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別讓人際關係毀了你:曾國藩

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對曾國藩可沒什麼好印象,因為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他外號叫「曾剃頭」,是一個劊子手,是鎮壓太平天國的惡棍。

但是隨著年歲漸長,讀的書越來越多,我們知道中國近代的很多著名人物,比如毛澤東、蔣介石都十分崇拜曾國藩。可見,曾國藩是當時標準下的一個成功人物。

所以,在中國的很多地攤圖書上,曾國藩成為了成功學著作的一個重要作者。前幾年不是有一句話嗎?「經商要讀胡雪巖,當官得看曾國藩。」

曾國藩到底是個什麼人,他到底成功不成功呢?他當然很成功。按照當時的標準,他在28歲中了進士,少年得志。然後就是十年的京官生涯,從一個普通的翰林,連續被提拔七次,如果按級別來說,就是連提了十級,一直做到吏部侍郎,就是今天的中組部副部長,可謂順風順水,青雲直上。

他當了侍郎之後,家裡出事了——他的母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要回家丁憂守制,於是他就回到老家湖南守孝。當時正趕上太平天國興起,於是他投筆從戎,組織起家鄉的團練,這就是著名的湘軍。

湘軍不僅戰功赫赫,還是中國近代軍閥的老祖宗。曾國藩後半輩子都在帶領湘軍跟太平天國死磕以愉悅皇上,最後磕贏了,滅掉了太平天國。

這功勞實在是太大了,對清朝來說幾乎可以算是再造之恩,但這也給清政府出了一個大難題:功勞這麼大,沒法兒封賞了。

如果按照咸豐的想法,那就簡單了。咸豐在生前曾經懸賞過一個賞格:任何人只要滅掉太平天國,就賞他一個王爵。今天聽起來可能沒什麼,皇帝封一個王爺,不就是隨口一句話的事兒嗎?可在清代的制度裡,可不是這麼簡單的。

自從吳三桂死了之後,清朝封王爺,要麼是愛新覺羅家族自己的子弟,要麼就是朝鮮、蒙古這些外藩。旗人是奴才,封不了王,漢人就更別說了,那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咸豐答應給外姓封王,是一個大大的賞格。

可是咸豐一死,他留下的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一看,既然太平天國已滅,這王爺的爵位就捨不得了,後來只封了曾國藩一個一等毅勇侯,就是侯爵當中的一等爵。

曾國藩這個人很牛,後來他功成身退,得到了善終。在帝制時期,一個大功臣如果還能有善終,絕對有了不得的官場生存能力。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人。

「笨蛋」曾國藩

曾國藩這個人也有缺陷,就是他比較笨。當時也有人說他是「賜同進士出身」,意思是三甲的進士出身,看不起他。

清朝進士一共分三檔,就是三甲。一甲只有三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這叫「賜進士及第」;二甲人數就多一些了,這叫「賜進士出身」;三甲的進士叫「賜同進士出身」,就是皇上可憐你們,賞賜你們,你們的身份也如同進士。

中國古代還有一個詞叫「如夫人」,指的就是小妾,但「如夫人」與夫人的地位可不知差到哪兒去了。「賜同進士出身」與進士,就相當於小妾和夫人之間的區別。所以當時有一副流傳很廣的對聯:「替如夫人洗腳,賜同進士出身。」

這麼「黑」曾國藩其實沒什麼道理,因為按照當時的人口基數來算,三年才有一次京考,然後才出那麼幾個進士,真的是很少很少,比今天北大、清華的學歷可要金貴得多了,所以曾國藩還是一時之人傑。

我說他笨,是指他小時候。他小時候是真笨。前面我們說他28歲考取進士,但是他23歲時才考取秀才,而且前後考了七次。

曾國藩小時候不屬於那種才氣縱橫的人,晚清的著名人物中秀才普遍都很早,比如說比曾國藩小一歲的左宗棠,14歲就中了秀才,而且是全縣第一名。而曾國藩考了七次才中,還是全縣倒數第二名。再比如說梁啟超,11歲中秀才,16歲就中舉人了;李鴻章17歲就中了秀才。所以說,曾國藩讀書開竅是比較遲的。

