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世界兩端的傳統所具有的最明顯差異是對待邏輯的方式。對於西方人而言，邏輯始終是文明的中心，這條線從古至今都沒有斷過。
——安古斯·格雷厄姆（Angus Graham），哲學家
很明顯，因為中國人的思維極其理性，以至他們拒絕理性主義……並且不願將形式從內容中剝離出來。
——劉述先，哲學家
爭辯邏輯一致性的問題……可能不僅讓人憤怒，這更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
——長島信弘，人類學家
如果你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長的，那麼你可能會對一件事感到驚異，即世界上的一個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歷史中竟然尋不到形式邏輯的蹤跡。
從柏拉圖之前的時代到現在，直到中國人接觸到西方思潮之前，在東方的確不曾有過邏輯發展的脈絡。在亞里士多德發明形式邏輯之時，中國哲學家墨子和其追隨者大致觸摸到一點兒邏輯的門路，但他們始終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的完整體系。在墨子的思想蜻蜓點水般觸及邏輯之後，東方的邏輯線索就此斷裂。（墨子還在不經意間對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做了系統性研究，這要比西方人正式探討這個主題早了許多世紀。）
那麼，在缺乏邏輯傳統的情況下，中國人是怎樣成功在數學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並領先西方人很久而發明出成百上千的重要東西呢？
我們不得不承認，一種文明在沒有特別關注過形式邏輯的境況下，也能取得重大的突破。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其他扎根於儒家傳統的東亞文明，包括日本和韓國。印度的情況則不同，那裡的人關注邏輯，大致源起於公元前5世紀或公元前4世紀。有趣的是，中國人注意到了印度人對於邏輯的研究，並翻譯了一些有關邏輯的印度語文獻。然而，中文譯本中充斥著大量錯誤，所以其影響十分有限。
與邏輯思維不同，中國人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體系，即辯證推理。這種辯證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面都與形式邏輯相悖。
西方邏輯與東方辯證
亞里士多德將邏輯思維的基礎確立在下述3個定律之上。
1.同一律：A=A：無論是什麼，它就是它。A是它本身，而不是其他什麼事物。
2.無矛盾律：A和非A不可能同時發生。沒有什麼事物同時既是它又不是它。一個命題和它的相反面不可能同時為真。
3.排中律：任何事物一定要麼是，要麼不是。A或者非A為真，但兩者之間不存在其他情況。
現代西方人接受這些定律。而在中國傳統知識中成長的人並不認可這些，至少並不認可其所有方面。相反，東方思維的基礎是辯證法。
正如心理學家彭凱平所言，三個原則構成了東方的辯證法。請注意，這裡我沒有使用「定律」。彭凱平曾嚴肅指出，「定律」這個用語更像是針對世界的一種普遍而正式的立場，而不是一套鐵定的規則。
1.變化論
現實是處於變化過程中的。
現在正確的東西可能很快就會變成錯誤的。
2.矛盾論
矛盾是動態存在於變化中的。
因為變化是不斷的，所以矛盾也是不斷的。
3.關係論（或整體論）
整體大於部分疊加之和。
各部分只有在整體關係中時才有其意義。
這些原則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變化製造矛盾，矛盾催生變化。持久的變化和矛盾暗示著，拋開與其他部分的關係和世界先前狀態的聯繫去討論單獨的部分是沒有意義的。
