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智慧的象徵猶太人

一個男人應該變賣所有財產去娶一位學者的女兒,也應該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位學者。

——《塔木德經》

「猶太人」顯然是這個世界上少有的智力貴族。

——馬克·吐溫,1879年的信件中

現在世界上拳擊運動發展最好的國家是美國,但仔細研究美國所有4 000多名拳擊手後就會發現,其中的優秀選手都是猶太人。

——喬·漢弗萊,美國拳擊賽事播音員(1930年)

公元64年,猶太主教耶霍舒亞·本·蓋姆拉頒布了一項法令,明確規定所有的男性都必須能夠誦讀《塔木德經》。在這項法令頒布了100年之後,所有猶太男性終於達到了這一要求。下一個在男性間普及了讀寫能力的民族大約出現在1 700年以後。

猶太人的傑出成就

最先普及讀寫技能的民族現在也在智力方面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這絕不是某種巧合。德系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比例遠遠高出猶太人在全世界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的係數從50︰1(諾貝爾和平獎)到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不等。不過比較猶太獲獎者在西方國家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甚至是在美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可能更公平一些。在所有頒發給美國人的諾貝爾科學獎中,美國猶太人佔到了27%~40%(取決於我們是將猶太人定義為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的人,還是將只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獲獎者也定義為猶太人)。猶太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不足2%,所以過度代表的係數就是15︰1(使用更保守的猶太人的定義)。在圖靈獎的美國獲獎者中也出現了這種過度代表的現象。菲爾茨獎的美國獲獎者中有26%~34%都是猶太人。

在美國,常春籐聯盟學校中有33%的學生都是猶太學生;還有差不多同樣比例的猶太人在名牌大學裡任教;最高法院中有30%的書記員是猶太人。過度代表的係數都達到了15︰1甚至更高。

猶太人的成就還不只局限在智力方面。根據波蘭1931年進行的人口普查,猶太人占總人口的9.8%,但是掌握著這個國家22.4%的財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4年裡,有超過70%的營業執照都是頒發給猶太人的。到1929年時,45%的大中型商業企業都掌握在猶太人的手裡。到1938年,這一比例增加到了55%。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末期,紡織、化學品、食品、交通運輸、建築材料和造紙行業的所有者中,猶太人佔據了一大半。

所以,猶太人在很多以高智力決定優勢的領域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功,包括商業和貿易。

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最高的

猶太人給人的印象通常都是智商高,當然這是有統計數字可依的。智力測試顯示的也是同樣的結果。在所有有可靠測試數據的民族中,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最高的。根據大多數報告,德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比白人的平均智商高出2/3~1個標準差。也就是說,他們的智商是110~115分。

猶太人在智力領域過度代表的係數,實際上超出了以猶太人的智力作為參考得出的過度代表係數。讓我們暫且將取得最高智力成就——諾貝爾獎或類似獎項——的平均智商定為140分或140分以上。如果我們假設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110分[1],那麼猶太人在智商為140分的人中的過度代表係數只有6︰1。這遠遠低於我們發現的至少15︰1的過度代表係數,也遠遠低於我們按照父母其中一方為猶太人的寬泛定義計算出的過度代表係數。即使我們假設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115分,他們實際上取得的成就也高於按照智商預測的成就水平。我們也可以暫且將130分定為就讀於常春籐聯盟的學生、名牌大學裡的教師和最高法院書記員的平均智商。假設猶太人的智商是110分,那麼猶太人在智商為130分的人中的過度代表係數只有4︰1,這遠遠低於他們實際獲得的大約15︰1的過度代表係數。假設猶太人的智商是115分,那麼猶太人在智商為130分的人中的過度代表係數只有7︰1,這也遠遠低於實際的係數。如果我們認真看待這些數字——實際上我建議大家不要持有太多的保留意見——那麼猶太人就不只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他們取得的成就大於根據他們的智商所預測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2],西班牙系猶太人(主要是北非人)的平均智商顯然並不比非猶太人的智商更高,而且比德系猶太人的平均智商低得多。即使是以色列的西班牙系猶太人和東方猶太人,情況也是如此。

猶太人的高智商源自遺傳?

