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門陷入了暴力混亂，混亂到了都不能稱之為一場內戰。
——西蒙·亨德森，《也門的解體帶來了不斷上升的威脅》
《華爾街日報》2015年3月25日
1965年至1970年，美國有部名為《糊塗偵探》的情景喜劇頗受歡迎。該劇是一部惡搞007詹姆斯·邦德的作品。唐·亞當斯飾演特工麥克斯韋爾·史馬特，代號“86號特工”。芭芭拉·菲爾頓飾演其搭檔，代號“99號特工”。這部情景喜劇由巴克·亨利與梅爾·布魯克斯編劇，讓美國觀眾記得最牢的是那台著名的皮鞋手機。這部情景喜劇也包含了更多的內容：它演繹了一種地緣政治視角，介紹了一個雙極世界。
麥克斯韋爾·史馬特工作的情報機構叫“控制局”（Control）。“控制局”的死對頭叫“混亂局”（Kaos），這是“一個邪惡的國際組織”。
《糊塗偵探》創作者比他們所處的年代更超前。歸根到底，我們現在所處的“後後冷戰世界”，看起來越來越像《糊塗偵探》裡“控制局”和“混亂局”之間的對立，或者，用我的說法，一邊是“有序世界”，一邊是“無序世界”。
這是許多美國人、歐洲人在冷戰結束後沒有預料到的。冷戰是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兩大秩序體系之間的鬥爭。這兩個超級大國都能夠控制盟友，使盟國的意識形態與自己保持一致。這兩個超級大國都能保持領土完整，同時避免軍事衝突。兩大陣營地理及意識形態的分界線是：東方和西方、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
1989年至21世紀初期是後冷戰時代。在後冷戰時代，主要的鬥爭——其實根本算不上是一場鬥爭——發生在美國霸權與其他所有國家之間。我們的經濟政治體制“獲勝了”。大部分人認為接下來唯一的問題就是，各國效仿我們成功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的速度快慢問題，再接下來就沒什麼問題了。
因為美國及其盟友在軍事及經濟實力上佔據絕對的優勢，他們選擇動用這部分優勢鎮壓拒不順從民主化趨勢的頑固抵抗者，例如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海地的軍事統治者、塞爾維亞的米洛捨維奇，並且借助人權運動對中國施壓，借助北約與歐盟東擴向俄羅斯施壓。整個世界都會按照我們的方式來，這似乎只是個時間問題。
正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教授邁克爾·曼德鮑姆在《任務失敗：美國及後冷戰世界》一書中寫道：在這一時期，美國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於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從戰爭轉向治理，從關注別國政府在其邊境以外的動作轉向關注這些國家的國內政策和治理”。
曼德鮑姆談到美國在索馬裡、海地、波斯尼亞、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採取的行動，以及對中國人權政策、俄羅斯民主化、北約擴張以及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進程上所採取的行動。他的觀點是：“冷戰之後，美國變成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人，好像是一群國家中的億萬富翁。美國不像在冷戰時期只能關注‘必需品’，現在，美國可以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了。美國選擇了一個奢侈品，即將其部分資源用來改造其他國家。”
但是，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預失敗了，隨後爆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陷入了衰退。這使美國主導世界的雄心受挫。這消耗了美國的實力與自信心。美國曾經相信自己知道應當做哪些正確的事，也確信自己能夠做到。這種挫敗感體現在奧巴馬總統的外交政策中。奧巴馬外交政策的一大特點就是不再那麼好為人師，在美國是否知道什麼是最佳方案方面更為謙卑，對外國人——尤其是對聲稱與我們持有相同價值觀並示意我們與之合作的中東人——抱有戒心，在向海外派遣部隊的問題上，幾乎是在滴眼藥水，一滴一滴地數。我說這些並不是要批評奧巴馬。奧巴馬在處理中東事務上謹慎行事是有原因的。在其他地方，如東歐和亞洲，奧巴馬事實上加強了美國的軍事存在，以此平衡俄羅斯和中國。此外，他動用美國軍隊遏制西非埃博拉病毒的爆發勢頭，對防止該疾病的全球流行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所以，關於美國在奧巴馬的領導下退出世界舞台的說法是無稽之談。但是，美國確實從中東有所抽身，並由此帶來兩大嚴重後果：““伊斯蘭國”（ISIS）”在伊拉克、敘利亞迅速崛起，並導致大量難民從該地區流入歐洲。難民潮反過來導致了強烈的反移民情緒，就好像是火上澆油，加速了英國脫歐以及幾乎每個歐盟成員國家內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政治的興起。
我們要記住美國是世界舞台的最重要一員，美國在力量部署上的細微調整就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美國的勢力在世界部分地區收縮，以及在更大範圍內的世界格局隨著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而加速變革，共同定義了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我將之稱為“後後冷戰世界”。這個世界既有舊時代的地緣政治競爭，也有剛剛出現的新型地緣政治競爭，兩者同時交織在一起。這也就是說，傳統的大國博弈（主要是美、俄、中三國）再次上演（如果此前真有消停過），且與此前一樣激烈。美、俄、中三國在傳統的斷層線——北約與俄羅斯的邊界、中國南海——上爭奪勢力範圍。這場博弈受歷史、地理以及大國地緣政治等傳統因素的驅動，並隨著俄羅斯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而進一步加強。三個大國之間的均勢決定了博弈的輪廓與邊界。關於這些，已經有了很多詳細的論述，不是本書的重點。
我最感興趣的是後後冷戰世界出現的新現象：市場、大自然、摩爾定律同時加速是如何重塑國際關係，迫使世界尤其是美國重新思考應如何穩定地緣政治。與自冷戰開始以來任何時候一樣，我們再次“親歷創世”。《親歷創世》也是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給自己的回憶錄所起的書名。在回憶錄中，他記錄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極具可塑性的那段時期（1949—1953）擔任美國國務卿的經歷。在那段時期發生的事件包括：蘇聯作為全球超級大國興起、核武器擴散、帝國的衰退以及一大批新國家的誕生。
地緣政治的加速時代是一個同樣具有可塑性的時期，但我們是否有能力或想像力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家們一樣，建立聯盟和全球機制來穩定這段時期，這一點還不清楚。但這是我們的使命。
我注意到一些新的挑戰正在湧現。首先是全球相互依賴性的上升，尤其是，這種相互依賴導致了一些不尋常的地緣政治反轉，而這些反轉現在已經影響到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每一個決定。例如：在冷戰時期，你的盟友會保護你免受敵人傷害。然而在後後冷戰時期，我們相互依賴的程度非常之高，以至於你的盟友，譬如希臘，可能會比你的敵人更快地將你置於死地。如果希臘無法償還主權債務、私人債務，或是歐盟因為英國退出而四分五裂，可能會觸發多米諾骨牌的倒塌，引發連鎖反應，破壞歐盟與北約。其產生的影響之快、範圍之廣，不亞於俄羅斯或中國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這將給美國帶來巨大影響，因為歐盟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推廣其價值觀，並使世界基本保持穩定的主要合作夥伴。
在相互依存的時代，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也發生著反轉。今天無法確定的是，這些國家變得強大，亦或變得脆弱，哪一種結果將對美國構成更大的威脅。如果其中一方發生崩潰並淪為無政府狀態，都將是一場災難。俄羅斯橫跨9個時區，而且目前在俄羅斯，尚有數千個需要控制的核彈頭、數百位核彈設計師。我們需要一個正常運轉的俄羅斯，保障其核武器都能上鎖，同時遏制其國內的黑手黨、毒品販子以及網絡罪犯。我們還需要一個穩定的俄羅斯制衡中國，充當歐洲的全球能源供應商，照顧老齡化的公民。如果中國陷入混亂，那麼，從你腳上的鞋子、身上的襯衫到你的房貸、你錢包裡貨幣的價值，都將因此受到負面影響。中國或許是美國的對手，但在現如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國的崩潰對美國造成的威脅遠大於其崛起造成的影響。中國崛起後最糟糕的局面也許是迫使所有的鄰國順從中國，在中國南海管理更多的島嶼；或要求外國投資者給予更多經濟上的讓步。然而，中國的衰落可能會引發美國股市崩盤以及全球大衰退，甚至還可能產生更為惡劣的後果。
高度相互依存帶來了一系列新的挑戰。另一方面，一些國家發生國家失敗的風險升高，這帶來了另一種挑戰。這種風險在全球隨處可見。大西洋條約協會副主席、華盛頓國防大學訪問學者朱利安·林德利·法蘭西對他所謂的“弱勢現象”（Weakism）及“分裂現象”（Disintegrationism）提出警告，國家瓦解成了一個個威力強大的幫派和部落，“伊斯蘭國”（ISIS）、博科聖地等組織隨即出現並填補了權力真空。非洲與中東脆弱國家土崩瓦解，現在局勢已經非常嚴峻，出現了大規模的無政府狀態，或是用《糊塗偵探》中的說法，都被“混亂局”控制了。從這些區域湧出了大量的難民與經濟移民，並開始威脅有序世界的穩定，歐盟的逐漸分裂就是一例。