這些原則還暗示了東方思維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則，即堅持發現極端狀態之間的「中間道路」。有一種很強的預設是，矛盾通常是明顯的，而人們傾向於去相信「A是正確的，但非A並不是錯誤的」。這種觀點在禪宗中也有跡可循，即「一個偉大真理的反面也是真的」。
對許多西方人而言，這些道理可能看上去很有道理，甚至很熟悉。而蘇格拉底對話就常被稱為是辯證的，它們在很多層面上有相似性。這是一次交換不同觀點的對話，目的是更貼近於事實真相。猶太人從希臘人那裡借鑒了這種辯證思維的框架，猶太學者在過去的2000年中對它進行了發展。18~19世紀的西方哲學家，比如黑格爾和馬克思，對辯證傳統做出了極大貢獻。自20世紀晚期開始，辯證推理成為認知心理學家進行嚴肅研究的一項課題——無論東西方皆是如此。
東方的辯證思想反映出了道家思想對其的深刻影響。對於一個東方人而言，道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本質上它是抓住了變化的概念。「陰」（女性的，黑暗的，被動消極的）與「陽」（男性的，光明的，主動積極的）相對。實際上，陰和陽是因為彼此存在才會存在，當這個世界處於陰的狀態時，那麼就會有明顯的標誌表明陽的狀態即將出現。道的標誌是由黑白兩股漩渦狀的力量形成的，道是指「道路或方法」（way）存在於自然和人性之中。
道的標誌
黑色的漩渦中有一個白點而白色的漩渦中有一個黑點，這表示了變化的概念。「最真實的陽是處於陰之中的陽。」這種陰陽觀表達了存在於兩股相互對立又相互滲透的力量之間的關係，它們能成就彼此，讓對方更易被理解，或是一方為另一方變化成對方創造條件。
《老子》中有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沒有人知道，到底會發生壞事還是好事。世界上不存在確定性。正義的東西會變得邪惡，而好的東西也可能突然變壞。
熟悉東方的辯證法可以更容易理解東西方思想中有關「變化」的不同假說。李君基（音譯）認為對於各種類型的潮流，例如世界肺結核病發病率、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國兒童的孤獨症患病率等，西方人傾向於認為這些潮流將朝著它們目前的發展方向繼續發展，而東方人則更願意認為這些潮流將趨於平穩，或者會朝相反方向發展。有西方傳統背景的商學院學生更願意買入上漲的股票，而拋售下跌的股票。在東方文化中成長的學生則願意買入正在下跌的股票，並且拋售正在上漲的股票。（可以回顧一下第二部分，這是一個明顯體現了錯誤偏好的例子。）
辯證的傳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東亞人更關注情境（第2章中曾討論過）。如果事物處於永恆變化當中，那麼你最好關注圍繞一件特定的事情的環境因素。所有因素都會影響正在發生的事情，從而引起變化和矛盾。
邏輯傳統和辯證傳統使得人們對於矛盾命題和論斷的反應截然不同。如果你向人們展示了兩個指向相反方向的命題——它們幾乎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西方人和東方人在回應時迥然不同。曾有一項針對密歇根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生而進行的科學對比實驗。例如，一些學生讀到：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燃料使用情況表明環境問題迅速惡化，這其中包括導致全球變暖；一位氣象學家對世界範圍內的24個獨立地點進行了溫度研究，發現事實上在最近5年內氣溫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另一些學生則只讀到其中的一個命題。之後，所有學生都被詢問他們對這些命題的合理性的看法。