德系猶太人與西方人在智商和智力成就方面的差距是基因造成的嗎?對於猶太人具備智力上的優勢,當然不乏與遺傳基因有關的解釋。這裡我就介紹5個最常被援引的解釋。

1.迫害的饋贈。一個非常古老的遺傳論解釋就是,歐洲猶太人中最笨的人受到的迫害最大,因為根據推測,這些不聰明的人不知道如何從敵人手下逃走。從基因庫裡超出正常比例地淘汰掉最笨的猶太人,就會使剩下的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有所提高。這種解釋有兩個問題。第一,我們不能完全確定最笨的猶太人被集體殺戮的可能性更大。我們還有理由認為,更有可能遭到打擊的應該是最富有最聰明的猶太人,因為他們更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第二,我們還不清楚從基因庫裡超出正常比例地淘汰掉笨的人,是否就會取得如此大的效果。這一解釋認定的現象被稱為遺傳「瓶頸」——在不同尋常的環境狀況下,從繁殖種群中除去某些基因型所導致的後果。(瓶頸的經典例子就是,當某個地區的某個繁殖種群中的一小部分離開了這個地區時,只會從原來的基因差異中帶走有限的一小部分。)儘管如此,即使我們假設智商具有很高的遺傳度,瓶頸現象也不能合理地解釋猶太人智商較高的原因。因為要將位於智商分佈最底部的15%的人完全去除,隨後的一代人的平均智商才會提高1分。只有經過很多事件將大量位於基因庫下游的人完全從基因庫中清理出去,才會使遺傳基因有所變化。

2.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偏愛。遺傳學家西裡爾·達靈頓曾經提出,巴比倫囚禁使得猶太人的智商有所提高。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根據《聖經》記載,尼布甲尼撒二世「將耶路撒冷的眾民和眾首領,所有勇士,連同一切木匠、鐵匠都擄了去,除了國家中極貧窮的人以外,沒有剩下的」(《列王記下》,第24章第10~14節)。這一假設再次指出,被留下的相對不聰明的猶太人可能會到處漂泊,加入其他的宗教。所以當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時,他們就不會與被留下來的不聰明的猶太人有任何瓜葛了。除了認為不聰明的人離開了他們的宗教以外(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斷),這一理論還建立在一個單一的瓶頸假設的基礎上。即使假設智力的遺傳度非常高,並且進一步假設,智力與財富狀況在古代是高度相關的,從繁殖種群中將最窮的人去掉一大部分也不會使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聰明一些。

3.嫁給學者。另外一個非常流行的遺傳理論就是,(極其聰明的)商人和生意人的女兒很有可能嫁給(極其聰明的)學者或拉比(猶太教負責執行教規、律法並主持宗教儀式的人)。這樣的強強聯合帶來的不僅僅是財富的增加,他們的後代也更有可能生存繁衍下去。堅持這種理論的人有時會搬出《塔木德經》中有關嫁給學者的指令來。不過有人認為,不管是貧窮的猶太人,還是富裕的猶太人,都不願意把女兒嫁給身無分文的學者,並且富人有可能更青睞生意人。另外,這種推測出來的對智力有利的結合,所涉及的人數肯定只是全部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就會懷疑,這樣是否能夠把人口的平均智商提高到這麼高的水平。

4.不能閱讀並理解《塔木德經》。政治科學家查爾斯·莫瑞曾經指出,僅具備讀寫能力恐怕還是不能夠閱讀複雜的《塔木德經》並理解它的意思,更別提對原義進行解析和詮釋了。沒有達到如此高水平的讀寫能力的人可能就逐漸脫離了群體,只剩下最聰明的人留下來繁衍後代。莫瑞的理論很有趣,但它僅僅是推測而已。