在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管理力量，包括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的盟友如歐盟、日本的力量，以及我們主要對手如俄羅斯和中國的力量。現如今，美國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管理和控制弱點，包括我們的盟友歐盟和日本的弱點，一個憤怒而蒙羞的、經濟衰落的俄羅斯的弱點，那些已經土崩瓦解的國家的弱點，以及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的弱點。管理弱勢是一個讓人頭疼的活兒。如果美國不干預這些正在分裂的國家，那麼無序世界會不斷擴大；如果美國插足他國事務，可能又會陷得太深，無法自拔。你要為此付出巨額的成本：看看我們在阿富汗、索馬裡和伊拉克的賬單就知道了。
法蘭西所說的弱勢現象和分裂現象與我們今天面臨的另一個挑戰不謀而合，同時也助長了這個新的挑戰：摩爾定律、市場全球化正在催生一個全新的國際關係主體，我將其稱之為威力超強的破壞者。此前我們已經討論過超新星能賦予創造者們更大的力量。然而聖戰分子、像朝鮮這樣的無賴國家、憤怒的怪人以及網絡犯罪分子同樣可以獲得強大的力量，並在更長的戰線上與超級大國和超級創造者展開較量。你家中的電腦都可能成為他們的攻擊目標。現在，網絡攻擊者能夠遠程鎖定你的電腦，直至你同意交付贖金為止。
將所有這些舊的、新的挑戰放在一起來看，你就能明白為什麼至少對美國而言，在冷戰期間過得更容易。當時，我們能夠專注於一個全方位的政策：遏制蘇聯。只要能夠遏制蘇聯，就能解決我們面對的所有外交問題。在加速時代，後後冷戰世界變得更為複雜。我們既要像往日一樣，遏制傳統的大國競爭對手，還要盡可能縮小無序世界的範圍，防止弱國解體，尤其是，從這些弱國湧出的大量移民已經威脅到了歐盟的凝聚力。此外，我們必須遏制和瓦解那些威力強大的破壞者。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這就是為什麼在加速時代，我們必須反思地緣政治框架，但我們最好更加謙卑一些。亨利·基辛格2015年1月29日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做證時說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面臨過如此多樣化的危機。”他接著說：“在歷史上，當和平遇到問題的時候，都是因為權力的聚集，潛在的強勢國家會對鄰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平更多地受到權力瓦解的威脅。有些國家陷入混亂，成為一片一片無管轄的區域，暴力活動擴散並蔓延至國境之外和地區以外。”基辛格指出，這在中東尤其嚴重。他說：“幾種不同的動盪正在同時出現：國家內部有權力鬥爭，國家之間在相互較量，種族與宗教群體之間爆發了衝突；國家間的世界政治體系受到衝擊。其結果就是：很多重要的地緣政治區域變得無法管控，或至少是未能管控。”
傳統的美國外交政策不是為這個世界準備的。我們的傳統工具失靈了。全球體制機制尚未根據這個世界進行調整和適應；我們國內爭論的議題與這個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並不合拍。在這個後後冷戰世界，當我們談論外交政策的時候，什麼是“自由主義”，什麼是“保守主義”？
所以，是的，我們再一次來到了地緣政治的創世現場，而且很多責任將落在美國的肩上。我們尋找解決方案，提出政策創新，並慷慨地管理地緣政治新格局。下面是我對於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地步，以及如何摸索前進的一些思考。
我對你的建議是：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了美國總統打給你的電話，他或她打算讓你出任國務卿，請告訴他或她，是的，你的確喜歡坐飛機，但算了，你還是想當農業部長。
地緣政治全新世
今天我們很容易忽視的一點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直到冷戰結束，這段時期的國際秩序很像是地緣政治的全新世。氣候上的全新世為地球提供了像伊甸園一樣完美的生存環境。經濟上的全新世為中產階級提供了完美的經濟條件，而地緣政治的全新世為當時剛剛獨立的國家提供了完美的國際政治環境。當時，這樣的國家非常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幾大帝國相繼解體，數十個新的獨立國家誕生了。奧匈帝國解體之後，出現了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俄羅斯割讓了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俄羅斯與奧匈帝國的衰落還催生了新的波蘭與羅馬尼亞。奧斯曼帝國解體之後，出現了一批新獨立或殖民化的國家，包括黎巴嫩、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約旦、塞浦路斯和阿爾巴尼亞。在非洲，德意志帝國原來的殖民地被分割成納米比亞、坦桑尼亞等國家。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一波民族解放運動，誕生了印度、巴基斯坦、利比亞、蘇丹、突尼斯、埃塞俄比亞、摩洛哥、馬裡、塞內加爾、剛果共和國、索馬裡共和國、尼日爾、乍得、喀麥隆、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盧旺達、厄立特裡亞、贊比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韓國。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原來的衛星國紛紛獨立，包括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摩爾多瓦。立陶宛、拉脫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和愛沙尼亞也成為獨立國家。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出現了眾多新的小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
這些國家中沒有幾個擁有足夠的經濟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不要說發展成為強大的工業化民主國家，就連形成一個穩定的專制國家都不行，但在冷戰期間及緊隨其後的一段歲月，由於種種因素，他們的弱點被掩蓋了多年，以至於很多處於“平均水平”或是“低於平均水平”的國家，仍然可以混下去。
首先，當時的全球地緣政治環境相對穩定。20世紀上半葉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政治相對穩定。美、俄兩國的領導者都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自殺炸彈襲擊者或聖戰分子。這兩個超級大國甚至還維持了一條“熱線”，這條電話線直接連通白宮與克里姆林宮，雙方可以互相溝通，避免發生誤解，以防止發生直接的核武器熱戰。戰略上，雙方部署了足夠的核武器，確保不僅能夠發動首次襲擊，而且還具備進行報復性還擊的能力，以防對方首先發難，並由此打造了一個“確保相互毀滅”的系統（這個系統的英文首字母縮寫為MAD，為瘋狂之意）。如此一來，保證了任何一方都不會使用核武器。
更重要的是，美國和蘇聯在大棋盤中為拉攏盟友展開了激烈競爭，它們為許多新國家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源，加強了這些國家的秩序建設，使其中許多國家能夠在領導力評分只有“C+”的情況下依舊過得下去。這就好比一個人既不運動，也不降低膽固醇、不增強肌肉力量、不去提高心率，就這樣得過且過。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如果有兩個超級大國爭相向這些國家提供資金建造道路，給予他們技術援助，供應他們武器，以便穩定國內安全，保衛邊界，控制人民，那麼，這些國家為何自己還要努力呢？莫斯科和華盛頓還向這些成績普普通通的國家及其領導人發放了數十億美元和盧布的外國援助，幫助他們平衡預算，建立學校，建造體育場。它們還向進入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的年輕學生提供大量獎學金。
當時，全球大棋盤上每一個方格的穩定都關乎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切身安危。因此，敘利亞曾經在1967年、1973年和1982年三次被以色列擊敗，每一次蘇聯都願意向敘利亞提供援助，幫助其重建軍隊。美國則年復一年地支持從拉丁美洲到菲律賓的許多腐敗政府。而當援助起不到作用的時候，他們便直接干預。俄羅斯會直接出兵東歐和阿富汗，而美國則直接出兵拉丁美洲和南越。美國想要確保當歐洲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之後，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不會被蘇聯支持的各國共產黨接管。克里姆林宮則會不惜一切代價確保牢牢掌控東歐，並想辦法把某個中美洲國家從美國陣營中拉到蘇聯陣營裡來。