對於密歇根的學生們而言，當他們看到一個更不可信的命題與某個命題矛盾時，更傾向於相信這個特定命題，比如第一個命題，而當他們僅僅看到這個自身更可信的命題時，他們就會覺得這個命題更可信，比如第二個命題。這種回應在邏輯上並不統一。一個命題不可能在當它與另一個命題矛盾時比不矛盾時更可信。產生這樣的錯誤可能是因為，西方人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決定哪一個命題正確。在這個選擇過程中，他們關注所有可以讓那個更可信的命題勝出的原因。確認偏誤在這裡起到了作用。這樣一來，這些更合理的命題就得到了加強，超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而如果人們在選擇過程中並沒有將它和一個看似矛盾且合理性更弱的命題對比，那麼這種偏誤更明顯。
中國學生的反應則差異更明顯。他們會對一個合理性較弱的命題給予更多信任，當他們看到它矛盾的時候。這同樣是邏輯不一致的，但是他們堅持的是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論述中，每一個論述都會有一些真實的地方。一旦那個合理性更低的命題獲得了某種形式的支持，那麼它就會顯得更有道理。我們可能幾乎會說東方人有時候會表現出反確認偏誤。
因此，西方思維會發生謬誤是因為，人們會很快消除表面的矛盾，並接受兩個命題都存在一定正確方面的可能性。東方思維會發生謬誤則是因為，人們會為了支持一個較弱的命題而尋找它與一個矛盾但強有力命題的不同點，這樣人們便能發現一個出現矛盾的較弱的命題可以更具合理性。
邏輯和辯證思維體系都能從彼此那裡學到不少東西：各自都能從對方發生錯誤的地方借鑒到經驗。
邏輯與道的對峙
時至今日，東方人對於邏輯的接受度仍有待提高，甚至一些在最好的亞洲大學裡學習的年輕人，其在思維方式上仍不是很有「邏輯」。
請思考下述3個論斷，並判斷哪一個是邏輯有效的？
論斷1
前提1：沒有警犬是年老的。
前提2：一些經過高度訓練的狗是年老的。
結論：一些經過高度訓練的狗是警犬。
論斷2
前提1：所有用植物製成的東西都有益於身體健康。
前提2：香煙是用植物製成的。
結論：香煙對身體健康有益。
論斷3
前提1：非A為B。
前提2：一些C為B。
結論：一些C為非A。
論斷1是有實際意義的，並且有一個合理的結論。論斷2有實際意義，但結論不合理。論斷3太抽像了，以至於它和現實世界沒有一點兒聯繫。儘管其結論是合理的，但論斷1仍是無效的。儘管論斷2是不合理的，但它是有效的。沒有實際意義的論斷3自然是無效的。（試著畫一下這些論斷的文氏圖，看看是否能幫助你判斷它們的有效性。）
心理學家阿蘭·洛倫薩楊、金范俊和他們的同事嘗試研究亞洲人和西方人在上述問題中是否存在差異。他們向韓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展示了有效或無效的論斷，以及合理或不合理的結論。研究者讓學生們評價每一個論斷中的結論是否是符合邏輯地從前提中推出的。這裡一共存在4種不同類型的三段論，從最簡單的結構到最複雜的都有。
韓國和美國大學生都更傾向於認為有合理結論的三段論是有效的，而不管它們是否真的如此。但是，韓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更容易受到結論的合理性的影響。這是因為在進行邏輯推演方面，韓國學生的能力不如美國學生。這兩組學生在面對純粹抽像的三段論時所犯的錯誤同樣多。這是因為美國人的習慣是將邏輯原則應用於日常事件，這一點比韓國人更明顯，因此，美國人更會忽略結論的合理性。
東亞的大學生還容易在基於「某個類別中的成員其典型程度有多高」的三段論上犯錯誤。例如，研究者告訴學生們，所有鳥類都有某種特徵（隨便編一個，如「有網膜」）。接下來，他們問學生們，老鷹有這種特徵的可信性有多高，而企鵝有這種特徵的可信性有多高。這兩種結論當然是同樣有效的。美國學生較之韓國學生，更少會受到典型性的影響。例如，韓國學生在「所有鳥類都有某一特徵，因而企鵝有此特徵」這一點上就不如美國學生確定。
