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不為人知的一面：丁謂之所以能登上佞臣榜，僅僅因為一個人，他就是名垂青史的寇准寇大人；而其間的因緣際會，僅僅因為一件小事，那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溜須」事件。
關於溜須事件，史書上是這麼記載的：天禧三年（1019年），三起三落之後的寇准再度出山，取代王欽若成為宰相。也就在與寇准拜相的同一天，丁謂也再次陞官進入中書省成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二人成為同事，關係也非常親密。寇准曾多次向擔任丞相的進士同年李沆推薦丁謂，但被李拒絕。寇准問其原因，李回答說：「看他這個人啊，能使他位居人上嗎？」寇准說：「像丁謂這樣的人，相公能始終壓抑他屈居人下嗎？」然而，有一天，中央召開最高國務會議，會後，身為內閣成員的寇、丁二人都參加了宴會。宴會間，寇准的鬍鬚上沾有一些飯粒湯水，身旁的丁謂見了，起身上前替他徐徐拂去。這一舉動在同事兼好友間，自是常理也合常情。可是寇准不以為謝，反而板起了臉，冷笑著說了一句讓丁謂下不了台的話：「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
這就是典故「溜鬚拍馬」中「溜須」的出處。現在想來，寇大人說這句話，無非有兩種解釋：一是寇大人認為丁謂身為參政，卻為他人拂羹湯，不成體統；一是寇大人裝大，在地位略低於自己的同事面前充上級，意在公共場合擺譜。前者是傳統的解釋，我以為，結合寇大人的為人，後一種解釋更切合當時的情境。假如真是不成體統的話，作為朋友，寇大人理應更低調處理，不必小題大做。
其實，說起來，丁謂也不是那種喜歡溜鬚拍馬之輩。丁謂聽了「好友」寇准這話，頓時備感尷尬，從此記恨上了寇准。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最終將寇准擊敗，把他趕到雷州。那麼，丁謂為什麼會上佞臣榜，而寇准卻上了忠臣榜呢？來看丁謂這個人吧。丁謂的遺憾也許就是現代人的遺憾，現代人的遺憾也就是寇准的遺憾。
丁謂，字謂之，後改為公言。蘇州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生於966年，正牌的科舉進士。丁謂年少的時候就以才出名，當時著名文學家王禹偁看到丁謂寄來的作品後大驚，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來才有如此之作。可見他仕途起點之高，令人頭暈，也就不足為怪了。淳化三年，也就是初登進士甲科之時，就擔任了大理評事、饒州通判，相當於副省長。只過了一年，就調回了中央，以直史館、太子中允的身份到福建路（北宋廢「道」為「路」，初為徵收賦稅、轉運漕糧而設，後逐漸帶有行政區劃和軍區的性質）去採訪。回來之後，就當地的茶鹽等重要問題寫了篇調查報告，引起了皇帝的重視，當上了轉運使，相當於節度使，並且還兼職三司戶部判官。不過，由於宋代派系鬥爭的傳統，丁謂仕途後來也有起伏。
丁謂的才幹，其實遠在寇准之上。宋人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了一個「一舉而三役濟」的故事，說的就是丁謂。大中祥符年間，禁宮失火，樓榭亭台，付之一炬。宋真宗命晉國公丁渭擔負起災後重建的重任，修葺宮廷。丁謂採取了「挖溝取土，解決土源；引水入溝，運輸建材；廢土建溝，處理垃圾」的重建方案，命人將街衢挖成壕溝以取土，再把水引入壕溝，以便將城外的建材通過水路運進城中，等房屋建好後，那些壕溝又成了廢墟垃圾的回填場所，不僅「省費以億方計」，還大大縮短了工期。這樣精巧的規劃、縝密的思維，即使是現代都市的規劃師也未必想得到，只要看看城市裡的馬路有人恨不得裝條拉鏈就知道了。
再看他另一件大事。丁謂官拜副相之後，四川一帶發生了以王均為首的少數民族叛亂，中央先後徵調大批兵馬前往平亂，都被叛軍打得落花流水。丁謂受命於危難之際，深入蠻地，竟然以兵不血刃之勢，安撫了叛亂。
接下來看看寇准。寇准，字平仲，華州下邽（今陝西渭南）人。比丁謂大五歲，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進士，淳化五年為參知政事。寇准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其實也只因一件事，那就是中學課本裡講的「澶淵之盟」。宋景德元年（1004年），遼軍大舉侵宋，寇准力主抵抗，並促使宋真宗渡河親征，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暫時穩定了局勢。《宋史》上提到寇准最多的就是兩個字「正直」。不過，說他「直」，沒話講；說他「正」，就值得重新考量了。
「澶淵之盟」後，有人對皇帝說：「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皇上聽說過賭博嗎？賭博就是傾其所有孤注一擲，寇准就是把您當作他的「孤注」啊。這個比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當時的中央並沒有勢力和遼國抗衡，會盟前，寇准曾經威脅和談代表，說要是超過了某某數，就要砍他的頭。想來皇帝聽了這話，心上一定會隱隱作痛吧。