與此同時，當時要影響另一個國家也並不是什麼難事。畢竟新生國家的人口相對較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相對而言，很少有人能夠將他們的處境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做比較。外國援助可以長時間有效。以伊朗為例，1980年伊朗人口僅4000萬，現如今已超過8000萬。此外，氣候變化也未達到我們目前面臨的破壞性極端情況，因此作物的生長季節更為可靠。當時，中國仍然是個封閉的國家，對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低工資工人都構不成威脅。當然，那時候也還沒有機器人可以擠奶或是縫製紡織品。
同時，經濟與人口結構的發展趨勢也使美國能夠輕鬆地向許多普通國家提供支持。正如埃裡克·布萊恩約弗森和安德魯·邁卡菲在他們的書中指出的那樣，經濟健康的四個關鍵指標，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勞動生產率、就業人數、中位數家庭收入，在冷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都穩步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30多年來，這四個指標全都穩步上升，步伐一致堪稱完美。”布萊恩約弗森在2015年6月接受《哈佛商業評論》採訪時指出：“換句話說，就業與工資的增長跟上了產出與生產力增長的步伐。美國的工人不僅創造了更多財富，同時還獲得了相應比例的收益。”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主任之一詹姆斯·曼尼卡認為，事後看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柏林牆倒塌的這段時間可以被稱為“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濟大穩定時期”。經濟上的穩定推動政治上的緩和與穩定，從而使包容性及移民相對易於容忍。大多數國家仍然受益於醫療保健及兒童死亡率的改善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即青少年人口大幅增長，而需照料的老齡人口相對較少。如此一來，許多國家也更容易負擔較為慷慨的養老金。大多數國家還沒有耗盡自然資源。
總而言之，在冷戰時期，甚至是後冷戰時期，要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民主或專制國家是相對容易的。那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全新世時代。
好吧，對這一切說再見吧……
國家無法再安於平庸
事實上，幾乎所有那些在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讓平庸的弱國相對容易生存的條件都已經消失了。請看一眼下面的清單：中國和越南可以吸走在全球各地大量的低收入勞動工作，首當其衝的就是諸如紡織等低端行業。機器人能夠給奶牛擠奶。石油價格全球性下跌，意味著無論是產油國還是那些間接受到石油支持的國家都會受到衝擊。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近來增長放緩，減少了其對非洲、澳大利亞和拉丁美洲大宗商品的需求。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全球增長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強勁增長帶動了許多向中國出口原材料的國家經濟大幅增長。然而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在10年的時間裡，中國債務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7年的150%，大幅上升到今天的約240%。這削弱了中國經濟增長及進口的勢頭，減少了其對外援助的可用資金和對非洲、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國的投資。
2011年5月，我曾在埃及待過一段時間，報道後穆巴拉克時期的社會動盪情況。在離開我的妻子兩周後，我準備回家。我在開羅機場還有一些空閒的時間，於是逛了逛一家名為“埃及珍寶”的商店，希望能找到一些紀念品帶回家。我不太喜歡那些圖坦卡門的鎮紙或是印有金字塔圖案的煙灰缸，但對一隻毛絨駱駝格外感興趣。如果擠壓它的駝峰，它便會發出駱駝的叫聲。我把這個毛絨駱駝翻過來，想看看它是哪裡製造的，我看到了：“中國製造”。金字塔煙灰缸也是“中國製造”。埃及這個國家幾乎有一半人口每天僅靠2美元過活，失業率達到20%，但突然發現自己要與一個大半個地球之外的國家競爭。這個國家可以把埃及的民族象徵印在像煙灰缸這樣的紀念品上，還能生產會叫的毛絨駱駝，這些產品漂洋過海，到了埃及，但還能賣得比埃及當地製造的產品更便宜，利潤更高。更糟的是，埃及國內的騷亂令許多想騎真正駱駝的遊客望而卻步。
正如沃倫·巴菲特所說：“只有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當大國停止援助，以及全球經濟退潮之後，才能看出來哪些國家的經濟真的有實力，哪些國家不過是僥倖遇見了大宗商品和石油價格的上漲。四週一看，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沒有‘穿游泳褲’。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在有錢的時候大手大腳地花錢，從未想過要未雨綢繆，現在正面臨崩潰。但這還不是全部。氣候變化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窘境，特別是在中東和非洲，其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在非洲及部分阿拉伯國家，人口的持續高增長放大了各方面的壓力。所有這一切變化，再加上互聯網、手機、社交媒體，讓有不滿情緒的人更容易組織起來讓政府下台，但要組織起新的穩定政府卻舉步維艱。
潮水還可能進一步退去。創造了“新興市場”一詞的投資者安東尼·范·艾格特梅爾認為，我們將面臨製造業的範式轉變，新範式會讓許多工作從發展中國家重回美國和歐洲。范·艾格特梅爾說：“過去25年較量的是誰能讓成本降到最低，下一個25年比拚的是誰能讓產品更加智能。”美國的廉價能源與更靈活、開放的創新體制相結合，正在將美國打造成為“下一個新興市場”。高校、初創公司與公司分享腦力資源，創造新的發明；製造商使用新一代的機器人和3D打印機，使更多生產能夠在當地進行；新產品集成了使用新材料的無線傳感器，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智能和快速。這對我們來說固然是好的，但或許不利於傳統的新興市場。
將這些因素放在一起來看，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一個平庸的國家仍然能過得很好，以及為何一些國家開始陷入無序世界。這個無序世界包括了索馬裡、尼日利亞、南蘇丹、塞內加爾、伊拉克、敘利亞、埃及西奈半島、利比亞、也門、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乍得、馬裡、尼日爾、厄立特裡亞、剛果等非洲國家和地區，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在內的大片中美洲地區，以及印度洋海盜橫行肆虐的水域。無序世界還包括了在俄羅斯周邊鄰國分裂出來的由軍閥統治的區域——烏克蘭東部、阿布哈茲、車臣、南奧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所有這些地方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的中央政府或者已經崩潰，或者其政令不出首都。美國及其盟友對這些國家實施的斬首行動只能讓這些國家更動盪不安，比如伊拉克和利比亞，但又未能有效地建立繼任政權。還有一些國家則是由於內戰、環境惡化和極端貧窮的壓力而自行解體，現在正在向全球各地輸送大量難民。
或許這只是一個巧合，許多失敗的國家，儘管不是全部，它們的邊境線都是筆直的。這些筆直的邊界線是當年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列強劃出來的，是為了劃分它們的勢力範圍，但並不符合真正的民族、宗教、種族、部落甚至是地理邏輯，更不是人們通過社會契約自願結合而形成的國家。
這些國家缺乏能力來駕馭加速時代。他們就像房車公園裡的拖車房屋，就在水泥板上，沒有真正的地基或地下室，也沒有考慮其朝向與風向和天氣的關係。人們總是在想：“為什麼龍捲風總是襲擊那些活動房屋？”其實並非如此。只是活動房屋受到打擊時太脆弱，不堪一擊。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邊界完全由他國人為劃定的那些國家。這些平庸的國家在冷戰時還能得過且過，到現在就陷入困境了。
受到衝擊的不單單是這些邊界筆直的國家，還有很多各種形狀、不同規模的弱勢國家都受到了影響。在過去幾年裡，我花了很多時間報道無序世界裡的各個國家。以下我將介紹馬達加斯加、敘利亞、塞內加爾和尼日爾。這些國家作為樣本，凸顯了冷戰世界的終結以及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加速塑造的世界的興起，是如何將這些已經脆弱不堪的國家逼至懸崖邊緣，甚至跌落懸崖。
馬達加斯加
馬達加斯加是一個位於非洲東南部的島嶼國家，也是全球十大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我曾於2014年夏天到訪此地。馬達加斯加是在三大加速力量推動下從平庸國家走向終結的典型例子。
從哪兒開始呢？先說人口吧！馬達加斯加人口在過去的20年裡呈現暴髮式增長，年增長率達到2.9%，是非洲人口增長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從2008年至2013年，馬達加斯加在5年間增加了300多萬人，現在該國人口達2300萬，幾乎是1990年人口的2倍，但馬達加斯加的面積沒有擴大一絲一毫。冷戰結束後，外國援助減少了，龍捲風越來越厲害，破壞了該國的道路、電力及供水基礎設施。我乘坐吉普車，在一條主幹道上開了2小時，進入馬達加斯加的腹地。這條道路被嚴重侵蝕，一路上坑坑窪窪。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是我有生之年在地球上行駛過的最糟糕的道路。馬達加斯加超過90%的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當地有60萬名學齡兒童上不了學。