野史裡面有一則史料,說有一個賊跑到曾國藩家裡偷東西,藏在房樑上,準備等他們全家睡著以後再下來。當時曾國藩正在背一篇很短的文章,但怎麼都背不會。最後這個賊都會背了,他氣急敗壞地從房樑上跳下來,從大門口揚長而去,臨走還回頭指著曾國藩說:「這麼笨,還讀什麼書啊!」

確實,曾國藩自己在成功之後也一直說,我這個人才氣不行。包括同時代的左宗棠,後生當中的梁啟超,也都說曾國藩這個人一生不以才氣見長。

曾國藩後來總結自己的一生,說自己吃過四次大虧,叫「四大塹」,頭兩次都是跟智力相關的。

第一次是他第六次考秀才時,考得還不行,學台大人就張榜發佈公告,說給曾國藩四個字的評語:「文理太淺。」但他又認為曾國藩是個可造之材,就給他搞了一個身份:佾生。

「佾生」就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學台大人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在學習的時候,你這個佾生可以來伴舞。所以,曾國藩把這件事當作人生中第一次奇恥大辱。

第二次發生在跟咸豐皇帝打交道的時候。咸豐1851年上台後,下詔「求言」。曾國藩就上了個奏折,建議皇帝「日講」,就是給皇帝上課,加強學習。咸豐皇帝說這個想法不錯,你寫個方案吧。

曾國藩就寫了個方案,還畫了一張日講的講堂佈置圖給大家看。結果所有的同僚都嘲笑他說,這圖畫得太醜了。一個農家出身的靦腆少年,懷著一種壯烈的心志想幹一件事,結果卻被所有的人嘲笑。所以,他認為這是人生中的第二次奇恥大辱。

總之,在歷史上,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曾國藩,給我們的感覺是一個笨笨的形象。

青年時代,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要求別人

笨是什麼意思?中國人說人笨,通常包含三個字。第一個字是愚,第二個字是蠢,第三個才是這個笨,這三個字字形不一樣,含義也略有區別。

所謂愚,上從禺,下從心,上面的禺是什麼意思?就是指山腳或者牆角。合起來,就是指一個人鑽牛角尖,不開通,死心眼,一根筋,鑽到角落裡難以自拔。

蠢的意思是什麼呢?它上面是個春字,下面是兩個蟲,含義就是春天到了,蟲就出來了,一通亂動。所以亂動稱之為蠢。

笨是最難解釋的,它上面是個竹字頭,把一根竹子破開之後,我們會發現裡面有一層薄薄的東西,潔白得像紙一樣。它跟笨蛋有什麼關係呢?其實這中間有個過渡。當時古人形容一個女子很笨,會說她像白紙一樣純潔簡單,後來這個簡單的意思就演化為笨蛋的笨。

我們說曾國藩笨,指的就是他的簡單。因為他從小受的是儒家教育,那個世界確實很簡單,只要在上者仁義,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每一個人恪守自己的本分(比如說文官就要死諫,武將就要死戰),那個世界就會變成朗朗乾坤。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社會發展模式,它太簡單,簡單到根本就沒法兒運作。所以《紅樓夢》裡面的賈寶玉就說,什麼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都是騙人的。

但曾國藩就是相信這一套,而且還身體力行。他不僅用這樣一個簡單的世界圖景和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還要求其他人;不僅要求其他普通人,甚至還要求皇帝。

舉個例子,咸豐皇帝登基之後,按照慣例要求群臣直言進諫。這個時候作為臣子,輕描淡寫地提上一兩條,比如「領導太不愛惜身體」之類的就可以了。可是曾國藩老老實實地寫了一封奏折,指出了皇帝的三個毛病。

第一條,說咸豐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任何一個有智商、有自尊心的人,恐怕都受不了這個評價。第二條,說咸豐「徒尚文飾」,就是只喜歡搞表面上那一套。第三條,說咸豐剛愎自用,出爾反爾。