最後，東亞學生在面對命題邏輯時比美國學生存在更多問題。他們更易受到自身慾望的影響。如果他們希望一個特定的結論為真，那麼他們就更容易錯誤地判斷這個結論是從某個前提推出的。這是一種人們期望去犯的錯誤。這表明了邏輯的實用性——將意義從具體命題中抽離並轉換成抽像形式，這幫助西方人避免了在判斷時受到不良影響。
情境，矛盾和因果關係
回顧第2章的內容，其中我們探討了情境的重要性，而西方人習慣聚焦於事件中的核心事物（或一個人）來進行思考。西方人會辨認出一個事物的特徵，將其分在一個類別當中，並對這一類別的事物套用一些規則。這種潛在的目的通常會讓他們建立起一種因果關係模型，以方便他們借此達到自己的目標。
東方人的方法則是更廣泛地關注處於情境當中的事物，關注事物間的關係，以及事物和情境的關係。
人們對這個世界理解程度的不同產生了迥異的歷史分析方法。日本的歷史老師會從細緻闡述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開始，隨後展開重要事件的時間線索，再把每一個事件置於那條線索之上。老師鼓勵學生想像歷史人物的思想和情感狀態，方法是類比那些歷史人物所處的情境與他們在今天所處的日常情境。接著，學生會以自身的情感體驗來解釋歷史人物的行動。如果學生在理解歷史人物時表現出了同理心，那麼老師就會認為他們擁有良好的歷史感。「怎麼樣」的問題經常會被問到，其出現頻率是美國課堂的兩倍。
美國老師花較少的時間在展示歷史情境上。他們會從結果開始，而不是從最初的事件或導火索開始。在講述過程中，時間線索被淡化甚至被破壞掉。老師會強調事件影響因素的順序，而那些原因會被格外重視。（「奧斯曼帝國解體有三個重要原因。」）如果學生們能夠為他們的因果模型找到合理的支持證據，那麼老師會認為他們在推演歷史進程方面的能力很好。「為什麼」的問題在美國課堂上被提出的頻率是日本課堂上的兩倍。
這兩種方法都是有用的，並且是互補的。然而實際上，東亞歷史分析對西方人而言即是錯誤的。基本上，對於東方那種整體論式的思想分析風格，西方人並不讚賞，更多的是拒絕。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在美國生活的日本商人的孩子有時會在美國學校裡被迫降級，這是因為老師認為他們缺乏分析能力。
不同類型的思維會產生不同的哲學，或者是世界觀。這種思維結構上的不同會產生對探索事物規律的不同思考。因為古代中國人關注情境因素，因此他們在許多古希臘人犯了錯誤的問題上得到了正解。
古代中國人關注情境，這讓他們意識到在遙遠的地方之外也可能發生一些事。這讓中國人正確理解了聲學和磁學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正確理解了伽利略百思不得其解的潮汐的真正原因，即月亮會牽引潮漲潮落。
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物體落入水中後會下沉的原因時認為，它們具有重力。然而並非所有物體落水後都會下沉，有一些會浮在水面上。亞里士多德解釋這些物體有輕質特性。當然，並不存在什麼輕質的特性，而重力是物體間的一種關係，並不是某個單一物體的特性。
愛因斯坦不得不在他有關宇宙本質的理論中加入欺騙因子，即宇宙常數，以此來解釋他所堅信的宇宙的穩定狀態。當然，從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起，宇宙便不像他以為的那樣會一直保持穩定狀態。然而，作為一個浸淫在古希臘宇宙穩定假說背景中的西方人，愛因斯坦直覺上認為宇宙應當是恆久穩定的，因此他借用宇宙常數來鞏固這個假說。