馬達加斯加在冷戰時期的不同階段收到過來自世界各地的援助。美國有段時間曾在那裡花錢建造了美國航空航天局衛星跟蹤站。馬達加斯加曾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向馬達加斯加提供了很多援助，並為馬達加斯加武裝部隊送去武器裝備。蘇聯提供了米格-21戰鬥機；古巴派去了教師；中國派去了築路工，甚至建造了一個糖廠。最後，說來你可能不信，馬達加斯加那閃閃發光的白色總統府，好像馬達加斯加版的白宮，是由朝鮮於20世紀70年代設計建造的。不僅如此，朝鮮還培訓了馬達加斯加總統的安保人員，並提供農業和灌溉方面的援助。
今天，大部分外援都沒有延續下去，而馬達加斯加的部分地區已經被雨水沖毀。馬達加斯加的土壤鐵質含量高、營養成分貧乏，而且通常很鬆軟，不適合發展農業。在20世紀，馬達加斯加90%的森林遭到砍伐，被用於發展刀耕火種的農業，被做成木材、柴火和木炭。當雨水降臨的時候，大多數山坡沒有樹木保護其土壤不流失。沿著西北海岸飛行，向下俯瞰，你就能明白問題的嚴重性。你會看到一大片滑坡所致的紅色泥土像血液一樣流入貝齊布卡河、布貝托克灣和印度洋。這一混亂場面觸目驚心，以至於宇航員在太空拍攝的照片裡都能看到這一幕：整個國家都像是在流血。
對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場悲劇。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數據顯示，“馬達加斯加98%的陸地哺乳動物、92%的爬行動物、68%的植物、41%的繁殖鳥類，在全球都是絕無僅有的。”馬達加斯加還是“全球2/3變色龍和島上獨有的50種狐猴”的家園。不幸的是，很多野生動物都遭到獵殺。全球化也帶來了非法貿易的全球化。非法商人和腐敗的當地官員勾結起來，非法出口一切有價值的物品，從紫檀木材到罕見的海龜。
有一段時間，全球化確實為馬達加斯加吸引了一批紡織品製造商，為當地創造了就業機會。他們在當地設立工廠，提供低技能崗位。但隨後，由於當地出現政局不穩，這些製造商撤回了投資，並遷移至越南等其他地方。這些製造商有各種選擇機會，一旦遇到驚嚇就會離開。空空蕩蕩的工廠向我們訴說著一切。在後後冷戰時期，馬達加斯加這個曾經的平庸國家，現在已經遠遠低於平均水平了。馬達加斯加的義務制教育只到15歲，而且使用的是馬達加斯加當地語言，使他們很難與在1年級就開始教計算機編程的國家如愛沙尼亞競爭更高工資的工作崗位。
現在還很難看出馬達加斯加如何才能逆轉這些趨勢。來自非政府組織“保護國際”的著名靈長類動物學家羅素·米特邁爾自1984年起就在馬達加斯加工作，幫助當地保護環境。他表示：“土壤流失的情況越嚴重，腳下的土壤就更少，就有更多人種不了東西。”而且人們越是感到不安全，他們就會生更多的孩子作為保險。
敘利亞
敘利亞是加速時代的地緣政治超級風暴。當所有壞趨勢交匯於同一個地方的時候，便會出現這種超級風暴：極端天氣，極端全球化，極端的人口增長，極端的摩爾定律，以及美國和其他國家最近突然決定不願再果斷介入。因為它們知道，介入的結果只能是贏得一紙賬單。
要充分理解這一切，還得先從大自然說起。2014年，為了撰寫專欄和拍攝紀錄片，我曾經前往敘利亞北部。我們要為《多災凶年》（當時還是在Showtime頻道播放）系列紀錄片拍攝一集關於乾旱對內戰影響的片子。乾旱在阿拉伯語裡叫作“jafaf”。“不是乾旱導致了敘利亞的內戰。”敘利亞經濟學家薩米爾·阿塔向我解釋道，但是政府無力解決這個問題是引發暴動的一個關鍵因素。
故事是這樣的，他解釋道：2000年，巴沙爾·阿薩德從他已故父親手中接過權力，之後他向大農場主放開了敘利亞受管制的農業部門。這些大農場主中許多人都與政府關係密切，這些人可以想購買多少土地就購買多少，想鑽取多少地下水就鑽取多少，最終導致地下水位嚴重下降。許多小農戶被迫離開土地，來到城鎮，四處尋找工作。死亡率下降，導致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人口出現高速增長。那些離開農村的人拖家帶口，一大家子人在城市周邊的鎮子，如阿勒頗定居。部分小城鎮的人口數量在10年間由2000人膨脹至40萬人。政府無法為數量突然激增的青年人提供合適的教育、工作或服務。
接著，大自然開始發威。2006年至2011年期間，敘利亞大約60%的陸地被當地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旱災破壞。由於地下水水位已經很低，河流無水灌溉，這次旱災剝奪了80萬到100萬敘利亞農民和牧民的生計。與此同時，敘利亞人口在60年裡翻了一番。其結果就是，自21世紀初開始，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敘利亞人中有一半背井離鄉，前往城市。此外，由於阿薩德沒有向飽受乾旱之苦的難民提供任何幫助，許多非常單純的農民以及他們的孩子也開始變得政治化了。
國家就是在這個地區起源的。最早的國家誕生於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其功能就是為了管理灌溉和作物的種植，但阿薩德沒能做好這項工作。年輕人和農民渴望工作，土地渴望水，這些都是革命的引火線。
旱災難民傳遞出的就是這樣的信息。2013年5月，我在位於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土耳其城市桑尼烏法的一間簡易公寓中見到了法籐。她當時38歲，是一名遜尼派穆斯林。她與她19歲的兒子默罕默德一起逃至此地。她兒子曾是自由敘利亞軍的一名成員，幾個月前在戰火中受了重傷。法籐要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氏，並向我訴說她的故事。她出生於東北敘利亞一個名為莫哈森的村莊。她和她丈夫“曾經擁有自己的農田。我們年年播種。我們有小麥、大麥、青菜、黃瓜，自給自足，無需到市場上去買。感謝上帝，雨水滋潤讓收成很好。但突然之間，出現了乾旱”。
那是一番怎樣的景象？“看到農地的樣子，我們非常傷心。”她說道，“農地變得和沙漠、鹽鹼地一樣。”所有的一切都變成了黃色。
阿薩德政府提供幫助了嗎？“他們什麼都沒有做。”她說道，“我們要求獲得幫助，但他們不予理會。他們對此毫不在乎，從來就不在乎。我們必須自己解決問題。”
那你們做了什麼？“遭遇乾旱天氣後，我們堅持了2年，然後我們說‘夠了’。於是我們決定搬到城市去。我當了護士，而我的丈夫開了一家商店。生活很艱難。大多數人都離開了村莊，進入城市尋找工作，幹任何能夠維持生計的活。”
那些該上學或結婚的年輕男子，受到乾旱影響，無法再上學和結婚了，他們受到的衝擊更大。一般人家都會選擇更早地將女兒嫁出去，因為他們無力供養。法籐頭上裹著保守的黑色圍巾。她說，乾旱以及政府的無所作為讓她、她的鄰居和她們的兒子都變得激進，最終她們的兒子成了反對派戰士。2011年3月，當革命抗議的炮火在敘利亞南部達拉阿小鎮點燃時，法籐和其他乾旱難民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自從聽到了‘真主’第一聲呼籲後，我們都加入了革命，馬上加入了革命”。這是因為乾旱嗎？“當然！”她說道，“乾旱與失業是促使人民參加革命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她來到土耳其是為了讓她兒子默罕默德接受醫療服務。當我們進行採訪的時候，默罕默德在一旁靜靜地坐著，一會兒看看手機裡的戰鬥照片，一會兒看看敘利亞境內反叛部隊電視台的衛星電視廣播。）
阿布·哈利勒，時年48歲，他是那些不僅發出抗議，還採取了其他行動的人們中的一個。他曾是一位種植棉花的農民。乾旱毀掉了他的農場，他不得不為了維持他16個孩子的生計而幹起走私的活兒，後來成了敘利亞自由軍在特爾阿布雅德地區的指揮官。在我進入敘利亞拉卡省（乾旱的重災區）的時候，我在一個破損的敘利亞軍檢查站遇到了他。經過敘利亞中間人的介紹，體格像個堅韌的拳擊手的阿布·哈利勒向我介紹了他的戰鬥隊伍。他並沒有依照他們的級別，而是根據血緣關係指著他身邊的武裝分子向我介紹：“我的侄子，我的表弟，我的兄弟，我的表弟，我的侄子，我的兒子，我的表弟……”敘利亞自由軍戰鬥隊伍通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在一個幾十年來政府都不希望任何人相信任何人的國家，這一點也不奇怪。
“我們可以接受乾旱，因為這是真主的旨意。”阿布·哈利勒說，“但我們不能接受政府什麼都不做。”這樣的最終結果便是一場“飢餓革命”。在我們分開前，他將我拉到一邊和我說，他們的人需要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來消滅阿薩德。“奧巴馬能不能讓黑手黨送一些給我們？”他說，“放心，我們不會用這些武器來對付以色列的。”
一些外交官注意到了這些變化。2014年1月21日，我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專欄，引用了被維基解密披露的一份2008年11月8日美國駐大馬士革大使館給美國國務院發的電報。當時正值敘利亞乾旱期間。大使館告訴美國國務院，敘利亞聯合國糧食和農業代表阿卜杜拉·本·耶赫阿正在聯合國尋求旱災援助，並希望美國捐款贊助。
下面是關鍵的幾個段落：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於9月29日發出請願，呼籲捐資大約2023萬美元幫助約100萬人，稱他們遭遇了該國40年來最嚴重乾旱影響……
耶赫阿提議將這部分錢用於向敘利亞東北部地區的15000名小農戶提供種子及技術援助，保護當地農村和農業社區的社會與經濟組織。如果聯合糧農組織的努力以失敗告終，那麼耶赫阿預計東北部將湧出大量移民，加劇已經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壓力，並破壞社會穩定……
