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的道德悲哀 文天祥被俘後一直被要求自殺

南宋末年,南宋宰相文天祥在廣東兵敗被元軍俘虜,並被帶往北方囚禁,途中經過零丁洋,便寫了「過零丁洋」詩來抒發國破家亡的感慨,全詩如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從文天祥被俘到最終英勇就義的4年時間裡,竟然有無數江南人民擔心文天祥會選擇忍辱偷生,不能忠於南宋王朝,而是無時無刻不盼望著文天祥能早一天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文天祥老部下寫「生祭文」勸他捨生取義

文天祥從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捨生取義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後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決心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為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餓死真吾志,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後,卻沒有餓死,由於家鄉已過,押解人按著鼻子灌食,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世人關注下悲壯而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中國」的無數官宦要麼被殺,要麼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並非不愛國,甘願接受異族統治,但他們自己不願意犧牲,那是「肉食者」當大官者們的事,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中國」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也許,他們是害怕又出現一個「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文天祥贛州起兵勤王時,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參加抗元鬥爭事業,作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很快卻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里,並「躲過」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機會。

這位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文天祥押送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餘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將《生祭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於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經過的自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牆、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之,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並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並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後「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

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後,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後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見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卻享受「生祭文」,傳世千古,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讚頌王炎午的這篇祭文:「感情壯烈,語言精湛,亦屬祭文中的傑作」。還有人認為:「洗練凝重,氣勢磅礡,對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鏗鏘有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

勸死文背後的文化悲哀

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下對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對於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中國也許會善待俘虜的敵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殺,則最好及時自殺,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貞節,反正是「期待」他們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著隨後無盡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盡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只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跡。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調主義的熱情、壯烈下,卻掩蓋不住基本生命關懷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場來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卻不為的道德聖人標準,去要求妻離子喪的文天祥為了那個道德理想犧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擇,他的生命權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無論用多少聖潔的理想或者標準,都沒有要求別人去死的權利。

道德價值的實現,特別是需要生命的損害和犧牲,完全是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勸死文,是對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現,並非什麼文化榮耀,反是一種文化悲哀。

從王炎午寫《生祭文丞相文》,到文天祥被殺,其間有長達三年半多的時間。當文天祥在監獄中歷盡折磨的時候,江南故國的人竟然不擔心他的健康,希望為挽救南宋做出卓越功勳的文天祥能夠多活些時日,而是希望他早死。他一日不死,王炎午們的心恐怕都不會安。王炎午們的心一直會為文天祥能夠按照自己的「理想」,敢於犧牲自己而擔憂吧。

讓王炎午們失望的是,文天祥並沒有看到他「好心」的勸死文;王炎午們也可以寬慰的是,他們顯然低估了文天祥的節氣,不用他們的「督促」,文天祥自有殺身成仁的勇氣和決心。

1282年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義的日子。這一天,兵馬司監獄內外,佈滿了全副武裝的衛兵,戒備森嚴。上萬市民聽到文天祥就義的消息,就聚集在街道兩旁。從監獄到刑場,文天祥走得神態自若,舉止安詳。行刑前,文天祥問明了方向,隨即向著南方拜了幾拜。監斬官問:「丞相有什麼話要說?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不再說話,從容就義,終年47歲。文天祥終於殺身取義,壯烈殉節。

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訊後的反應,是悲痛,也許更感慨,其中帶著心安之情,因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終結之後,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話是這樣的:「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此致奠,再致一言。」

文天祥殉難後,漢族人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1323年,在文天祥家鄉吉州的郡學裡,他的遺像掛在先賢堂,與歐陽修、楊邦乂、胡銓等並列祭祀。1376年,北京教忠坊建立了文丞相祠,後來,他的家鄉吉州廬陵也建立了文丞相忠烈祠。文天祥的文集、傳記在民間流傳很廣,歷久不衰,激勵著民族的正氣。

點評:北宋號稱出名相,南宋號稱出奸臣。南宋末年,皇帝昏庸,奸臣當道,縱然文天祥再有才能,也是「大廈將傾,非獨木能支」,個人扭轉不了大局。曾經挽救明朝於生死存亡之際的大臣于謙就視文天祥為自己的榜樣,野史中也將其作為文天祥的後身。

《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