別說是臣子給皇上提意見了,現在的領導如果直不愣登地給自己的「90後」下屬提這麼三條意見,人家也得跟你急。

咸豐皇帝果然就急了。據說他當時拿到這個奏折,「光嘰」一下就給扔地上了,馬上就要派人辦曾國藩。結果被邊上的人給攔住了,說是您老人家自己求直言的,這個時候再殺人不好吧?所以曾國藩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曾國藩不只跟皇帝這麼來勁,跟自己的同僚也是一樣,都是用自己的道德標準來要求別人。

他剛剛拉起湘軍的時候,就帶著隊伍跑到湖南的省城長沙,要求跟當時的正規軍——綠營會操(一起訓練)。綠營又稱綠旗兵,是清朝的常備軍之一,在滿清入關幾百年後,已經爛得提不起來了,很多將官都是靠吃空額過日子的,很多士兵除了當兵這份職業,還搞起了第二職業,比如剃個頭、賣個豆腐之類。這樣的軍隊,看見曾國藩帶來的這幫「土老帽兒」,能看得起嗎?雖然綠營軍戰鬥力不如人家,但他們認為自己是國家正規軍,湘軍是民兵;自己是警察,湘軍是城管。你想跟我會操,你有資格嗎?

當時長沙綠營的副將叫清德,是個滿人、八旗子弟,當然就不服不忿了,每次會操都不來。那些士兵本來就不聽招呼,更何況他們的長官在後面挑撥是非。曾國藩抱著拳拳忠君之心,要為抵抗太平天國加強戰鬥力,還經常登台演講,以忠君愛國之心來激勵士氣。但是那些人連字都不認識,皇上來了要糧食他們可以給,但忠君愛國的思想他們哪裡有呢?所以就很難說到一塊兒去。

清德後來鬧得非常不像話。曾國藩一看有這麼一個人在背後搗鬼,反正自己也有專折奏事之權,於是就給咸豐皇帝發了一封奏折,說清德原來逃跑,現在搗亂。咸豐就說,那就把這個清德革職查辦吧。

曾國藩初來乍到,居然用朝廷的體制把身邊的兄弟給辦了,這讓其他人怎麼看?當時的湖南提督鮑起豹也是一名武將,他當然要跟曾國藩為難了。但是因為有前車之鑒,他就在背後搗亂,經常挑撥綠營兵和湘軍之間的關係。

有一次,綠營兵把曾國藩的弟兄們給揍了,曾國藩一怒之下,行文到提督衙門要求嚴懲肇事者。鮑起豹就裝模作樣地綁了幾個士兵給曾國藩送去。與此同時,他又挑撥其他的綠營兵跟曾國藩起哄,看他怎麼嚴懲。反正鮑起豹自己不出頭,因為一出頭就會被參。

結果大家可想而知,綠營兵綁著自己的幾個弟兄,送到了曾國藩那裡,然後就在門口起哄:「我們把人送來了,有本事你處置啊!」

曾國藩當時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練射箭的園子)裡設了一個臨時辦公室。當時的湖南巡撫叫駱秉章,就住在隔壁,也不吱聲,就看著曾國藩。曾國藩剛開始心裡也是定的,認為自己又沒犯錯,而且巡撫大人就在隔壁,你們還能把我怎麼樣?所以也不吱聲。

外面這幫綠營兵越鬧越凶,最後情緒失控,破開大門,衝進來就要打人,甚至要殺人。要知道,這幫當兵的沒有文化,然後基於各種各樣的義氣,後面又有自己的長官撐腰,能幹出什麼事兒可就真沒準兒了。

曾國藩被嚇得掉頭就往巡撫衙門裡跑。這個時候駱秉章出來了,綠營兵一看巡撫大人到場,馬上就安靜了。在清朝的體制中,重文輕武,巡撫當時是掛中央的銜的,是最高的軍官,甭管武將有多高的品銜,哪怕是一品的武官,見到二品大員的巡撫都要下跪。所以駱秉章一來,大家就安靜了。

