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也是大才子 魏文帝曹丕更看重文字的不朽

曹丕作為一位政治家乏善可陳,唯一值得提及的是由他完成了其父曹操篡漢自立的夙願,逼迫漢獻帝「持節奉璽綬禪位」,改元黃初,建立魏政權;曹丕在位六年,大的建樹幾乎沒有。相反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卻無比耀眼,掩沒了其帝王的光彩。這也正符合了這位曹公子的心思,縱觀曹丕一生的言論和追求,他堅定地認為,只有文字才能使人千古留名,對於帝王的差事,勉為其難應付一場而已。

曹丕自幼即喜愛文學,雖然史籍稱其「文武兼備」,此類文字純屬是給帝王塗脂抹粉的虛妄之詞;所謂的「善騎射、好擊劍」,非少年時的頑皮舉動就是吟詠之餘的雅興所為。真正青少年時代的曹丕,鍾情的是讀書寫作。「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八歲時就能賦詩作文,顯現出超長的文學天賦;同時酷愛讀書,經史子集無不通曉。

曹操打敗袁紹以後,定都鄴城(今河北臨漳),營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曹丕的青年時代基本上是在鄴城度過的,而其鄴城生活的主要內容,就是倡導、組織、參與並親手推動了「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鄴下文人集團。在戰火尚未熄滅、三國交戰正酣的時代背景下,「建安文學」以其獨樹一幟而佔據中國文學史之一席之地,除了曹操與曹植,首功當推對文學有著極其濃厚興趣的曹丕。鄴下文人集團的核心是曹丕,正是在他的號召和引領下,興起了一段中國歷史上文化事業的高潮,參與人數有百人之多,規模空前;匯聚了文壇精華,當時全國一流的詩文大家悉集於此;佳作名篇層出不窮,短短十餘年間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不斷湧現;產生了「三曹」「七子」等代表性人物,「建安風骨」成為後世文學的典範。而這一切都要首先歸功於喜愛文學又具備特殊政治身份的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太子曹丕接過了父親留下的政治重擔,角色的轉換並沒有使之放棄文學的夢想,其中有一件事足以再次驗證曹丕對「文名」的癡情,完成「禪讓」大殿,接過漢獻帝的國璽登基建魏後,曹丕給父皇曹操的尊號是「武皇帝」,而把「文帝」之名預留給了自己。

從個人文學才華與成就上來看,曹丕詩、賦、文皆能,甚至還曾涉足小說的創作,堪稱是文學創作上的通才。《魏志》記載:「初,帝(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顯見其好於文字也長於著述。曹丕的詩歌多表現其貴公子的游宴馳鶩生活,他的辭賦有二十六篇之多,既敘寫軍國大事也抒發個人情懷,像《述徵賦》、《感物賦》、《寡婦賦》等。詩賦之外,最能體現曹丕文學思辨才華的,是他的文,傳之今天仍耐人尋味的代表作有《與吳質書》、《答繁欽書》與著名的《典論》。

《典論》的寫作初衷就是為了立言留名的目的,是直接表現曹丕人生價值觀的一篇自白文字。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可以看出,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是因為真正完美的精神產品無須史家吹捧,不用他人假托張揚,人們自會爭相閱讀萬代傳誦。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立言」的純個體精神勞作的特性,可以擺脫繁瑣的俗務,不依賴他人而獨立創造。這無疑告訴人們,文學創作的成本很低,關鍵在於自身的刻苦鑽研、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

像歷史上許多傑出人物一樣,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有的人專注於殺伐建功,有的人以奇巧術數留名,極少數得天獨厚者則憑借王霸之業期圖千古流芳。曹丕是幸運兒,他得父蔭已經佔據了一條,但他卻並不看重帝王的尊榮,獨獨傾心於文字詞章。出於對不朽的嚮往,曹丕十分歆慕那些以著作傳世的人物,孔孟司馬遷都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是這樣看待生命價值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這裡的「立德」,同樣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樹,與著作異曲同工。每見當代文壇才子的一篇佳作,曹丕難掩其羨慕之情,他評價徐干的《中論》:「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後世,此子為不朽矣!」

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見其雄才大略,但他活出了自己的個性,沒有不思進取地躺在父輩提供的安樂窩裡虛度時光,而是另闢蹊徑,找到了生命價值長存的另一方天地。對於一個鐘鳴鼎食的帝王之子,這應當說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