耶赫阿不認為（巴沙爾·阿薩德政府）會讓任何敘利亞公民餓死……然而，耶赫阿告訴我們說，敘利亞農業部部長……公開表示，乾旱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已經超出了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能夠應對的能力範疇”。耶赫阿說，聯合國通過發起這次請願試圖對抗的是隨著敘利亞農村地區農業遭受侵蝕而可能出現的“社會毀滅”。這種社會毀滅會導致政治局勢動盪。
阿拉伯之春與此前（2009—2010年）的氣候災難分不開。例如，全球第四大小麥出口國俄羅斯遭受了100年來最為嚴重的乾旱，即所謂的“黑海乾旱”。熱浪引發大火並燒燬了俄羅斯的大片森林。乾旱破壞了農田，縮減了該國糧食產量，以至於俄羅斯政府禁止小麥出口1年。
與此同時，另一個重要的小麥出口國澳大利亞遭遇了大規模洪水。《混亂回歸線：氣候變化與暴力事件地理分佈新趨勢》的作者克裡斯提安·帕倫蒂在2011年7月20日發表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com）的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與美國中西部地區及加拿大出現的暴雨同時發生，導致了更多的玉米和小麥產量受損，而“巴基斯坦一反尋常地暴發大規模洪水，令整個國家20%陷入雨水中，同樣驚嚇到了市場，刺激了投機者”。
結果：根據聯合國的報告，聯合國糧農組織的食品價格指數在2011年2月創下歷史新高，使約440萬人陷入貧困。“阿拉伯之春”也就在此時發生。在氣候的影響下，物價水平大幅飆升，抬高了埃及的麵包價格，引發了該國的動盪。中東地區局勢越是動盪，石油價格越是走高，每桶石油已經高達125美元。這導致從化肥成本到開拖拉機的成本都在上升，一切都變得更加糟糕。“在那幾個月裡，幾個中東政府相繼倒台，從吉爾吉斯斯坦的比什凱克到肯尼亞的內羅畢都爆發了騷亂，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利比亞、也門、敘利亞，這三個國家爆發了新的戰爭。”帕倫蒂補充道，“在需求不斷上升、能源價格上漲、水資源短缺以及發生極端氣候的情況下，全球糧食系統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2013年6月，我在開羅。一天早晨，我5點起床，去看一家在貧窮的印巴巴社區出售政府補貼麵包的麵包店是如何經營的。透過一扇敞開的窗戶，你能聽到後面的古蘭經學校裡傳來孩子們愉快地重複老師念的經文的聲音。麵包店老闆一打開店門，一大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推搡著爭奪他們的口糧：皮塔餅。他們必須很早趕到那裡，因為他們知道，麵包店老闆只賣一部分接受了補貼的皮塔餅，他們會將剩餘的有政府補貼的麵粉以5倍於官方價格在黑市上售賣給私人麵包房。麵包店老闆告訴我，他別無選擇，因為燃料成本太貴了。我親眼看見一個個年輕人將印有政府印記的補貼麵粉袋扛上肩頭，從側門運了出去。麵包店老闆告訴我：“這是埃及最難做的工作。”每個人都很恨他，尤其是那些很早就來排隊但依舊沒有領到麵包的人。
2011年讓穆巴拉克總統下台的抗議者們呼喊的一個主要的口號就是“麵包，自由，尊嚴”——麵包放在第一位。這不是沒有原因的。這就是加速時代下的政治。
塞內加爾和尼日爾
2015年，在巴黎氣候大會上，我第一次遇到巴布。莫尼克·巴布是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的執行秘書。她做了一個演講，展示了三張非洲的地圖，每一張地圖在非洲大陸的中間，都有一堆圓點，圓點的外邊有一個方框。第一張地圖展示的是2008年非洲荒漠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第二張地圖顯示的是2007—2008年非洲的軍事衝突和搶糧騷亂的分佈圖。第三張地圖是2012年非洲的恐怖襲擊的分佈圖。這三張地圖上的圓點都集中在非洲大陸撒哈拉沙漠南部的中心地帶。巴布解釋說：“荒漠化是導火索。氣候變化是放大器。這些因素帶來了我們今天遇到的各種政治挑戰：經濟移民、種族衝突和極端分子。”
巴布的觀點是，無序世界正在擴大，而這不僅僅是中東地區的戰爭問題，還包括非洲氣候、荒漠化和人口問題在內的多重問題。我們在新聞報道中看到那些滿載難民的小船在地中海的洶湧波濤中顛簸搖晃，無數難民爭先恐後地逃離無序世界前往有序世界，這一幕讓我們不禁流淚，但人們往往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只有約1/3的難民來自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他2/3的難民主要來自那些乾旱的非洲國家：塞內加爾、尼日爾、尼日利亞、岡比亞和厄立特裡亞。要想理解為何無序狀態在非洲部分地區不斷蔓延，最好去看看移民潮的源頭，接著跟隨移民向東北方向進發，穿過尼日爾來到利比亞，在那兒他們試圖乘船前往歐洲。你會發現有三股加速的力量在發生著作用。
我們先從恩迪阿馬古恩這個塞內加爾西北部的村莊開始。若要我給你指點方位，那麼我會說，這個村莊就在盡頭處的盡頭。走到高速公路的盡頭，走到柏油路的盡頭，走到礫石路的盡頭，再走到沙漠小徑的盡頭，在最後一棵猴麵包樹處左轉，你就到了。但如果想要探究移民潮從何處興起，他們為何要遷移，這一路的艱苦跋涉都是值得的。
2016年4月，我為了撰寫一篇有關氣候變化與人類遷徙之間聯繫的專欄，並與《多災凶年》的製作團隊（現在他們轉為國家地理頻道供稿）一起拍攝另一部紀錄片而專程造訪該村莊。我們到達的那一天是2016年4月14日，當天氣溫45℃，遠超歷史同期平均氣溫，真是令人咋舌的極端天氣。但在這裡我發現了更加異常的現象。恩迪阿馬古恩是一個農村，家家戶戶住在泥磚房或茅草屋裡。村長讓村裡幾乎所有人都出來接待我們。身上繪有彩色圖案的婦女和從學校回家來吃午餐、臉上帶著甜甜的微笑的男孩和女孩共同圍成了一個圓圈來迎接我們。但就在我和他們一同坐下的一瞬間，我立刻意識到這幅畫面背後的問題。
在這個300多人的村子裡，幾乎沒有年輕男子和中年男子。他們全都走了。
這一切並非是由疾病所致。男人們都背井離鄉了。在極端氣候打擊下，種田已經無法維持生計，收成在不斷下降，而家裡有那麼多孩子（據統計，塞內加爾42%的人口在14歲以下），有太多張嘴需要喂哺。所以男人們都遠走他鄉尋找工作，希望能在維持自己的生計之外，寄一些錢給妻子和父母。這一趨勢席捲了整個西非。哪怕你告訴那些年輕的非洲男人，他們到歐洲的概率非常小。他們也會告訴你，當你連為生病的母親買一片阿司匹林的錢都沒有，就不要去計算概率了，只管上路。
“我們大多是農民，依靠農業為生，但現如今這一套已經不管用了。”村長恩迪奧瓜·恩迪阿耶講的是沃洛夫語，有個翻譯幫我。20世紀70～80年代出現了斷斷續續的乾旱，之後氣候開始穩定下來。但是，大約在10年前，天氣變得真的很奇怪。以往，雨季總是從6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0月。現在第一場雨可能要到8月才下，然後會停一段時間，田野都乾透了，接著雨又開始下。一下就是傾盆大雨，洪水氾濫成災。村長說：“所以不管種什麼，莊稼都會歉收，根本賺不到錢。”
村長自稱有70多歲了，但到底多大年紀，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有件事情他記得很清楚。他年輕的時候，在種植季節，任何時候走到田地裡，腳會陷入潮濕的泥土。“土壤濕滑，油膩，會粘在你的腿上和腳上，你得刮掉它。”而現在，他邊說邊抓起一把熱沙說，這土壤“就像是粉末，沒有生命了”。
我問他是否聽說過“氣候變化”？恩迪阿耶說：“我們曾在電台裡聽到過，但我們親眼見證了氣候變化。從東邊吹向西邊的風變了，來自西方的風現在變暖了。冬天變得特別短，今年甚至沒有冬天。我們一直生活在夏天。”
我們一直生活在夏天裡。村長的大致印象沒有錯。塞內加爾國家氣象局顯示，從1950年到2015年，該國平均氣溫上升了2℃，比預期快得多。自1950年以來，年平均降雨量減少了約50毫米（約2英吋）。所以，恩迪阿馬古恩村的人別無選擇，只能遷移到更大的城鎮，或選擇索性離開自己的國家。極少部分幸運的人設法通過利比亞偷渡到西班牙或德國。利比亞好似非洲的軟木塞，美國和北約推翻利比亞獨裁者之後，並沒有在當地留下軍隊幫助確立新秩序。於是非洲的木桶塞被拔出後，形成一個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巨大漏洞。
那些相對不那麼幸運的人在達喀爾、利比亞、阿爾及利亞、毛裡塔尼亞找到了工作，而最不幸的人只能沿路四處遊蕩。他們遠離家鄉，一無所有，無家可歸，內心不甘屈辱。這給像博科聖地這樣的聖戰組織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理想的招募人選。博科聖戰每月給他們支付幾百美元工資，相較於每天依靠2美元維持生計的日子，幾百美元簡直就是一筆巨款了。
村長領我見了馬約羅·恩迪阿耶，他的兒子離開村莊去外面找工作。他說：“我兒子1年前前往利比亞，從此失去音訊，沒有來過電話，什麼都沒有。他留下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曾經是做貼瓷磚的活兒。在附近城鎮賺了一些錢後，他前往毛裡塔尼亞，然後到尼日爾，接著前往利比亞。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聯繫上他。”
說到這裡，這位父親抽泣起來。這裡的人們生活得十分困難。他們養這麼多孩子的一大理由就是保障年邁父母的晚年生活。但男孩們紛紛離開，生活變得愈加困難。他們失去了唯一曾經擁有的東西：深厚的族群意識。在這裡，你在家中長大，父母照顧孩子，孩子以後照顧父母，所有人都吃住生活在一起。
但現在土地產出越來越少，族群也開始衰敗。村長說道：“各家都有男性家庭成員不得不選擇離開……在我年輕時，我和兄弟一起幫父親種地。母親會等著我們把作物帶回家，然後她會料理接下來的事情。全家人在一起享受豐收。如果現今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終有一天，我們可能無法繼續留在這裡，因為我們將無法維持生計。我們將被迫跟隨孩子去其他地方。”