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對於東方思維有深刻的理解，中國的辯證推理思維對他影響頗深。他將自己在量子理論上的進展部分歸功於東方哲學。在西方，還有存在了幾個世紀的一個論爭，即光是否包含了粒子或波。相信其中一種假說就不會肯定另一種，它們是矛盾的。玻爾的解決方法是，認為光可以同時有兩種存在方式。在量子理論中，光可以通過粒子或者波的形式來觀測。只是兩者不能同時出現。
不過，雖然中國人在很多西方人弄錯的事情上找到了正確答案，但他們永遠無法證明自己的理論正確。這需要科學，而西方人已經在科學領域中發展了2600年。科學，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分類之法，再加上實證規則，並遵循邏輯原則。中國人理解了西方人不明白的遙遠作用力的概念，而西方人用科學方法證明了這一點的正確性。科學家們本想用實驗證明這種遙遠距離之外的作用力不存在，結果他們驚訝地發現它的確存在。
穩定與變化
東西方在關於變化的理解上存在深刻的差異。由於諸多原因，我對這一點並不是很清楚，古希臘人確信宇宙和處於其中的物體都是一成不變的。
赫拉克利特和其他一些公元前6世紀的哲學家認為世界是變化的。（「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因為人會變而河流也不同了。」）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紀，變化的觀點不時興了，人們開始相信穩定的觀點。赫拉克利特的觀點變得荒謬。巴門尼德只用了幾個很簡單的步驟，就「證明」了變化是不可能的：去談論一個不存在的事物是一種矛盾。不存在的東西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它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存在的東西是不存在的，那麼就沒有什麼是變化的，因為如果事物1變成事物2，那麼事物1就將不存在。
巴門尼德的學生芝諾向許多古希臘人證明了運動是不存在的。一個例證便是他提出的著名的「飛矢不動」悖論。
1.當一支箭在某一個地方時，它是靜止的。
2.當這支箭在飛行當中的每一個時刻，它都是在某一個地方的。
3.因此，在它飛行的每一刻，箭都是靜止的。
4.因為箭總是靜止的，我們看到的運動（變化）是不存在的。
芝諾的另一個證據是阿基裡斯悖論。如果阿基裡斯想追上他前面的一個較慢的奔跑者——一隻烏龜，他必須跑到烏龜此刻所處的位置。但是當阿基裡斯到達那裡時，烏龜已向前移動了。因此，阿基裡斯永遠也追不上烏龜。因為速度快的奔跑者永遠也追不上速度慢的，我們可以推出運動永遠不會發生。
正如傳播學理論學家羅伯特·洛根所言，古希臘人是被困在他們固執的線性邏輯裡了。
希臘人對於不會改變的或是高度穩定的世界的觀點影響了幾個世紀。極端情況是，西方人將人類行為歸因於其固有的性格特質而非情境因素——基本歸因謬誤，這種思維方式可以直接追溯至希臘人的哲學。
一個由基本歸因謬誤產生錯誤的最明顯的例子是西方人對於影響智力和學術成就的一些重要因素的理解（或者說誤解）。
我五年級的時候，在數學方面遇到了麻煩。我的父母信誓旦旦地告訴我要對未來有期待：尼斯貝特從沒有在數學上表現得這麼好過。我受到了這種開脫之詞的鼓舞。然而，當我後來回顧之時，我卻看清了我的雙親以及我自己都忽略了一個事實，我遇到數學問題是在我因單核細胞增多症發作而被迫離開學校兩周後出現的。這讓我耽誤了一些功課。後來我的數學成績依舊沒有變得特別好，不過我得承認如果我沒有接受我父母親對我的鼓勵，成績可能會更糟糕。
與我父母親對我抱有期望的態度截然不同的是一位美籍華裔的虎媽：「你竟然帶著一張數學成績為B的成績單回家了？如果你想成為這個家的一員，你就要得到A！」
2000多年以來，中國人只有通過學習，才能從農民成為最有勢力的官員，因而中國人相信努力學習會讓人更加聰明。孔子相信能力的一部分來源於「天賦」，但更多來源於努力。