5. 職業壓力。人類學家格雷戈裡·科克倫、賈森·哈迪以及亨利·哈平丁曾經提出過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有關德系猶太人智商的理論。

德系猶太人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的歷史記錄中,是在公元9世紀。從很早開始,他們就從事一些要求讀寫技能、數學能力和高智商的職業,包括金錢借貸(當時《反高利貸法》禁止基督徒放債),以及作包稅人和地產管理(尤其是在東歐)。從事這些職業的人都發了財。財富意味著後代生存下來的概率更大。所以聰明人的後代比不聰明的人的後代多,整個猶太人口的平均智商就這樣逐漸得到了提高。

科克倫及其同事還提出了一個德系猶太人智商提高的具體途徑。首先,德系猶太人極易患上某些疾病,例如,泰—薩克斯病、尼曼–匹克病和葡糖腦甘貯積症。這些疾病與神經細胞裡所謂的鞘脂類的含量有關係。鞘脂類構成了絕緣外鞘的一部分,絕緣外鞘能夠使神經細胞發出電信號並促進神經細胞樹突的生長。神經細胞裡這種鞘脂類的含量一旦過高可能致命,至少有可能引發某些導致絕育的嚴重疾病。

但是為什麼鞘脂類的含量過高就能使未患病的人口的智商有所提高呢?在這一點上,科克倫等人使用鐮狀細胞性貧血症做了一個類比。擁有兩份鐮狀細胞基因的個體(一份來自父親,一份來自母親)就會患上鐮狀細胞性貧血症。但是只有一份鐮狀細胞基因的個體就會對瘧疾形成免疫力。這對於西非人是很有好處的,因為他們在原來的居住地就飽受瘧疾的侵襲,迄今為止,他們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擁有鐮狀細胞基因的人。

科克倫將這種情況和德系猶太人的高智商進行類比。帶有兩份鞘脂類含量過高的基因的人,就會患上嚴重的疾病或者因此喪命,但是對於只有一份鞘脂類含量過高的基因的人,這只會造成神經細胞內鞘脂類的含量過高,但不會達到致命的程度。而鞘脂類的含量高能夠促進神經信號的傳播和神經細胞樹突的生長。而據說神經元突起上的樹突形成的分支越多越廣,對學習和一般智力就越有利。

顯然,鞘脂類確實能夠促進神經傳遞和樹突的生長。不過只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鞘脂類理論,那就是葡糖腦甘貯積症患者的智商比其他猶太人的智商還要高。在以色列,葡糖腦甘貯積症的患者大體都擁有地位極高的工作,其中不乏物理學家和技術人員。

和其他關於德系猶太人具有高智商遺傳基因的推測相比,以鐮狀細胞的類比為模型的鞘脂類理論確實有一個優點。由此我們可以預測出,只有一份鞘脂類含量過高的基因的人,比沒有這種基因的人的智商高。但是科克倫及其同事沒有對這個預測進行證實,只是報告了葡糖腦甘貯積症患者極高的職業成就。我有點兒想不通,這一推測並不難證實,而且許多科學家在發表一個複雜的理論之前都會先證實其推測。

請注意,歷史上猶太人很早就普及了讀寫技能,而科克倫的理論居然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與猶太人高智商之間的因果聯繫。讀寫技能使猶太人更易於從事一些職業,而這些職業又最終使得猶太人的智力得到了提高。科克倫的理論確實應該注意到,在職業優勢還沒有發揮它在遺傳上的魔力之前,猶太人在智力方面並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在後來的數個世紀裡,德系猶太人才不斷取得越來越多的智力成就,並在19世紀中期開始向頂峰邁進。

還有一點對於科克倫的理論也很重要,西班牙裔猶太人並沒有取得太多成就,這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經過要求具備高智商的職業的過濾。現代的西班牙裔猶太人的智商實際上並不是特別高,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西班牙裔猶太人卻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公元1150—1300年,15%的科學家都是猶太人——這與他們在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嚴重失調,甚至與他們在整個伊斯蘭教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失衡——而這些科學家絕大多數都是西班牙裔猶太人。科克倫等人對於西班牙裔猶太人達到的這一頂峰只給出了文化方面的解釋,而且這種解釋和他們關於猶太人智力水平的遺傳理論並不一致。

