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版上海灘 舊上海黑幫大佬杜月笙的最後歲月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勢力達到頂峰。1937年抗戰爆發,杜月笙離開上海,先到香港後赴重慶;1945年抗戰勝利,杜月笙以無可爭議的民間幫會總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應的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而此時,已進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六年。

重回上海灘挨「當頭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國歡慶抗戰勝利的喜悅氛圍中,57歲的杜月笙返回闊別8年之久的上海。火車上的杜月笙有喜有憂,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戰中不但沒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張嘯林那樣落水當漢奸,還積極參加了各種抗日救國運動。他和浦東同鄉、好友黃炎培等籌組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為抗日活動募捐了不少錢款;組織了抗日民間武裝「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多次配合正規軍作戰;他還部署門徒協助軍統刺殺了上海市偽市長、大漢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幾十年的把兄弟、投敵的張嘯林。有這樣的纍纍功勞,如今抗戰勝利,杜月笙想蔣介石理應給他一碗好飯吃——當時上海坊間也確實傳說他即將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

他的擔憂卻更深重。老於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戰勝利後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歸於統一,他的黑社會組織不僅失去了賴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後援——享有治外法權的租界當局,他和他的集團已不再具備租界別動隊的價值;國民黨現盡可使用軍隊、警察、特務等統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這股名聲不好又頗難駕馭的黑社會勢力——自己過去呼風喚雨、縱橫捭闔的好時光只怕要成為明日黃花。

然而好事沒有出現,立即有消息傳來,上海市長一職已由錢大均出任;壞事倒比想像的還糟:杜月笙人還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現大字標語:「打倒社會惡勢力!」「打倒杜月笙!」驚惶之下,杜月笙臨時決定改在南站下車。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滬就挨當頭一棒是他的門生吳紹澍主使。

當過他10年徒弟的吳紹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軍事特派員、上海市副市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六職的接收大員。吳紹澍知道蔣介石「對幫會的長遠政策是消滅」的內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脫離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樹威,因此公開向杜月笙樹起叛幟。

杜月笙尷尬抵滬後一直等待他的拜見,然而始終不見人影。後來吳紹澍終於上門,杜月笙大喜,抱病熱情接待,不料吳紹澍態度倨傲,丟下幾句官話即揚長而去。杜月笙的親信顧嘉棠、葉焯山及杜門中人咬牙切齒,發誓要把「欺師滅祖」的吳紹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強壓怒氣,一一勸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當年。

接著,打擊接踵而來。他的門徒謝葆生因漢奸罪被槍斃,他也相救不得;他的總管家、萬昌米行老闆萬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投進監獄,罪名是「經營私運,壟斷市場,操縱物價,資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後來也被變相扣押。國民黨在上海徵集「救濟特捐」支撐內戰,籌款目標無法達到,宣鐵吾就變相扣押杜月笙8小時。杜月笙被迫出錢才贖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當局已把當年的「親密朋友」杜月笙當成重點打壓的對象,杜月笙及其集團的伸展空間大為壓縮。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應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了。

勉力維持「龍頭老大」局面

在不斷的被動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漸緩過勁來。畢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將。杜月笙一邊韜光養晦以適應新局,一邊努力重建「滬上聞人」的尊榮。

首先,他通過國民黨上層最可依賴的密友戴笠開始收拾吳紹澍。戴笠抓住吳紹澍私放汪偽上海稅統局局長邵式軍以謀取錢財的鐵證,以「縱放巨奸、吞沒逆產」的罪名呈報蔣介石。不久中央電令下達,先是免了吳紹澍的副市長職務,接著又罷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會局局長一職,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員吳開先繼任。吳紹澍從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負」而失去的顏面得以挽回,並出了一口惡氣。

1948年8月開始,為挽救統治危機,蔣介石以蔣經國為特派員,到上海執行財政經濟緊急措施,打擊巨商、富戶、大官僚,此活動被稱為「打虎」。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會複雜、局面混亂的總根源,這次一定會首當其衝,立即叮囑長子杜維藩將其維昌證券號關閉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維屏還是被蔣經國抓住把柄——因場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鋃鐺下獄,登報示眾。被逼到牆角的杜月笙在蔣經國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頭會議上公開發難。他說:「我本是個壞人,但總統執政以來,把我當好人,我就沒做過壞事。我兒子的事,料想當局會調查核實,秉公辦案,我完全服從政府。不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員一視同仁,查實公辦,這樣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該公司倉庫,在下可以派人擔任嚮導!」言畢即稱「身體有恙」拂袖而去。

杜月笙所說的「該公司」即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揚子建業公司。在當時,這個公司所囤積的物資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這番話令很多人折服。蔣介石聞知「打虎」打到了自家親戚頭上,立即趕往上海命令蔣經國再不可蠻幹,杜維屏也被釋放。