駱秉章上去就給五花大綁的弟兄們鬆綁:「哎呀,弟兄們受委屈了,好了,沒事兒了,大家撤了吧。」綠營兵就撤了,這一仗算是打贏了。

其實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給曾國藩看的。就是要告訴他,你再這樣堅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則,所有人都不會待見你,所有人都會在自己的分內給你難看。

駱秉章事後就跟曾國藩講了一句話:「你不要再這樣鬧了,打仗還是要靠他們。」然後就掉頭回自己屋了,給了曾國藩非常大的一個難堪。

曾國藩在長沙混得不好,後來他又帶隊去了江西。當時的江西巡撫叫陳啟邁,這個人權力慾特別強,他認為曾國藩就是個客軍,就得歸自己管。而且曾國藩所有的糧餉都是從他這兒撥出去的,所以陳啟邁動不動就跑到曾國藩的軍營裡說三道四。

曾國藩看這個老頭兒不懂軍事業,所以經常不聽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豐皇帝那兒告了陳啟邁一狀。

咸豐皇帝說:「那好,把陳啟邁也給辦掉吧。」繼任的江西巡撫叫文俊,又是一個旗人。文俊上台之後說:「你曾國藩是個不懂規矩的人,陳啟邁怎麼對付你,我還是怎麼對付你。糧餉就在我手裡,你不聽我的,我就是不給你。」

所以曾國藩只能自己想辦法,找一些富戶去勸捐。文俊和陳啟邁的做法如出一轍,誰敢支持曾國藩,他就給誰顏色看。所以,曾國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這一階段是湘軍崛起的階段,也是曾國藩混得特別窩囊的一個階段。當時他給咸豐皇帝上的奏折裡面有四個字,我讀起來特別有感覺,叫「積淚漲江」,就是自己累積的淚水讓江水都上漲了。你說他慘成了什麼樣子?

曾國藩年輕的時候,書信裡寫過一句名言:「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一個堅持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現實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還得不到皇帝的原諒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輕時代不是因笨而鬱悶嗎?

失落回鄉,心性大變

咸豐六年(1856年),曾國藩的父親去世了,按照當時的規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國藩是懷著一股怒氣走的,他跟咸豐皇帝也明說了。咸豐皇帝當時勸他:「仗打成這個樣子,你還回家守什麼制呢?奪情吧。」「奪情」即為國家奪去了孝親之情,就是說你別回家守制了,為了國家的安危,你要素服從軍,必須回到戰鬥崗位上。

曾國藩說:「回來也不是不行,但是這份氣受夠了,我絕對不在沒有督撫大權的情況下,再去領兵作戰了。」說白了,他就是找咸豐皇帝要督撫大權。

此時太平天國正在天京鬧內訌,石達開和楊秀清當時殺得一塌糊塗,韋昌輝這些人都被宰了。石達開領兵出走後,太平天國眼瞅著就要不行了。咸豐皇帝一看,太平天國經過天京內訌之後,就像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多少天了,於是就對曾國藩說:「那你就回家去吧。」

這事實上就等於剝奪了曾國藩的兵權,作為當事人,曾國藩心情特別不好。雖然按照禮法,回家丁憂守制是一個正常的安排。但對於他來講,畢竟不為領導所需要了,心裡還是很失落的。說實話,曾國藩也不是當時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當時各種在籍的官員,一共有54個人在辦團練,根本不指著曾國藩這一支部隊。

所以曾國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鄉縣的老家,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時候經常心慌。這明顯就是氣出來的。

當然,曾國藩是一個受過系統的、正統的儒家教育的理學家,他的理學造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這兩年時間裡,他確實也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包括讀了很多老莊的書,心態漸漸地就平復下來了。

他後來自己講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時間裡,他覺得自己什麼都能,看別人覺得別人這兒也不對、那兒也不對。但是丁巳、戊午之後,也就是回老家這兩年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性大變,突然覺得自己百無一能,這個時候再看別人,能從別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長處。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脫胎換骨,往往都要經過這樣的變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釋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過這樣一段心態。

