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自不量力 無一兵一卒卻想廢慈禧殺榮祿

光緒身邊的變法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體現在康有為身上。而康有為的不成熟,則體現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極端固執是康有為最顯著的性格特徵,這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陷。這導致康有為目光狹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從善如流,把握時機,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暗礁走向勝利。他既敢於挺身而出又難以駕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中,他做事過於理想,不善權變通融,不是勉為其難,就是自不量力。

對於光緒這樣百年不遇的「聖君」,康有為頂禮膜拜,萬般信賴。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於像洋務那樣搞點滴改良,更不屑於投靠地方督撫以幕僚終老。蛟龍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大氣魄,難怪乎見過他的人說他「懾力勝人」。

然而,他不是法國的拿破侖,手中無一兵一卒,卻幻想走極端路線「誅祿圍園」,發動宮廷政變,廢除太后,捕殺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門」,「於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那一套程式。殊不知這在精明幹練、深諳宮廷陰謀的慈禧眼中,他無異於是一個舞台戲文看得太多的土鄉紳;他不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卻在初得光緒的一點賞識之後便躊躇滿志,不廣結盟友,卻打草驚蛇,四面樹敵,殺氣騰騰地直接向反對變法的軍機大臣榮祿公開挑畔:「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試想榮祿何許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場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這般威脅,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無比的宰相地位,和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敢於石破天驚地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終仍然歸於慘敗,遑論康有為一個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康有為擺出你死我活的架勢,也許是為了震懾頑固派的囂張氣焰。但這種情緒化的言論固然非常痛快,卻缺乏改革家應有的冷靜和理性,無可避免地引出政壇動盪的負面影響。

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堂弟康廣仁對康有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

梁啟超則直接評價其尊師:「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而同為變法領袖的梁啟超雖然才華橫溢,膽力和韌力還不如其師。戊戌維新的領導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識界精英,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宣傳家,他們才華橫溢,幾乎每人都有極深的學術造詣,有的人還是學界泰斗。不幸的是,他們中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實幹家。

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悲劇宿命。他們雖有獻身精神,但疏於政務,黯於世事,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準備。在一個古老腐朽的國度裡,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想實現什麼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但這就是一夥天真和真誠得同時讓人不忍批評的人。他們手裡只有一支筆,但老是覺得可以「一支筆橫掃千軍」。他們只有一顆心,卻老是拍著胸膛,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樣血與火的歷史一次次重演,從來也沒把他們教育得聰明一些。「殺幾個一品大員」等於「變法」--真的,康有為怎麼會以這樣的姿態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沒有刀,卻在刀槍叢林中操「刀」上場。而且這麼快就把自己心裡的「刀」亮給了敵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會遇到舊勢力千萬百計的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熱情、有獻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謀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爭取同盟者,減小改革阻力。政壇沒有給誰設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講共同利益,不能過多地拘泥於個人道德。在封閉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國進行這樣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幻想改革陣營裡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維新派的政治選擇固然需要考慮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對比,是把握權力的槓桿,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站到自己一邊。只要是對變法的事業有利,可以與魔鬼打交道,同曾經是敵人的一方結成聯盟。

可惜,康有為們沒有積極爭取各種可能爭取的力量,哪怕是暫時的同盟者。他們的本錢和實力,與日本的維新派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強大的政治後盾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但當強學會成立,像李鴻章這樣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主動示好,提出捐銀三千兩時,卻被維新派以其簽訂《馬關條約》聲名不佳為由斷然拒絕,揚言絕不要漢奸賣國賊的錢。這不僅打了李鴻章的臉,也使李鴻章屬下的淮系軍人也拂手而去(聶士成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也曾捐銀相助,後來卻與康梁形同水火,政變後即賣力地追捕梁啟超)。

待到康梁與張之洞鬧翻,地方督撫大員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數,實際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中,李鴻章和洋務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至牽制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袖手旁觀的官僚群體保持中立,使維新運動具有更大的聲勢和群眾基礎。反之,就會使大多數官僚跟在頑固派後邊少見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與日本明治維新強大而龐雜的同盟軍相反,中國的維新隊伍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處走散。

光緒推進變法的心情實在是太迫切了,連老謀深算謹言慎行的袁世凱看也對他所用非人的缺點洞若觀火,苦心勸諫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變,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當年血氣方剛的康梁一派對此置若罔聞。好衝動的書生康有為與好衝動的光緒皇帝結合在一起,結果可想而知。

《榮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