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史上一個比胡雪巖「命好」的紅頂商人

與胡雪巖一樣,在張弼士的財富史上,政治是兩個無法剝離的文字。這位在面見慈禧太后時都享有「免跪」特權的傳奇商人,在他大半輩子的經商生涯中,也一直游離於政治的邊緣,成為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同時期唯一可與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長18歲的胡雪巖,但張弼士卻做得比胡雪巖更成功。

在仕途上,從欽命頭品頂戴、光祿大夫,到粵漢鐵路總辦、佛山鐵路總辦,他的頂子一個接一個,比胡雪巖還紅。張弼士是張裕葡萄酒的創造者,張裕葡萄酒至今品牌不衰,得益的不僅是張弼士的商才,而且更拜他在仕途上的「進化」所賜。張弼士的仕途,明顯有別於「學而優則仕」,而是與胡雪巖同道的「商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從來不是中國歷朝的主流,而大都出於財政狀況的原因。晚清政府官員腐敗貪污成風,加之對外屢戰屢敗賠款不休,財政嚴重吃緊,所以「商而優則仕」就是變相地賣官鬻爵。胡雪巖的仕途由結交湘黨黨首左宗棠始,張弼士則從攀上一個大佬——淮黨黨首李鴻章拉開仕途序幕。其時,張弼士是「南洋首富」,李鴻章是「北洋大臣」,他們間的「紅娘」 是大清駐英國公使龔照瑗。

1890,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洋務,途經南洋檳城,與「南洋首富」張弼士探討「富國之道」,不知同時是否受了「見面禮」,總之龔照瑗回國後便極力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舉薦張弼士。主持洋務的李鴻章亦對張弼士的「財富和韜略」極為賞識,遂奏請任命張為檳城首任領事和新加坡總領事。由此,張弼士成為中國第一位「海外紅頂商人」。在1894年的張裕釀酒公司開辦准照上,李鴻章的大名赫然在目,中堂大人親批:「准予專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內,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李鴻章親自批准張裕公司成立,顯示出這對官商的關係實在不一般。除了「見面禮」,張弼士還靠什麼很快打動了這位中堂大人?

「治事精核」的李鴻章一眼看出了「張裕」是塊耀眼的金字招牌,在當時世人看來十分神秘,專做「洋酒」的張裕公司,一旦投入運營,巨額的投資,龐大的陣勢都足以給眼高手低的「北洋新政」套上一道閃亮的光環。於是,對張自然格外關照。張李二人於是人打得火熱。李鴻章待張如同家人。張弼士的侄子張成卿,這位張裕第一位總經理,享受到了特殊禮遇。他到天津謁見李鴻章,不必門前等候,青衣小帽,直入府中,談笑猶如家人,旁觀者無不咋舌艷羨。

1897年,經李鴻章舉薦,新加坡總領事張弼士又參與籌辦中國通商銀行,出任該行董事。在李鴻章的提攜下,這位「海外紅頂商人」財運亨通。由於北洋大臣的保舉,張弼士在仕途上也好運不斷,當然,前提也少不了「送」與「捐」。僅為見慈禧太后一面,張弼士就獻上白銀三十萬兩。太后見這個商人出手不凡,封官也很爽快得很,先賞了個侍郎賢,接著又賜頭品頂戴、補授太僕寺正卿,再綴上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

最高領導人的「買賬」,使張的仕途買賣如火如荼,加官晉爵如同家常便飯。他曾三次被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召見。這對一般商人而言,已是志得意滿。而張與內地紅頂商人之不同在於,他拿錢買歡心之人,不僅為謀取更大的商業利益,而且兼有政治之志。張弼士在國內摸索多年,早已修煉出一雙慧眼:欲成就一番大業,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紙上雲煙。然而,同時他又深知:如此腐敗的政府,是不能依靠長久的,自己之仕途路,應改換門庭、主動求變。

促使他與清廷徹底決裂的是「鐵路國有」事件。1911年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政策」,經營鐵路的商人一夜之間成為一貧如洗的白丁,張弼士不斷上奏朝廷,力言鐵路國有不當,但未被採納,由此,張弼士徹底被清廷的「饕餮之夜」所驚醒,看透了清廷的腐敗和貪婪本性,轉而支持孫中山政治暴力革命。

清政府即將垮台之時,他明智地選擇了新的政治力量,支持兒子張鐵君參加同盟會,並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要對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給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後,又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兩白銀作為活動經費。武昌起義爆發後,張弼士自告奮勇,成為革命的「財政官」,革命處於緊要關頭,張弼士以南洋中華商會的名義,發動群眾捐款,又以個人的名義捐贈巨款。辛亥革命後,張弼士繼續作革命的「財政官」,資助福建民軍7萬元……

對政治的清醒認識,換來的是張弼士更加悠長的政治生涯:在民國時期,張弼士又先後任總統府顧問、立法會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南洋宣撫使等職——這在朝代更替的時代裡,是絕無僅有的奇跡了。當1885年胡雪巖在淒慘中結束自己一生時,張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業的最高端,而張弼士在1916年逝世時,他享有與胡雪巖天壤之別的待遇:當他的靈樞自巴城經過新加坡、香港時,英、荷殖民政府都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則親往憑弔;當由汕頭溯韓江而上時,兩岸群眾均擺設牲儀致奠;甚至於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後,還特派代表送輓聯,蓋棺論定,高度評價其為「怪傑」——「怪傑贏得人心,流芳千古。」同為紅頂商人,張弼士為什麼比胡雪巖結局好得多?

除了張弼士把海外作為發展根據地的因素,就是因為他與胡雪巖所處的成長、教育、生存環境截然不同。張弼士長期在國外接受多元思想文化熏陶,振興實業、富強國家,其內容顯然不是完全盡忠清朝封建統治,也不是簡單復興漢族王朝,而是希望整個民族的強盛和繁榮。所以,與同時代保守的商賈胡雪巖相比,張弼士不僅顯得尤為開明,而且是思想上質的進步與清醒。生前輝煌,死後哀榮。張弼士從「傳統商人」成功轉型為「近代商人」,明智地逃過了饕餮體制下的逆淘汰,善始善終,可謂獨一無二之紅頂商人。

《胡雪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