫停腳步。慢下來，放鬆自己，反思自己走過的路，試圖從更高更廣的角度去理解這個時代，保持開放的心態，努力去擁抱創新、容忍在創新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的失敗。“欲速則不達”。慢就是快。這是托馬斯·弗裡德曼在《謝謝你遲到》中給我們每個人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