總之,雖然有很多關於猶太人高智商的遺傳理論,但並沒有多少人能夠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的智力差異

不同文化——即使是文盲率極低、經濟極富活力的文化——取得的智力成就通常也有極大的差別,研究猶太人的高智商時我們需要考慮到這一因素。不過這些成就的高低與遺傳基因無關。

公元1000年,世界上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阿拉伯人和中國人。阿拉伯人討論的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中國的文人則精通各種藝術,而那時歐洲的貴族們正在潮濕寒冷的城堡裡大快朵頤呢。智力分數牌為中國人和阿拉伯人(還有印度人)亮起,而歐洲人差不多得了零分。後來歐洲逐漸取得了輝煌的智力成就,一部分原因是他們樂於向更先進的文化學習,但這種智力中心發生轉移的原因不可能是基因庫發生了改變。

即使是在整個歐洲[3],智力成就的寶座也數度易手。西班牙在摩爾人統治時期達到了智力成就的頂峰,但只是曇花一現,即使是在新大陸上發現了不計其數的金銀的歲月裡,也沒有取得什麼值得一提的成就。意大利北部在15世紀是所有藝術和科學的發電站,而那時英國的文化還是一潭死水。從1800年開始,英國幾乎在所有領域都處於領導地位,在科學、哲學和文化方面的地位無人能夠撼動。而意大利從1800年開始,只能算是跟隨在羅馬時代和文藝復興時代身後的影子。蘇格蘭人在中世紀末期還是一群野蠻人,在戰場上把自己塗成藍色,靠刺殺的方式選出新的領袖。(莎士比亞把《麥克白》的故事背景放在蘇格蘭是有道理的。)但是到了18世紀,蘇格蘭人成了科學界和哲學界的領袖。而在20世紀之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重要的智力成就。

在美國,不同地區的智力成就也存在驚人的差異。東北部地區的人口從來沒有超過南部地區,但是南部人在科學、哲學和藝術(除了音樂)方面取得的成就,根本不能與東北部人相提並論。整個20世紀,得克薩斯的人口是新英格蘭人口的3~4倍,甚至得克薩斯的非拉美裔美國白人的人數,都超過了新英格蘭的人口。但如果你翻翻名人錄就會發現,得克薩斯人在科學和哲學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成就(不過最近的幾十年裡,得克薩斯人在文學、音樂以及藝術方面的成就開始引起大家的關注)。

在西方,和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在智力成就上的巨大差距相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之間在智力成就上的差異更大。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弄清楚為什麼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在智力上存在差異。文化因素能夠完全合理地解釋這一差異嗎?

文化成就了猶太人的高智商

和儒家傳統一樣,猶太傳統同樣重視教育的作用。正如奧地利小說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寫的那樣:「如果一個家庭來往的人中有一位教授,或學者,或音樂家,反正是那些在知識界享有一定地位的人,這就像給這一家子授予了榮譽稱號,就好像這個人取得的成就使他們也變得尊貴起來一樣。」

在另一個關鍵的方面,猶太人也擁有和儒家弟子極為相似的傳統。在猶太家庭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很親密,家庭對個人提出的要求,個人很難拒絕。猶太家庭中的母親,據說擁有的影響力絲毫不遜於任何中國父母,他們的形象甚至被編進了歌曲和故事裡。而且她們主要是在教育和智力成就方面對孩子施加影響。