寇准一生為官遠不止「三起三落」，但都是因其不「正」而導致的。仗著「澶淵之盟」有功，寇准的權力慾達到頂峰。「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准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準極厚。」因而，寇準得以毫無顧忌地大權獨攬，實行宰相專政，常常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特別是在人事任免上，包括本來依制度不應由宰相插手的御史任用上，寇准都大權在握。史載：「准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寇准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而不願遵守規定，「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簿以進。准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當時中央流行著一種偏見，瞧不起南方人，寇准也終生瞧不起南方人，一直排斥南方人。景德二年，14歲的晏殊以神童召試，時任宰相的寇准因為他「(屬）江左人」，也想壓制他。所以後來丁謂偏要把他貶到南方之南的雷州，讓他病死在那裡。
寇准第一次為相後不久即被他所瞧不起的南方人王欽若排擠罷相。罷相後出知陝州（今河南陝縣），寇大人基本上不理政事，沿襲多年官場的舊習，終日宴游。「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准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宴游。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還有記載說寇准在知天雄軍任上，與知雄州的李允則相互設宴，競比奢華之事。大概因為政治失意，寇准終日與酒相伴，還曾寫《醉題》一詩：「榴花滿甕撥寒醅，痛飲能令百恨開。大抵天真有高趣，騰騰須入醉鄉來。」
有記載說，在一次過生日時，寇准大擺筵席，廣邀賓客，當所有人到場之後，他突然穿出了一件新衣服，那是一種黃色且繡龍的皇帝制服，地地道道的龍袍！這消息立即披上了羽毛傳進了京城。皇帝把宰相王旦叫來，問：「寇准乃反耶？」王旦聽到大驚，立即表示去信呵斥，竟把大事化小了。
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在王旦的力薦下，寇准重回權力之巔，任西府樞密正使。兩個人本來應該同心合力，但寇准似乎不大瞧得起這個晚於他為相的同年。因此，他不是以合作的態度與王旦共事，而是不時地給他找些麻煩。史載：「（寇）准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送樞密院，礙詔格，准即以聞。上謂（王）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惶恐告准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只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就是說，寇准對東府送來的文件，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找差錯，找到了，並不與東府商量，直接呈報給皇帝，借皇帝來責罰王旦，有意出東府的醜。
一報還一報，後來，東府的人也有樣學樣，凡西府送去的文件，他們也找岔子，以報復寇准。但王旦卻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是直接把文書退給了樞密院，沒有報告給宋真宗。當樞密院吏把這件事匯報給寇準時，寇准感到非常慚愧，第二天，見到王旦，對王旦說：「王同年大度如此耶！」
王旦的行為雖然讓寇准感動不已，但寇准還是一有機會就不放過攻擊王旦。他的行為與後來王旦處處保他相比較，真是「復復何言」。
當寇準得知將要被罷免樞密使時，便托人求王旦要更高一點的官（使相）。對於寇准這種跑官要官的做法，王旦感到很吃驚，說使相怎麼可以自己要求呢，並表示他不私下接受別人的請托。王旦這種態度使寇准又羞又惱，「深恨之」。但當宋真宗問起王旦，寇准罷樞密使後應當給他個什麼官時，王旦卻說：「准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在寇准為使相的任命頒出後，「准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准者。准始愧歎，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准所可測也』」。
王旦為相12年，病重之際，宋真宗讓人把王旦抬進宮中，問以後事：「卿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王旦開始並不直接回答宋真宗的提問，僅說：「知臣莫若君。」宋真宗沒辦法，只好一一點名來問，王旦都不表態。最後，真宗只好請王旦直說：「試以卿意言之。」王旦這才說：「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但宋真宗對寇准的性格不滿意，說：「准性剛褊，卿更思其次。」這時，王旦固執地堅持：「他人，臣不知也。」
在皇帝眼裡，寇准心胸狹隘，又過於偏執。與其他大臣也屢有衝突。無論君子、小人，都不喜歡他，宋真宗因此也不願碰這只燙手山芋。但是，畢竟有王旦臨死前的推薦，寇准終於找到了機會。天禧三年，永興軍內有個叫朱能的巡檢，勾結內侍周懷政偽造了天書。寇准為了迎合熱中此道的宋真宗，上奏云「天書降於乾佑山中」。果然此計奏效。十來天後，寇大人就被召赴京。到這年六月，王欽若因事下台，寇准為相。
然而，這一次，寇大人一上來就碰上了丁謂這樣一個才氣和才幹都比他高的對手。寇准在和丁謂的爭鬥中，因為看不起劉皇后而得罪了她。擔心自己的處境，寇大人決意發動政變。然而，機事不密，一次酒後失言，自己走漏消息，被丁謂的親信覺察到了，很快寇大人就走上不歸路，曾被寇准壓制過的馮拯等多人紛紛出了口惡氣。半年後，真宗還念念不忘：「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
莫名其妙的是，「多致人言」的寇大人竟然也能名垂青史！唉，說到這裡，不得不歎，有些事情，原本就不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