所有數據都顯示了相同的趨勢。塞內加爾國家民航氣象局氣候部門的負責人歐斯梅恩·恩迪阿耶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過氣象學方面的培訓。在達喀爾機場的狹小辦公室裡，恩迪阿耶在戴爾筆記本電腦上點擊著一張張氣象圖，告訴了我一個可怕的事實。
他說：“上周的天氣比正常平均溫度高5℃，在1年的這個時段屬於非常極端的氣溫。”他接著點擊圖表二。“從1950年到2015年，塞內加爾平均氣溫上升了2℃。”恩迪阿耶說道，“要知道2016年聯合國巴黎氣候大會的目標是避免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超過2℃……而這種情況在塞內加爾已經發生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特別委員會在2010年對塞內加爾做了四種情形分析，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結果令人難以置信，而現在，他說：“觀測值表明我們正朝著最壞的情況發展，而且速度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快，到2100年，預計平均氣溫將上升4℃。人們還在懷疑氣候變化，我們卻已經身處其中。”
恩迪阿耶接著說：“如果你住在這裡，在電視裡看到歐美國家的人們過著美好生活，擁有民主的制度，而現實中你在這裡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人們就會想：必須得做點什麼……他們在這裡沒有生存的工具。人類僅僅是更聰明一些的動物，如果被推到窮途末路，動物的本能就會掙脫出來尋求生路。”
要完成對難民潮的全景分析，就必須向西北方向行進，前往撒哈拉沙漠的南部邊緣地帶。這裡是尼日爾的阿加德茲。自2015年起，每週一晚上都會定期出現這樣的場景：數以千計的年輕男子，擠在一輛輛豐田皮卡後部，匯聚成大型車隊，長途跋涉想從輕度無序世界（尼日爾），穿過重度無序世界（利比亞），希望能找到一些船隻進入有序世界：歐洲。車隊彙集的場景令人震撼。哪怕是在傍晚時分，氣溫仍有40.5℃，我們的兩個攝影師熱暈了，躺在拍攝器材旁。這裡是沙漠，就位於阿加德茲的邊緣，夜晚的照明只能依靠新月微弱的光。
突然之間，沙漠喧鬧起來。
利用智能手機上WhatsApp通信服務，當地蛇頭與遍佈西非的人口販運網絡組織建立了聯繫，秘密地將遍佈全城、待在安全屋和地下室裡的移民一批一批裝上卡車。移民基本都是年輕男子，從塞內加爾、塞拉利昂、尼日利亞、科特迪瓦、利比裡亞、乍得、幾內亞、喀麥隆、馬裡以及尼日爾的各處城鎮匯聚到阿加德茲。每輛豐田皮卡上大約能擠15個人，他們的胳膊和腿從車的兩側伸出來。車輛緩緩行駛，跟著前面的先導車。先導車時不時會開到遠處進行偵查，確保不會有討人厭的、沒有花錢買通的警察和邊防護衛。整個過程宛如欣賞一曲交響樂，但你不知道指揮家在何處。每週一所有的車輛都會在城北集合點集合，形成一支200輛車的巨型車隊。之所以需要那麼大的陣勢，是為了防備沙漠土匪。
我站在阿加德茲高速公路控制站旁邊看著這一切。豐田皮卡在我面前駛過，塵土飛揚，沙漠道路上留下了默默站在皮卡後部的年輕男人們在月光下的剪影。要前往利比亞海岸，他們至少得站24小時。他們寧可前往被戰爭蹂躪的利比亞，這足以說明他們要離開的地方生活處境是多麼令人絕望。每個月，有9000～1萬個男人走上這條路。
阿加德茲過去的經濟支柱是探險旅遊業和貿易。它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的世界遺產，以華麗的泥磚結構建築著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網站上寫道，該地“擁有眾多土製住宅和保存完好的大型宗教建築群，其中包括一座高達27米、完全由泥磚搭建的尖塔，在泥磚結構的建築中為世界最高”。現在所有旅遊車都改作他用，成為將人口從無序世界販運到有序世界的工具。有個蛇頭告訴我們：“以前我們從事做旅遊業的。我們呆在阿加德茲是因為有人來旅遊。現在沒人來旅遊了。但我們有車，我們就靠這個維持生計。我們運人。我們以此過活。”
我們找到幾個偷渡客，他們同意停下來和我們交談。他們表現得很緊張。一群來自尼日爾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們正要趕去尼日爾北部的迪加多淘金。更加典型的是5個年輕人，他們臉上套著滑雪面罩，操著塞內加爾口音的法語。他們向我講述了一個非常耳熟的故事：村裡沒有工作，就去了鎮上，鎮上沒有工作，就再往北走。
在這裡和在其他地方，荒漠化成了導火索；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則扮演了放大器的角色，種族和部落衝突是政治上的副產品，而WhatsApp一方面把歐洲描繪成人間勝地，同時也為移民搭乘車隊前往歐洲提供了廉價的通信工具。巴布說道：“在以前，我們只需要在歐洲或是在美國舉辦一兩場慈善音樂會，接下來就可以把他們忘了。但是現在不行。這根本滿足不了他們。現在的問題太大了。”
沒有一堵牆能永久阻擋住遷徙的人流。我在阿加德茲國際移民組織的援助中心採訪了來自10多個非洲國家的20名男子。他們都曾前往利比亞，嘗試偷渡去歐洲未果而返回，但又身無分文回不了家鄉。我問他們：“如果能夠以合法的身份進入，你和你的朋友中有多少會選擇離開非洲前往歐洲？”
“Tout le monde！”他們都舉起了手喊道。我法語懂得不多，但我猜想他們說的應該是“所有人”。
今天，全球難民和經濟移民的數目呈現爆炸式增長，這一現象主要是由民族國家瓦解所導致，而非國家間的戰爭。大衛·米利班德是國際救援委員會的主席，他的機構負責在30多個受戰爭影響的國家開展救援行動。他指出，事實上，目前國家之間發生戰爭的次數“處於歷史的最低水平”，但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逃離衝突”。這是因為現在一些弱勢的國家內部正在發生著30場內戰，這些國家“無法滿足其國民的基本需要，也無法阻止內戰的發生”。這標誌著國家在加速時代的壓力下正從內部瓦解。
美國也不能免受移民洪流的影響。雖然近年來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數大幅下降，但2014年10月，美國接收了來自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的5萬多個無家可歸的兒童。Vox.com網站報道稱：“他們從祖國的威脅和暴力中逃離。那裡情況糟糕到許多家庭別無選擇，只能不顧路途遙遠、旅途險阻，將孩子送去北方。”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是中美洲生態退化最嚴重、砍伐林木最多的地區。他們砍了森林，我們多了孩子。
無序世界經濟和氣候移民眼中的應許之地，不僅僅只有歐洲和美國。以色列，這個真正的應許之地近年來也湧入了大約6萬名非法移民，大部分來自厄立特裡亞和蘇丹。在特拉維夫中央汽車站四周轉上一圈，你會看到許多非洲人拿著手機站在街上，他們在這裡尋得一個庇護之所。他們乘船、旅行或開車來到以色列邊境，然後自己偷偷溜出來，或是在沙漠遊民貝都因人的幫助下橫穿埃及西奈沙漠偷渡進入。吸引他們的，不是復國主義或猶太教，而是秩序與和平的希望。
聯合國難民署根據各國政府、合作機構和自己的報告數據，對世界各地被迫遷徙情況進行跟蹤。2016年6月20日，該機構發佈報告稱，2015年底總共有6530萬人流離失所，而12個月前僅僅有5950萬。2013年底，這一數字為5120萬，10年前還只有3750萬。此外，報告認為，情況可能進一步惡化。全球每122人中就有1人要麼是難民，要麼流離失所或尋求庇護。如果把所有這些人組成一個國家，那將是世界第24大的國家。
自由的失衡
市場、大自然、摩爾定律的加速，不僅由外而內，而且自下而上，向脆弱的國家施壓。也就是說，今天的技術與全球化既使那些“政治創造者”變得更加強大，他們希望將專制社會重塑成為一個更加基於共識的社會；同時也加大了“政治破壞者”的威力，他們想要打倒政府，建立宗教或意識形態上的極權統治，即便他們缺乏任何有效治理的能力。
先從政治創造者來看。歷史學家沃爾特·羅素·米德曾經指出，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總是喜歡說這麼一句話：“將水族館變成一鍋魚湯，要比讓一鍋魚湯變成水族館容易得多。”
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居民要在國家崩潰後開展重建並維持正常運轉都絕非易事，而在加速時代可能更加困難。你需要為你的民眾提供終生學習機會，需要建造基礎設施來最大限度地從全球化中獲益，你需要為維持經濟不斷增長而保持創新勢頭，而這些都變得更加難以實現。如果你的國家在後後冷戰時期陷入崩潰，那麼要追趕起來是非常困難的；這個時代沒有哪個超級大國會見義勇為，跳入火海，幫你開展重建，即便是給錢他們也未必會伸出援手。此外，還有一個意料之外的因素：互聯網。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通過社交網絡，從受到壓制的秩序轉化為革命很容易，但把革命轉化為新的、可持續的、協商一致的秩序要難得多。
受到以賽亞·柏林“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概念的影響，多弗·塞德曼提出，在全球範圍內，人們“消極自由（freedom from）”的程度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不僅僅是擺脫獨裁者，還包括擺脫管理上事無鉅細的老闆，擺脫強迫我們觀看商業廣告的電視網絡，擺脫家門口的商店，擺脫當地銀行家以及擺脫連鎖酒店”。