一項1968年開始的針對美國高中學生的研究發現，有中國血統的學生和他們的白人同學在智力測驗中的得分相當，然而這些中國學生的SAT考試分數卻比其白人同學高出了1/3個標準差。SAT成績的確與智力水平高度相關，但是高的SAT分數更多地來源於努力學習。令人驚訝的是，從高中畢業之後，華裔美國人比歐洲裔美國人更有可能進入專業領域，管理層或是技術行業，高出的比例達到62%。即使在歐洲裔美國人當中，那些相信能力可以通過努力和學習提高的學生也比其他學生表現得更好。當歐洲裔美國人被教導他們的聰明程度與努力學習的程度有密切關係時，這些孩子在學業表現上提高了不少。認識到努力的重要性對於貧苦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孩子而言更是特別有效。
東西方人有關可塑性和變化的信仰差異貫穿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歐洲文化傳統下的人——尤其是美國人——會將一個確證為小偷或謀殺犯的人貼上「罪犯」的標籤，而亞洲人會避免這樣的類別化。也許正因如此，漫長的監禁在亞洲比較罕見。美國的監禁率是中國香港地區的5倍，是韓國的8倍，是日本的14倍。
辯證法與智慧
下面這封信是寫給咨詢專欄作家阿比吉爾·范布倫的，在多家報紙上都曾刊出。請思考信中提及的場景中可能會出現的結果。
親愛的阿比：
我的丈夫拉爾夫有一個妹妹道恩和一個弟弟庫爾特。他們的父母在6年前的幾個月裡相繼去世了。自那以後，道恩開始每年提出一次為父母購置一塊墓碑的想法。我完全支持，而道恩決定在這件事上花大力氣，並期望她的哥哥們能承擔費用。她最近告訴我，她留出了2000美元做這件事。隨後，她打電話宣稱自己已經推進事情進展，選擇了墓碑的設計樣式，刻寫了墓誌銘，訂購了墓碑。現在她希望庫爾特和拉爾夫支付他們的那部分錢給她。她說她自作主張做這件事是因為這麼多年來她一直為父母沒有墓碑而內疚。我覺得既然她是自己做這件事的，她的哥哥們不應該付給她錢。我知道如果庫爾特和拉爾夫不付給她錢，那麼她會一直糾纏下去，我也會不勝其擾。我該怎麼辦呢？
在解釋了更多思維結構上的東西方差異之後，我們回到這個小問題上來。
回想一下讓·皮亞傑，這位20世紀中期偉大的發展心理學家，他認為人在童年之後所有思維的基礎都是命題邏輯。他將這種邏輯規則稱作「形式運算」，這與「具體運算」不同，「具體運算」是讓孩子們思考具體而真實的事物，「形式運算」則是讓孩子們思考諸如抽離了載體形狀的物質守恆問題。（當你將一個高瘦容器中的沙子倒進一個矮胖的容器中時，沙子量不會改變。）皮亞傑認為孩子會利用邏輯發展他們對世界上的事物的理解，但是他們缺乏利用邏輯進行抽像思考的能力。當孩童進入青少年時期後，他們開始轉變，用形式運算思考抽像概念。形式運算——命題邏輯的原則只能被感知而無法被教授。這種思維方式會在青少年時期結束時最終形成。在那個時間點之後，人不會學習到新的利用抽像規則思考的方法。每個正常的成年人都有幾乎一樣的一整套關於形式邏輯的規則。
然而，上面這個故事所言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錯誤的。正如本書展示的一樣，在形式運算之外，有數不清的抽像規則，例如統計回歸的概念和成本–收益分析。另外，這些抽像規則既可以感知也可以習得，並且在青春期之後我們仍可以不斷學習。20世紀後期的心理學家可以說對皮亞傑的理論進行了一次顛覆式回應，他們定義了一種「後形式運算」，即人的思維原則主要是在青春期之後習得的，通常情況下，這樣的思維原則也不能保證產生單一的正確答案，而是會得到一系列合理的答案。這樣一來，應用這些原則就可能產生思考問題的新視角，或是為解決一些明顯的邏輯矛盾和社會衝突提供實用的指導。
著名的後形式主義學家科勞斯·裡格爾和邁克爾·巴塞基將這種類型的思維方式標定為「辯證的」。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了東方思維描述和闡明這些原則，它們一般符合下述5個準則。