在這有進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維持著「龍頭老大」的體面,他對國民黨的憤恨與日俱增。他對密友范紹曾說:「淪陷時上海無正義,勝利後上海無公道。」還說:「過去帝國主義統治租界時期還有些建設,秩序也比較好,國民黨來了以後只知道要錢,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過帝國主義十倍不止。」甚至還說蔣介石拿他當夜壺,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幾番掙扎,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卑劣腐朽,雖然戴上了全國麵粉業公會理事長、全國棉紡織業公會理事長、全國輪船業公會理事長、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等70多個桂冠,身患嚴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從心了。

江山易幟去留兩難

1949年,國共兩黨進行最後決戰。杜月笙觀察著形勢,知道必須再作一次重大選擇了。

以「會做人」而發跡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絕兩面光」的處世信條,多年來,他積極助蔣反共,同時又跟共產黨結下「紅色情緣」。

1947年,杜月笙應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動的共產黨員、演員金山為「關山門弟子」,並為其工作提供幫助。他還掩護過周恩來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國民黨在大陸垮台已成定局,國共雙方加強了對社會上實力派人士的爭奪,杜月笙已無法再兩面騎牆。解放軍兵臨江南之時,杜月笙跟黃炎培、章士釗、史良、張瀾等知名人士頻繁接觸,商討時局,黃炎培等都力勸他留下。據杜月笙說,周恩來還通過黃炎培想約他面談。上海灘另一「大亨」、輩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黃金榮,經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願以八旬高齡流寓海外,已決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時代到來。在此情況下,杜月笙也考慮過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歷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誘捕共產黨員、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將其活埋於龍華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殺中,他部署徒眾將300多名共產黨員和工人殺害在血泊裡。杜月笙不相信共產黨會不計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實在難測。同時,國民黨方面絕不願意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也加強了對他的脅迫。1949年4月10日,蔣介石召見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灣。反覆權衡,杜月笙決定遠離政治漩渦,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灣,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辭別黃金榮後,杜月笙舉家登上了擁擠的荷蘭寶樹雲號客輪,駛往香港。輪船經過黃浦江,直駛吳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東高橋近在咫尺。47年前,一個衣褲綴滿補丁的鄉間少年從這裡來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個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風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佇立船頭,唏噓不已。

一代梟雄客死香江

抵達香港的杜月笙住進朋友為他選定的堅尼地18號,這裡成為最後一個杜公館。

此時杜月笙的哮喘病癒加嚴重,治療方法是中西並重,藥石兼投。經常來為他把脈開方的醫生有中醫4位、西醫3位,在香港個個都有名望。醫生越請越多,用藥越來越雜,杜月笙身體卻不見起色。幾個月下來,他自嘲說:「如今我是拿藥當飯吃,拿飯當藥吃了!」

臥病中的杜月笙時時關心著大陸形勢,而中共也在力爭對上海經濟和社會有重大影響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釗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覆向他宣講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舊顧慮重重。他看到中共對留在上海的黃金榮的確兌現了「不殺不捕」的承諾,黃老闆依舊過著泡澡堂、抽大煙的一貫生活;後來他又得知,黃金榮響應「改造」號召,開始掃大街。報紙上風燭殘年的黃金榮手拿掃帚、灰頭土臉站在垃圾車前的照片映入眼簾時,杜月笙又暗自慶幸自己沒有留下。

因為跟法租界打過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對法國感到親切,他想遷居法國,徹底遠離政治是非。僕傭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隨他的顧嘉棠、萬墨林兩家,遷法共需27張護照。杜月笙向敗退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提出申請,結果台灣方面要收取「護照費」15萬美元。杜月笙的產業全留在大陸,轉移出來的只有出售一處房產的30萬美元,供應幾十號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這筆護照費杜月笙已支付不起!遷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帶喜氣的事,是和著名京劇演員孟小冬結婚。當初,杜月笙對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後,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側。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後一房。

進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經病入膏肓,該立遺囑處置遺產了,外人均很好奇這位最盛時僅為其一人服務的僕人就達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財產留給家人,結果杜月笙報了數:11萬美元。這筆錢原為10萬美元,被他早先寄存於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處,經宋子良代為投資,略有盈餘。現在這11萬美元就是曾經揮金如土、鐘鳴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遺產。

其女杜美如回憶,分配大致如下:每個太太拿1萬,長子拿1萬,沒出嫁的女兒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銷毀了歷年別人寫給他的所有借據,他對子女說:「我不希望我死後你們到處要債。」

分配完遺產,杜月笙把所有事務都交給得意門生陸京士處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歲的杜月笙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他的骨灰葬在台灣,而他的遺願是葬在故鄉上海浦東高橋,至今沒有實現。

《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