但到了政治問題上，人們最珍惜的自由是“積極自由（freedom to）”，即擁有獲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他們的自由是以選舉、憲法、法治和議會為基礎的。當今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擁有了“消極自由”，但依然未能建立起“積極自由”。這也就解釋了許多正在蔓延的、難以消除的失序現象。西德曼認為，利比亞、敘利亞、也門或埃及（穆巴拉克總統下台之後）等國家就出現了這樣的缺口，當地人民擺脫了一個自由權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還沒有獲得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而這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為重要的不平等關係。
“‘消極自由’發生得快速、猛烈、富有戲劇性。”西德曼說道，“但要爭取‘積極自由’則需要很久。猶太人擺脫埃及法老統治後，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才制定出讓他們獲得積極自由的法律和道德標準。”
事實證明，社交網絡、廉價的手機與通信應用的確善於發動或阻礙集體行動。它們使人們能夠更容易且有效地建立平行聯繫，但它們同樣使得底層的個體能夠更容易、有效地將身處高位的人拽下馬來——無論他們是友是敵。軍事戰略家會告訴你，在技術變革時期，網絡是最有威力的組織形式。經典的層級制度在一個扁平的世界中無法得到最優結果，但網絡可以。網絡可以破壞指揮與控制系統——無論是誰在指揮，同時還能加強身處底層的人的話語權——無論是誰在底層，讓他們可以回嘴。社交媒體擅長集體分享，但並不總是那麼擅長集體製造；利於集體破壞，但或許並不利於集體建設；便於快速聚集暴民，但並不善於在政黨綱領或是憲法問題上快速達成共識。
突尼斯革命與所有其他由臉書驅動的阿拉伯覺醒運動的不同之處，同時也是它成為迄今為止最成功的革命的原因，是突尼斯公民社會，像工會、律師協會、婦女團體、商業協會、人權組織等都擁有很深的社會根基。在突尼斯獨裁統治倒台後，正是社會各界集體的、面對面的努力，彌合了伊斯蘭教主義者與世俗主義者之間的分歧。這些社會組織也因此贏得了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它們並未訴諸臉書。
在其他地方，由於真正的政治秩序難以實現，全球範圍內“缺乏積極自由”的人越來越多。收入不平等破壞了穩定，“但自由的失衡同樣破壞穩定”，西德曼說。當我們獲得“消極自由”的能力超越獲取“積極自由”的能力的時候，對於那些力量增強但被毀滅性思維所控制的人，“如果不能激勵他們投身建設性的事業，他們就會造成更多的傷害和破壞”。他指出：“他們就像是逍遙法外的囚犯。”
沒有人比被人稱為“谷歌人”的韋爾·戈尼姆更適合用來說明爭取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間的區別了。戈尼姆曾在2011年幫助發起反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革命運動。當時我恰好在開羅。在穆巴拉克總統辭職前一天，我通過阿拉伯衛星電視週五午間播報關注戈尼姆。他剛剛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充滿了對政權的憤怒和對民主革命的熱情。為革命助陣的社交媒體更讓他激情高漲。但是，由於進步力量未能團結起來，穆斯林兄弟會藉機將其演變為一場宗教運動，埃及軍方利用所有這些民間團體的弱點維持對埃及國家及其經濟的控制，這場革命最終以失敗告終。
2015年12月，已經搬到了硅谷的戈尼姆發表了一個TED演講，講述了革命失敗的原因。他在演講中坦誠地提到了這個問題：比起創造“積極自由”，互聯網是否更利於製造“消極自由”。他結論的核心是：“我曾經說過，‘如果你希望解放一個社會，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我錯了。我說這話的時候是在2011年，當時我匿名創建的臉書頁麵點燃了埃及革命的火花。阿拉伯之春揭示了社交媒體最大的潛力，但它也暴露了其最大的缺點。讓我們聯合起來推翻獨裁者的工具，同樣也是最終使我們四分五裂的工具。”
在21世紀初，阿拉伯人紛紛湧上互聯網。戈尼姆解釋道：“由於渴望知識、機會以及與全世界的其他人建立聯繫，我們逃避了令人沮喪的政治現實，選擇了以另一種虛擬的方式生活。”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接著，在2010年6月，他指出：“互聯網永遠地改變了我的生活。瀏覽臉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遭到酷刑的年輕埃及小伙子的屍體。他的名字叫哈立德·薩伊德。薩伊德是一個29歲的小伙子，來自亞歷山大，他死於警察之手。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我自己……我匿名創建了一個臉書頁面，並命名為‘我們都是哈立德·薩伊德’。在短短的3天時間裡，就有10萬多和我有同樣想法的埃及人關注了該頁面。”
很快，戈尼姆和他的朋友們開始使用臉書來集思廣益。“這個頁面成為阿拉伯世界中關注人數最多的頁面。”他說道，“社交媒體對這次運動至關重要。它使一場去中心化的運動得以興起。它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不是孤獨的。並且社交媒體也使得政權無法阻止這場運動。”戈尼姆最終在開羅被埃及安全部門抓捕，遭到毆打，並被單獨關押了11天。但就在他被釋放3天後，通過他的臉書頁面聚集在一起的數以百萬計的抗議者們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
哎，幸福感很快就消失了，戈尼姆說道，因為“我們沒有建立起共識，政治鬥爭導致了強烈的兩極對立”。社交媒體“便於錯誤信息、謠言、回聲筒和仇恨言論的傳播”。他指出，這“只會使兩極對立更加嚴重。這樣的環境是有毒的。我的網上世界成為找茬、謊言和仇恨言論的戰場”。軍隊的支持者與伊斯蘭主義者使用社交媒體相互抹黑，而戈尼姆和許多其他人推動的民主運動則被邊緣化。他們的革命被穆斯林兄弟會竊取。當革命失敗後，軍隊逮捕了許多為革命最早出力的世俗的年輕人。埃及軍隊現在建立了臉書頁面為自己辯護。
經過反思，戈尼姆說：“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雖然兩極對立主要是由我們人類的行為所造成的，但社交媒體助長了這種行為並放大了其影響。你可以說你想說的話——儘管那不是事實，你可以挑起鬥爭或無視你不喜歡的人。這些都是自然的人類衝動，但因為有了科技，將衝動轉化為行動只需要輕輕點擊幾下鼠標。”
戈尼姆注意到當今社交媒體在政治領域面臨的五個重大的挑戰：
第一，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謠言。確認並迎合了人們偏見的謠言被信以為真並在數百萬人中廣為傳播。第二，我們建造了自己的回聲筒。我們傾向於只和我們認同的人溝通交流，而社交媒體也給了我們選擇靜音、取消關注、屏蔽其他任何人的權利。第三，線上討論很快淪為憤怒的暴民。這一點大家應該都深有感觸。在網上我們好像都忘記了屏幕後面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而不只是一個化身。第四，我們的觀點變得很難改變。由於社交媒體傳播快速與簡潔的特性，我們被迫直接跳到結論，在140個字以內就複雜的全球局勢發表尖銳的觀點。而我們一旦發表這一觀點，它便會永遠地存在於互聯網上，即使有新的證據出現，我們也沒什麼動力再去修正這些觀點。第五，在我看來，這是最為關鍵的一點，那就是在今天，我們的社交媒體體驗被設定為傾向於傳播而非交流，偏愛發帖勝於討論，喜歡簡單點評勝過深度對話。就好像我們一致認為，我們在這裡只是為了彼此不停訴說，而不是相互交流。
在今天，有很多關於如何打擊網絡騷擾和網絡攻擊的討論。這一點的重要性，沒有人可以質疑。但是，我們同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設定社交媒體體驗，使其能夠促進文明，鼓勵思考。我很明白這個事實，即如果我寫得更加聳人聽聞、更加片面，時不時加入憤怒與激進的表達，就能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寫的文章。我會更受關注。但如果我們更多地關注質量呢？……我們同樣還需要思考的是有效的集思廣益機制，對網上廣泛傳播的信息進行事實核查，並鼓勵這麼做的人。本質上，我們需要對今天社交媒體生態系統進行重新思考，重新設計使用體驗來鼓勵深層次思考、文明禮貌、相互理解。
5年前，我說道：“如果你想解放社會，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今天，我相信，如果我們想要解放社會，我們首先需要解放互聯網。
在國際民意調查領域經驗豐富的克雷格·查尼指出，戈尼姆們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他們的經歷提醒著我們，雖然互聯網“改善了聯繫的能力，但它無法成為政治組織、文化或領導力的替代品。自發運動在這些方面往往最為薄弱”。這麼多阿拉伯覺醒運動的努力都失敗了，是因為他們最終都無法建立起組織，凝聚政治力量，將他們的進步思想轉化為多數派觀點。2014年2月28日，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治理世界：觀念的歷史，從1815年至今》的作者馬克·馬佐爾在《金融時報》上指出：
列寧主義基本觀點至今依然成立：沒有組織就一事無成。如果說“團結工會”能夠轉化成為波蘭政治中的長期力量，那是因為它的領導人明白自我組織的必要，因為它源自工會運動，這使其從一開始就擁有了內生的組織結構……
推翻一個暴君有時候確實能帶來自由。但有時候，它只是帶來了新的暴政。革命者既熱愛自由，同時能夠有效組織起來開展長期的政治鬥爭，才會帶來一場皆大歡喜的革命。
有時候，你必須敲門、印傳單、當面規勸你的鄰居，一個一個地規勸，一點一點地建立制度力量及公民習慣。如果沒有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爭取“消極自由”要比“積極自由”更容易，我們會發現無序世界的版圖將不斷擴大。
破壞者