關係和情境。辯證思維強調關註：關係和情境，將一種事物或現象置於一個更大整體中的重要性，強調理解系統如何運作，系統（例如身體、群體、運作流程）的平衡，需要多角度看待問題。
反形式主義。辯證思維反對形式主義，是因為它將形式從內容中分離。當我們將一個問題的元素抽像出來而形成一個形式化的模型，同時忽略了對於正確分析極其必要的事實和情境時，我們就會犯錯誤。過度強調邏輯方法會導致曲解、錯誤和僵化。
矛盾。後形式主義學家強調了辨認不同命題之間、不同系統之間的矛盾的重要性；並且人應當認識到相反的東西可以彼此補足，相比於為了認可一個東西而否定另一個東西，認識到矛盾的互補性能夠對事物有更好的理解。
變化。後形式主義心理學家強調將事件放在一個過程中去理解的重要性，而不應當以一種靜止的眼光把它當作獨立發生的事件來看待。這些心理學家將系統間的互動看作變化之源。
不確定性。部分是因為他們強調變化，承認矛盾，並且認可在大多數情境中多元因素的影響，後形式主義學家十分看重知識的不確定性。
這些思維原則對西方人而言並不陌生。東方人和西方人在這一點上的差異體現為，東方人會將這些原則當作基礎，並持久地使用。讓我們來看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這些原則的例子。
文化、衰老過程，以及辯證法
心理學家伊戈爾·格羅斯曼、唐澤真弓和泉聰子，那金慶（音譯）、邁克爾·瓦納姆、北山忍和我一起擬定了一些問題，包括前述的「親愛的阿比困境」和其他社會矛盾，比如族群衝突和反對開採自然資源等，而後我們向美國和日本的來自廣泛社會階層和年齡層的人們提出了這些問題。我們詢問這些參與者他們認為會發生什麼以及原因，隨後我們將答案分為與辯證推理相關的6類。
1.答案是否避免了對某個原則生搬硬套？
2.答案是否考慮到每一方參入者的角度？
3.答案是否注意到了矛盾觀點的性質？
4.答案是否注意到了變化的可能性，還是以靜止的觀點看？
5.答案是否提到了折中的可能方式？
6.答案是表達了一種不確定性，還是比較武斷？
我們發現年輕和中年的日本人在回應人際和社會衝突問題時用了更加辯證的觀點，比年輕和中年的美國人要多。日本人更有可能避免生搬硬套一個原則，更多地從所有事件參與者的角度解釋問題，更關注衝突的性質，更會承認變化和折中的可能性。他們在自己的結論上表現出了較低的確定性。
下表給出人們對「親愛的阿比」專欄裡那件兄弟姐妹為母親墓碑付賬的事情的答案，體現了利用較多辯證思維和較少辯證思維的差異。表裡的所有答案都來自美國人，但是日本人的答案也是完全可做比較的、只是他們更有可能提供辯證式的答案。
關於墓碑故事的回應，較多辯證推理與較少辯證推理的對比
在我們看來，日本人給出的更具有辯證思維的答案反映了他們偉大的智慧。於是，我們進行了良好的合作。我們將這些問題，以及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答案，都提供給芝加哥大學智慧網絡研究中心的成員。這個網絡中心包括（主要是西方的）哲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精神治療醫師和一些對智慧本質與人如何獲得智慧感興趣的神職人員。網絡中心的成員讚揚了那些針對這個問題的更加辯證的回答，認為這是更具智慧的。
當人們上了年紀之後，他們是否會因為在社會衝突問題中更多地應用辯證思維而變得更加睿智呢？美國人是這樣的。從25歲左右到75歲左右，美國人會逐漸在年齡增長過程中開始更多地對人際和社會衝突問題使用辯證思維。
這解釋了人們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在處理社會衝突上越發睿智。他們會更深入地認識到衝突背後的潛在原因，學會避免衝突發生的方法，並摸索出減少衝突產生的方法。
但是，日本人並沒有在這些方面變得更有智慧。
下面我們來解釋美國人與日本人在此產生差異的原因。年輕的日本人在面對衝突時比年輕的美國人更睿智，這是因為他們所受的社會教化更強調關注社會情境。他們被明確地教授如何避免和減少衝突，衝突對於東方社會結構的破壞之大遠甚於西方。
