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 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於其它四項如「均公田」 、「厚農桑」 、「 修武備」 、「 減搖役」 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十事」 宣佈後， 「 修武備」一項， 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了; 其它各項雖然從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 十月開始推行， 但也無法貫徹下去。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 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僥倖者不便， 於是謗毀浸盛， 而朋黨之論， 滋不可解」 。慶歷新政最後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 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讚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彷彿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歷改革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 ，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拚命進行搜刮，慶歷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歷改革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 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歷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