釋迦牟尼原本是個王子,出家之後,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維持最少的食物攝入,通過苦行來磨礪自己。他每日或隔日進食一麻一米,後來七日才進食一次。他身邊還有好多從人,跟著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脫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飛躍。所以有一天他決定放棄苦行,跑到尼連禪河裡洗了個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後林中一個放牧的女子,還給了他一點兒乳糜喝。他身邊的人一看,認為王子的道念不堅,背棄了他們的理想,所以就離開釋迦牟尼,跑到別的地方繼續苦行。

釋迦牟尼獨自來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樹,就是後來那棵著名的菩提樹,鋪了一些草,然後在上面打坐,並發誓說:「我若證不到無上正等正覺,寧可讓此身粉碎,終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後,釋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見性,頓悟成佛。

當然,這只是一個故事,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個層次,僅僅往外求,即通過各種各樣生活方式的改變來逼自己改變,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對外人變得更加通達,是內心的容量變得充分放大,每一個在人生當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覺得他都有類似的經歷。曾國藩也一樣。

第二次復出:放下身段,長袖善舞

終於,曾國藩的運氣又來了。就在他回家兩年之後,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時候,咸豐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為太平天國死灰復燃,接連擊破了清軍的江北大營、江南大營,開始反撲了。其實他這個時候守制還沒有結束,還是「奪情」。

此時的曾國藩不再跟皇帝強了,他回家之前認為,皇帝你不給我督撫大權,我就不來給你打仗。甚至臨走的時候還說,專折奏事之權我不要了,以後我有什麼話,就通過湖南巡撫給你上奏折吧。

但現在他不這樣想了。皇帝的詔書在六月初三下達,他六月初七就啟程了,一點兒不廢話,見詔即起行,前後準備僅僅用了四天。曾國藩後半輩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輩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時候,皇帝每次都像求著他似的,說你去救一下武漢吧,你去打一下哪兒哪兒吧。他都不願去,推說兵沒練好,而且每次說話都是有稜有角的。

他的奏折當中有一句著名的話:「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說與其將來我打不下來你治我的罪,還不如現在你就辦我一個畏罪潛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後,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變得柔順了很多。比如說咸豐曾經有一次讓他出兵四川,曾國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揮,而且讓他帶一幫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賴別人給他撥糧餉,這個罪他之前已經受夠了。

但是他已經學會了不直接拒絕,就跟皇上各種周旋,一會兒說我正在打景德鎮,很快就打下來了,您再等等我。一會兒又說,我把當地的太平天國滅掉就行了。總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後來皇帝一看,四川已經沒事了,就說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間的交流,不像原來那樣剛性了,而是變得更加地柔軟。

曾國藩第二次復出之後,他所有事情的處理方法都變了。比如說跟其他官僚,原來動不動就指責這個不忠君、那個做了逃兵。現在他不這樣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準備了四天嗎?這四天他還幹了一件事——給所有他將來要打交道的官員寫信,從督撫大員到各地的武將無一遺漏,武將在當時其實是沒什麼地位的。此舉叫作「惠乞指針」,就是你指導指導我,我這次該怎麼辦。曾國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來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長沙,然後就拜會了所有大小官員,連長沙縣令也沒有遺漏。

當時官場上有一句話:「前生作惡,今生縣令,惡貫滿盈,縣令附郭。」就是說上輩子不積德,這輩子才會當縣令。你別以為縣太老爺多威風,那是對老百姓而言,在官場裡面,縣令是最底層的,老是挨欺負。

什麼叫「縣令附郭」?如果你的縣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輩子惡貫滿盈,這輩子才罰你當這個苦差。我們可以想一下,過往省城的各位大員,包括督撫的家眷、姑舅等,誰來辦接待?當然是縣令來接待,來來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來就只能刮出那麼一丁點兒民脂民膏,但是現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場上,但凡是首縣,都是些八面玲瓏、乖巧心思、非常柔順的人。