2014年11月，我陪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理查德·梅耶爾將軍到伊拉克訪問。在我此次行程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二十四海軍陸戰隊遠征軍為迎接來訪主席所安排的一次路邊炸彈展示。這支部隊部署在拉馬迪附近的遜尼派三角地帶，他們準備了一張桌子，上面全是拆除了引信的路邊炸彈。這些炸彈將是炸藥與手機纏在一起所製成。當美國車輛經過時，你只需呼叫該部手機，炸彈就會爆炸。桌子上擺滿了你可以想像到的各種顏色、各種款式的手機炸彈。
我心中默想：“如果在地獄門口有個免稅電子商店，大概就像這樣吧。”
三大力量的加速演變重塑了地緣政治關係，使我們更加相互依存，使弱國不堪重負，使強國承受壓力，此外還通過賦予個人強大威力而使世界變得更加混亂無序。
超新星“充當了人類行為的放大器”。奧林工程學院院長理查德·米勒說道：“隨著人口的代際交替，通過不斷應用新技術，越來越少的人就可以對越來越多的其他人的生活產生影響。其結果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新技術不停地發展，不斷地加重每一代人可能經受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
我們將那些能夠建設性地運用他們超級威力的個人和群體稱為“創造者”。但是，如前所述，同樣的技術也產生了被賦予強大威力的憤怒的男男女女——即“破壞者”。很不幸，“創造者”的偉大時代也是“破壞者”的偉大時代。如果現在你想要進行大規模破壞，那麼這也是你的時代。在過去，“重大的技術進步在當時的全球體制下還無法立即實現全球傳播。今天，重大的技術也可以以極快的速度和放大比例落入惡人手中。”克雷格·蒙迪解釋道，“當這些技術僅限於國家使用時，你尚能防止核武器擴散。”但現在，再也不能了。在今天，任何一個有維薩卡的人都可以輕易地從雲端下載如何製造危險武器的方法。因此，和創造者一樣，破壞者可以輕而易舉地利用這些能量源來放大自己的力量，並且與有同樣想法的人建立聯繫、溝通與協作。
今天的破壞者不僅僅被賦予了更強大的力量，而且他們也更不易被遏制。對於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ISIS）而言，沒有“確保相互毀滅”（MAD）系統保證它們不走向極端。對於聖戰分子自殺式炸彈襲擊者來說，確保相互毀滅就像是一場與99個童女約會的派對邀請函。正如哈佛大學戰略家格雷厄姆·艾利森總結的：“從歷史來看，民眾的個人憤怒程度與他們利用憤怒能夠辦到的事情之間是有差距的。但是，因為有了現代技術，加之人們願意殺死自己，極為憤怒的個人現在只要得到了正確的材料，就能殺害數百萬人。”隨著流動的全球化和3D打印技術的興起，獲得材料變得越來越容易，你可以在自己的地下室製造幾乎任何東西，只要地下室能裝下。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無法決定到底要選用哪些令人恐懼的案例，來表明那些威力超強的憤怒者能夠輕易地製造出非常大的混亂。我最終選擇了下面的幾個故事：
“五角大樓聯合簡易爆炸裝置防禦組織（JIEDDO）數據顯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因戰鬥死亡或受傷的美國人中，1/2至2/3的人都是被放置在地表、車輛、建築物、自殺背心、自爆車輛中的爆炸裝置所害。”《今日美國》於2013年12月19日報道：“美軍死亡人數超過3100人，受傷人數超過33000人。其中傷亡最為慘重的包括1800名在伊拉克、阿富汗失去了手腳的士兵。而根據軍方數據，絕大多數都是由於爆炸導致的。聯合簡易爆炸裝置防禦組織主任、陸軍中將約翰·約翰遜說，炸彈曾極大地影響了美國軍隊在戰區內的移動方式，為避免走陸路，美軍嚴重依賴直升機與其他飛行器。約翰遜說：‘它們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痛苦……我們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投入了大量財力’。簡易爆炸裝置已經催生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產業，包括車輛與身體防護、機器人、地面穿透雷達、監測、電子干擾、反情報、計算機分析、計算機控制的假肢等。美國政府審計署表示，要估算美國在兩次戰爭中用於應對炸彈而花費的總成本不太現實。但五角大樓在裝甲車輛及防衛工具上至少花費了750億美元。”
2015年1月26日，《紐約時報》報道：“週一早上，一架小型無人機避開了探測諸如飛機、導彈、大型無人機等飛行物的白宮雷達系統，撞到了南草坪上的一棵樹……這次撞擊引發了關於如果危及奧巴馬總統，特勤部門能否將其擊落的熱議。”事後發現，該設備是由一名政府僱員操縱的。據報道，他當時喝醉了。《紐約時報》進一步報道稱：“一位佈崗在白宮南部的特勤人員‘聽到並注意到了’這架無人機，但這位特勤人員及其他駐紮在白宮的特勤人員未能在該無人機衝過白宮柵欄撞上大樹前將其擊落。這架無人機太小了，且飛行高度太低，無法被雷達探測到。官員們補充道，因為它的大小，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隻大鳥。”雖然總統及總統夫人當時正在出訪印度，但他們的兩個女兒薩沙、瑪利亞當時正在家中。
在兩英尺寬的四旋翼無人機墜毀在白宮地面上後，奧巴馬在2015年1月27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法裡德·札卡瑞亞的採訪時，做了以下評論：“這架在白宮著陸的無人機，你可以在無線電器材商店（Radio Shack）買到同款。”
感謝大數據與超新星，我們現在能夠輕而易舉地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那根針。與此同時，強大的破壞者現在也能夠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和精準度在我們身邊插入針頭。未來將會是一場誰先找到誰的較量。來看一下2016年2月18日，新科學家網（NewScientist.com）上的一則故事：
相較於之前，勒索變成了一個更大的買賣，現在它不再需要人們準備大袋大袋的現金。本月早些時候，網絡犯罪分子襲擊了一家洛杉磯醫院，要求其支付比特幣，才會解鎖醫院的計算機。這是利用勒索軟件進行的最高調的網絡勒索。
針對好萊塢長老會醫學中心的攻擊導致該醫院無法登陸網絡。病人不得不轉移到其他醫院，醫療記錄也改用筆和紙，工作人員通過傳真通信。
攻擊者要求支付9000比特幣，約合360萬美元。經過兩個星期的討價還價，昨天，醫院支付了17000美元。
前英國警探、現效力於總部設在弗羅裡達的威脅情報分析公司“塞姆盧團隊”的史蒂夫·聖托雷利說：“在過去幾年裡，勒索軟件大行其道。”據稱，僅其中的一個勒索軟件，即密鎖3.0（Crypto Locker3.0）在2015年1年裡就為攻擊者掙得3.25億美元。
網絡安全公司“複製信息安全”（Rendition Infosec）的創始人傑克·威廉姆斯說道：“這些人都是瘋狂的天才。”
劍橋大學安全研究員羅斯·安德森說，比特幣幫助網絡罪犯在獲取贖金的同時免去被抓捕的擔憂。“在過去，收贖金是很困難的。警察只要在裝滿了20英鎊面額的鈔票的袋子裡放入一個無線電跟蹤器，他們就能抓到犯罪分子。但現在可以用比特幣來收贖金。很多人都在這麼做。”
最後一個故事：
2016年2月9日，在向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提交的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中，美國國家情報機構負責人詹姆斯·克萊普首次將“基因編輯”列為潛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擴散威脅”。正如《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在那天指出的那樣：“基因編輯指改變活細胞內DNA的幾種新方法。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即CRISPR，已徹底改變了科學研究，它能創造出新型動物、作物，還可能提出解決嚴重疾病的新一代基因治療方案。根據評估報告，基因編輯操作越來越便利，令美國情報界非常擔憂。”克萊普的報告稱：“鑒於這種雙重用途的技術分佈廣泛，成本低廉，且加速發展，有意、無意地濫用該技術，可能對經濟、國家安全產生深遠影響。”
家庭地址不詳
現在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個人破壞者能夠以成本更低、更容易的方式造成更多破壞；而且，他們已不再需要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組織來進行武裝或指揮，而組織是容易被警方、被軍隊跟蹤和消滅的。
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獨來獨往的恐怖分子”。他們由個人、夫妻或是非常小規模的團體，有時候是由兄弟或表親組成。這些人通常心理上有創傷，在網上接觸到聖戰組織或其他激進的思潮或運動後，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變成了激進分子。然後他們開始對無辜平民實施極端暴力的行為，其中許多人只是在事後聲稱對伊斯蘭主義或其他事業效忠。
2016年7月14日，有人開著卡車衝進法國尼斯慶祝巴士底日（法國國慶日）的人群，造成84人死亡，數百人受傷。《每日電訊報》對這個悲劇的報道只有下面寥寥幾段：
穆罕默德·拉胡瓦傑·布哈勒出生於突尼斯，在妻子離開他之後“變得抑鬱”，被描述為“怪異的獨行者”。他持有法國護照，居住在裡維埃拉市，常常惹上官司。
據說，布哈勒並不在恐怖分子監測名單上，調查人員正在調查他的作案動機，並尋找可能的幫兇。
一位2004年為其看病的精神病醫生告訴《快報》，布哈勒因為行為問題找他看病，並被診斷為“精神病初期”。
法國內務部長伯納德·卡澤努夫說，攻擊者“似乎在很短時間內迅速變成了一個激進分子”。他離異妻子的一位鄰居補充道：“穆罕默德在四月才開始去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