在非猶太人看來,猶太人的教育觀有時候有些極端。心理學家西摩·薩拉森(Seymour Sarason)在一個貧困的社區裡長大,家境非常貧寒。有一次他的一個表親決定在高中踢一場足球賽,整個家庭都對這個決定表示了憤怒和震驚。他們擔心一旦他受傷了,可能就無法去念大學了。這可以和《勝利之光》中的故事做個對比。薩拉森還回憶說,他的父親沒有錢,也沒上過什麼學,但是有一次他買回一本非常昂貴的百科全書式的字典,這給薩拉森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認識到,教育非常重要——即使是傾家蕩產也要接受教育。

如今,在布魯克林,與有些孩子交換足球卡不同,哈西德派的男孩交換的是拉比卡。

我們可以列出無數這樣的故事來說明猶太人對教育、精神生活和成就的重視。當然他們看重的成就並不局限於智力領域的成就。過去猶太人除了在商業領域取得了成功以外,還非常重視體育方面的成就。20世紀初期,猶太人在拳擊、摔跤和籃球(一名敵視閃米特人的解說員曾稱,籃球是猶太人稱王稱霸的項目,因為運動員要能夠狡猾地把球從別人手中偷走)等體育項目上取得的成就無人能及。如此看來,猶太人確實很注重成就。

這些證據雖然都顯示了猶太人重視智力成就的文化觀,但它們也只是故事而已。我們無法測量文化對於智力成就的影響,甚至也無法像雪莉·布萊斯·希斯那樣,系統地觀察中等階層的白人家庭、工人階層的白人家庭和貧困的黑人家庭在一些人類學指標上的表現。

儘管如此,我們可以推測,是文化使猶太人的表型智商得到了提高。(這種智商是環境使個人的基因構成發生了某種特殊的變化而形成的。)讓我們回憶一下,1966年那個班級中的亞裔美國人,他們本身的智力屬於平均水平甚至是略低於平均水平,但後來他們在職業中取得了極高的地位。他們的子女在很小的時候平均智商就達到了109分。那時這些孩子還沒有進入美國的公立學校唸書,和社區裡其他非亞裔孩子也沒有過多的接觸。當童年期快要結束時,這些孩子的平均智商就下降到了103分。但是1966年那個班級中的亞裔美國人的孫輩,一定比他們的父母具備更多的智力優勢,因為他們父母的智商比他們祖輩的智商更高,因此也就有可能創造出更有利的環境,結果就是1966年那個班級中的亞裔美國人的孫輩,其平均智商或許比103分還要高。

亞裔美國人的例子,即一代人會因為上一代人取得了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智商有所提高,說明了文化是造成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日積月累的智力差距的重要原因——也許是全部原因。

總之,在猶太人取得的智力成就中,有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超預期的成就,因為這樣輝煌的成就遠遠大於根據其智力優勢預測出的成就。

[1] 順便提一句,不考慮智商為140分的概率是高還是低,假設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110分,那麼如果隨機選取一個猶太人,其智商高於非猶太白人的平均智商的概率只有75%;假設猶太人的平均智商是115分,那麼這一概率就會達到84%。這就是將正態分佈曲線按照與平均值的不同距離向上平移得出的驚人結果。

[2] 在結束有關猶太人智商的話題之前,我應該提醒大家注意,猶太人的智力水平存在一個反常的情況。如果在美國人中隨機選取一個包含大量猶太人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雖然猶太人的言語智商和數學智商比非猶太人的平均水平高出10~15分,但在關於空間關係能力(在大腦中對物體進行二維和三維空間操作)的測試中,他們的得分比非猶太人的平均水平低10分左右。這絕對是非常大的差異,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與猶太民族一樣,在不同測試中的得分相差20~25分之多。不過,我絕對相信這一差距是真實存在的。我認識大概六七個猶太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都是頂尖的人才,但當走出一家餐館時,他們卻常常搞不清楚方向。我認為唯一與基因有關的種族差異,就是猶太人在空間推理能力上的不足。為何如此,我無法解釋,但是我注意到,這似乎能解釋為什麼猶太人在沙漠裡遊蕩了40年之久!

[3] 查爾斯·莫瑞在其著作《人類的成就》中記述了不同歐洲國家的成就巔峰。

《認知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