對這麼一個在官場見人就磕頭的可憐蟲,曾國藩也能禮賢下士,可見他的腰身已經柔軟到了什麼程度。

曾國藩這個時候已經變得非常圓滑,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他跟戶部的一些書辦打交道。在中國古代官場,通過科舉去當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們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出身,是沒有實際行政能力的。真正幹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職業往往是世襲的。比如說京城的六部,六部裡真正辦事的往往都是這些吏,而且是爺爺傳爸爸,爸爸傳兒子,這麼一代一代傳下來的。

所以,各個部的書辦往往是掌握實權的,比如說戶部的書辦,他們負責各種各樣的軍事報銷。一場大仗打下來,軍費往往高達幾千萬兩銀子,軍官報銷的時候,很多東西就會被書辦駁回。戶部的書辦就負責這個。

要想快速通過怎麼辦?只能賄賂書辦。所以一看太平天國打下來之後,這些戶部的書辦高興得不得了,終於有一筆大財要發了。

當時,按照史書記載,曾國藩要報銷的軍費是3000萬兩銀子。按照潛規則,應該給戶部的書辦40萬兩。但是因為太多了,雙方就要談判,談來談去,最後以8萬兩成交。

但在這個時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說這麼大一場仗,生靈塗炭,你們把所有的報銷文件在戶部備個案,就不用書辦審核了。

這件事對於地方督撫大員、帶兵打仗的將領來說,當然是好事。但是對於戶部的書辦,就是晴天霹靂。

這時我們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做人之道。曾國藩說,雖然不用報銷,那談好的8萬兩我還是要給。當時曾國藩就從自己的小金庫裡拿了8萬兩,送給戶部的書辦。他想的是,我們既然跟人談好了,就不能沒有信用,以防人家將來找自己的麻煩。這個時候的曾國藩,還是幾年前那個以聖賢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嗎?他幾乎是變了一個人。

跟自己的下屬打交道也是如此。原來曾國藩天天以忠君愛國來激勵自己的下屬,打仗打贏了之後,也有各種各樣的保舉,但他的保舉是非常嚴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來之後,他一共保舉了300人,這在他的部隊裡面大概是3%的比例。

同時代還有一個名臣,叫胡林翼。後來蔡鍔將軍編過一本兵書,叫《曾胡治兵語錄》,曾指的是曾國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見當時兩個人是齊名的。胡林翼也曾經打下過武昌,打下之後保舉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說,曾國藩對底下的人並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後,曾國藩就幾乎是到了濫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給的各種各樣的保舉文書不要錢,可以隨便印。所以晚清的時候,武將裡面到處都是紅頂子,一品大員有的是。反正武將的官職也不值錢,曾國藩大約發了幾萬張這樣的保舉證書出去。

在滅掉太平天國之後,經曾國藩保舉出來的地方督撫一級的大員有26個,三品以上的官員,任實職的有50個。所以他後來也不把保舉當回事了。

再說說軍紀,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帶兵的時候,通常都是嚴守軍紀的,因為儒家講究的是仁義,對老百姓怎麼能不仁義呢?剛開始曾國藩也是這樣,但是後來曾國藩完全變了一個人。比如說軍隊搶劫這件事,只要不觸及底線就好。

有一個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軍紀執行上沒有剛開始那麼嚴了。太平天國把國家打得一片糜爛了,將來國家的重建怎麼辦呢?清政府聽說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積攢了金銀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來,就可以用這筆錢辦各種善後的重建。但是曾國藩帶著他弟弟曾國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後,告訴朝廷一分錢都沒有找到。

當時民間就有人說,哪裡是沒錢,都讓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給弄走了。湘軍把洪秀全所建宮殿的木頭都拆了下來,從城牆上順下,然後僱船運回湖南老家了。

當時的清政府非常不高興,後來給曾國藩的封賞降了一格也有這個原因。還讓曾國藩去查,這筆錢到哪兒去了。曾國藩當時主張不要查,認為士兵整點錢不容易,於政體人心又無妨礙,何必非得追繳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兒有什麼感覺,可能心裡已經替曾國藩的人生畫出一條曲線了,那不就是一條墮落的曲線嗎?一個人剛開始用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後來,和光同塵,變得和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原來一個以聖賢自期的人,後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簡直就變成了一個「貪官污吏」、一個市儈;一個有理想的人變成了沒理想的人。