年輕的美國人較少會被教授以辯證的原則應對衝突。但是隨著他們的經歷增多，在人生中遇到更多的衝突，他們會感知到認知和處理衝突的更好方式。日本人不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進步是因為，他們只是應用早期習得的概念，而沒有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不斷積累與衝突有關的經驗。另外，他們在生活中碰到的衝突也比美國人要少，因此他們沒有太多機會感知更好的應對衝突之法。
因此，如果要概括地說邏輯思維和辯證思維哪種更好，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我認為兩種方式各有短長。有時候從一個論斷裡抽像出一點並以邏輯結構來審視很有幫助，有時候堅持將形式從內容中分離出來就是一個錯誤。有時候試著消解矛盾是有幫助的，但有時候去承認矛盾，看到不同矛盾觀點之間存在的正確性，或者是否有可能超越矛盾而找到讓雙方都昇華的途徑則更有效。
然而我也會因為籠統地認為「邏輯思維對於科學思維和一些定義清晰的問題是必要的」而惹上麻煩。辯證思維通常在思考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時更有幫助，尤其是與人際關係有關的問題。
假如你同意東亞人、上年紀的人，和芝加哥智慧網絡中心的人們對於辯證思維價值的看法，你會學著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更辯證一點兒去看問題嗎？
我想會的。我相信你已經開始這麼做了。你在本書中讀到的大部分內容其實都更傾向於辯證推理，而質疑過度依賴形式分析的方法。本書強調了關注情境的重要性（拒絕基本歸因謬誤），過程和個人的多樣性和變化（降低對訪談錯覺的敏感度），事物和人的特性會與其他特性有所關聯（鼓勵人們關注自我選擇的問題），知識的不確定性（加深對於真實分數、測量錯誤、相關性評估的準確性、可靠性、效度的理解）。而最重要的一點是：假設自己會犯錯誤。
小結
一些東西方思維中蘊含的基本原則迥然不同。西方思維是分析式的，強調認同邏輯概念，堅持非矛盾的觀點；東方思維是整體式的，鼓勵人們認識到變化，接受矛盾。
西方思維鼓勵將形式從內容中抽離，以便評估論斷的效度。結果是西方人避免了東方人會犯的一些邏輯錯誤。
東方思維產生了對於世界諸多方面的更準確的信念，也對人類行為的原因做出了更恰當的解釋。東方思維強調關注影響事物和人類行為的情境因素，同樣也要求人們認識到事物發展過程和個體都存在變化的可能性。
西方人和東方人對存在於命題之間的矛盾的回應是不同的。西方人在遇到一個強有力的命題和一個與之矛盾的較弱命題時，會更相信前者；而如果單獨遇到較弱的命題則看法會改變。東方人在遇到同樣的強弱命題矛盾的情況時，會更相信較弱的命題。
東西方人看待歷史的方式也不同。東方歷史分析強調情境，抓住事件的發生順序，強調事件之間的聯繫，鼓勵人們以同理心理解歷史人物。西方人分析歷史輕視情境因素，不大關注歷史事件的時間序列，強調歷史進程中的因果模型。
西方思維在近年來深受東方思維影響。傳統的西方命題邏輯中補充進來了許多辯證法的原則。這兩種思維傳統為彼此提供了廣闊的批評契機。邏輯思維的優點似乎是找到更多辯證法的謬誤，而辯證思維的優點則是發現邏輯思維的局限性。
在對社會衝突進行分析推理時，年輕的日本人比年輕的美國人表現得更睿智。然而，美國人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進智慧，日本人卻不然。日本人以及其他東亞人習得了如何避免和解決社會衝突的方法。美國人通過社會化學習得較少，而在成長過程中積累了更多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