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

在官場上這麼做我們還能理解,因為曾國藩原來是一匹野馬,混到一群斑馬裡,一看跟他們不一樣,就把自己身上用油漆刷成條條,偽裝成一匹斑馬,跟人家同流合污了。

這是真實的曾國藩嗎?你要是這麼想,就真是冤枉他了。其實,曾國藩一生對自己的要求都很嚴格,在道德上,他一直都是一個廉潔自持的官員。

給大家介紹一本書——《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作者是張宏傑先生。這本書裡整理了大量曾國藩一生的財政史料,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怎麼花錢的。

曾國藩後半輩子當了12年的總督,10年的兩江總督,2年的直隸總督。按照張宏傑的計算,當這兩任總督,他基本可以結餘180萬兩白銀。

但是曾國藩臨死的時候,他的積蓄只有18000兩,只佔1%。而且這1%,他本來是準備自己告老還鄉之後用的,結果也沒用上,因為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死了。當然最後的這18000兩也沒剩下,辦喪事給花得精光。因為他臨死的時候交代自己的兒子,辦喪事不准收禮。

所以從原則上來講,曾國藩是一個沒有留下遺產的人,除了在湘鄉的一棟房子和裡面的藏書。

曾國藩一輩子對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嚴,吃飯就用一個瓦盆,見客人的時候就穿著邋遢的破衣,因為他覺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麼好幹什麼?他一生穿的鞋襪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做女紅的產物,自產自銷。

他的夫人姓歐陽,歐陽夫人在老家一聽老公當總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過點兒好日子。沒想到,到安慶一看,總督衙門破爛得一塌糊塗,老媽子只有兩個。這麼一大家子,家務怎麼操持得過來呢?所以歐陽夫人就自作主張到街上去買了一個丫鬟。

曾國藩看見了就很生氣,說咱家沒必要花這個錢,有事自己做,最後逼著歐陽夫人把這個丫鬟給送人了。這不是什麼廉潔,他就是覺得沒必要。而且曾國藩一生有一個觀念,不要給子孫留財。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說他有一個規定,「夜飯不葷」,就是說晚飯的時候不吃葷菜。總而言之,曾國藩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他對別人卻不是這樣。比如說前面我們講的那個例子,對戶部的書辦,他跟人家談好要給8萬兩,就一定會給。再比如說,同治七年(1868年),因為他調任直隸總督,要進京面聖,就隨身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北京把它散光了,因為他要籠絡京官。

曾國藩和傳統的很多小人,行為作風完全不一樣。典型小人的作風是律己寬、責人嚴,而曾國藩正好反過來,是律己嚴、責人寬。

你可能會說,曾國藩的所作所為無非證明他是一個好人,是個君子,而且也學會了孔老夫子講的恕道,對其他人比較寬容。

僅此而已嗎?還真不是,我們來琢磨一下他背後的邏輯。

「不給他人難堪」背後的邏輯

曾國藩是一個清官,這沒錯,但他是一個非典型清官,因為他收禮。舉個例子,他剛當上兩江總督,去安慶上任的時候,地方官當然得巴結了,給他辦公館,送傢俱、被褥、細軟。曾國藩一看,說不錯,你們當差很謹慎,很用心,但這麼多東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這七領草蓆好了。

這就是給雙方台階下,讓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於在總督大人那兒碰一鼻子灰回來。

他手下有一個大將,叫鮑超,字春霆,帶領著霆字營,是湘軍當中戰鬥力非常強的一支。鮑超是個粗人,會打仗,也會搶奪戰利品,很快就發財了。有一次曾國藩過生日,鮑超帶著十六個大包的禮物就來了。曾國藩一看,帶的東西還真不少,就讓鮑超打開看看都有什麼好東西。打開一看,金銀細軟、古玩字畫,一大堆。

曾國藩就說,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樣,但是你讓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後挑來挑去,挑中了一頂繡花小帽,剩下的完璧歸趙。請注意,這當中可沒有那些零碎,他不問鮑超這錢是怎麼來的,也不訓導他要廉潔,等等,只是禮送出營而已。

再比如說曾國藩有一個幕僚叫容閎,這個人可不得了,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當然他是中國人。容閎在曾國藩的幕府裡,跟曾國藩商量說,一定要搞洋務運動,引進外國的機器和技術。

曾國藩說,好,我給你68000兩銀子,你到美國去採購機器,我們自己造槍造炮。容閎揣著錢就走了。按照當時官場的說法,只要碰了公款,這可就是美差。後來容閎回國的時候,曾國藩已經不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閎一定會來給他送禮,所以他就給自己的兒子曾紀澤寫了一封信,說容閎上門,一定會送禮,你也別不收,但也別多收,20兩銀子之類的禮物你就收下好了。

這就是曾國藩的原則:不給他人難堪。

還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這個原則。他到京城的時候,不是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京官當中散嗎?但是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小金庫結餘的是3萬兩,按說他都能帶走,但是他沒帶,只帶了2萬兩。

那剩下的一萬兩怎麼辦?他寫信給他兒子,說這一萬兩你替我散給窮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張旗鼓地散。為什麼?因為我不願意當一個清官。

這件事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曾國藩自己寫道:「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就是說,我喜歡美名,別人也喜歡。如果我一味地圖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歸於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別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時候,就會很難堪。如果讓他人承擔了這樣的名聲就不好了,不能讓他人難為情。

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說到這裡,我們就可以為曾國藩梳理一下,他到底達到了一種什麼樣的人生境界。都說當官要讀曾國藩,我們在他身上到底要學點什麼呢?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文化氛圍裡,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整個世界的人格分成兩種,一種叫君子,一種叫小人;一種叫聖賢,一種叫奸賊。奸賊和小人就不必說了,禍國殃民,只為私利,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賢和君子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大義在手,所以就用這種道德標尺,不僅要求自己,還要求周邊的所有人。

舉兩個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間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朱棣說,你給我寫即位詔書,我要當皇上。方孝孺說,我就不寫。你不寫,你不怕我誅你的九族嗎?你誅我十族又如何?所謂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學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親戚,包括他的學生,全部處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窮,在衙門後院自己種菜吃。但與此同時,他也用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難堪,這就是曾國藩講的「蓋難為情」。

所以,聖賢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未必好。因為他的道德標準已經高到了那個樣子,光芒萬丈,所有周圍的普通人、俗人在這種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慚形穢,他們就會離你遠遠的。海瑞最後復出的時候,他只是被作為一個道德標桿擱在那裡,誰都不願意跟他共事,更別提幫助他成什麼事了。

曾國藩所實踐的,恰恰是儒家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內聖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內心裡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夠,這種人生還沒有登頂,真正的登頂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業的。

一個人做事的時候,關鍵不取決於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幹,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幫助你。這個時候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要追逐內聖,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僅要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夠幫助你的力量,來幫助你做成這一番事業。

只有搞清楚了這個邏輯,你才能明白曾國藩一生當中最令人費解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曾國藩在當京官的時候,喜歡跟什麼人搞在一起?就是後來典型的頑固派,比如說像倭仁這樣的人就覺得自己是理學家、道學家,一輩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為他承襲的是孔孟的道統。

可是,中年之後的曾國藩反而成為洋務派的代表,對一些外洋庶務所謂的「奇技淫巧」,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做出了當時士大夫當中非常罕見的開放和包容的姿態。

這是一種轉變嗎?

當我們深看一層的時候,會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轉變,而是因為曾國藩追求的就是「內聖外王」這種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話叫「泰山不辭細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曾國藩都不會拒絕,只要他內在還是一個聖賢就行了。

回到《曾國藩的正面和側面》這本書,在序言當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非常深,說曾國藩這個人給我們呈現出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

第二樣東西:「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