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有張良、陳平之謀略的田豐一事無成?

田豐在漢末歷史中,在智謀型人物中,是排得上號的人,也是袁營中出類拔萃者,東晉史學家孫盛曾評論說,田豐有張良、陳平那樣的謀略,可見田豐的能力。《後漢書·卷七十四》記有,田豐是巨鹿人(今河北寧晉西南)原在冀州牧韓馥麾下,初平二年(191年)被袁紹委以別駕(州牧屬官),田豐博覽多識,對形勢變化,善於因勢利導,應對措施及時,切中要害,最突出之處,就是袁紹與曹操較量中,至少有三次關鍵時刻,記錄著田豐都的先知卓見。

其一是,建安元年(196年)九月,曹操遷漢帝至許縣(今河南許昌),關中等地盡皆歸附。新都初創,曹操自為大將軍,以袁紹為太尉,袁紹上表不受,曹操懼於袁紹勢力,建安二年,使孔融持節,拜袁紹為大將軍,並兼管冀、青、幽、並四州。但袁紹每接朝廷詔書,多是於己不利,為此,袁紹借口許縣地勢低濕,宜遷都地近青州的鄄城(今山東鄄城縣北),被曹操拒絕。田豐已覺察到,曹操是袁紹潛在威脅,所以他及時向袁紹獻策,同卷《後漢書》記載有,田豐說:「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托詔令,響好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擒,雖悔無益也。」但袁紹並不覺得這是當務之急,卻與早有積怨的公孫瓚開戰,兵伐幽州,錯過了一次時機。

其二是,建安五年(200年)一月,漢帝密詔敗露,其中劉備是參予者,而劉備此時正在徐州。不久,曹操以重兵攻打徐州的劉備,許縣兵力空虛,田豐乘機第二次向袁紹獻策,同卷《後漢書》記載有,田豐明言:「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袁紹因幼子疾病,又沒同意。田豐當時十分激動,「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 袁紹知道後十分生氣,從此疏遠田豐。

其三是,曹操戰勝劉備後,銳氣正旺,袁紹才著手與曹操決戰,此時,時過境遷,田豐第三次進言,《三國誌·袁紹傳》記載了田豐當時看法:「曹公善用兵,變化無窮,眾雖少,末可輕也,不如以持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重,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對田豐所諫袁紹不聽,再苦諫,袁紹一怒之下,以出言不利,剝奪他兵權,並下獄監禁。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紹兵進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掀開了官渡之戰的前奏,至十月,袁紹兵敗官渡,覺得無顏面對田豐。《三國誌·袁紹傳》記載,「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他的結局,成為忌妒下的殉難者,頗帶有荒唐色彩。自初平二年(191年),田豐跟隨袁紹,至建安五年(200年),十年之間,在漢末亂世中,袁紹除了採納田豐計謀,打敗公孫瓚之外,其他均不見史載。在袁、曹之戰中,袁紹排除了田豐,可見他缺少知人之明的又一例證,而田豐的悲劇,只少有三點思索,浮現在歷史中。

第一,促使田豐悲劇的落幕,無疑是袁紹多變性格使然,正如正如荀彧所說:「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當初袁紹名滿天下,多人曾是慕名而來,荀彧舉家遷往冀州,袁紹曾待為上賓,還有郭嘉,也誠心投奔過袁紹,可是過不多久,他們發現袁紹雖是禮賢下士,但不會用人,難濟天下大難,對他深感失望,所以,陸續離開袁營。田豐也不是不瞭解袁紹,後來袁紹兵敗,自知難免一死,就是一個佐證,但他為什麼還追隨袁紹?分析的原因是,一是袁家四世三公門第顯赫,是東漢重臣,頗具影響,田豐始終寄望於袁紹,一心想輔佐他,擔當起匡濟時局的大任。二是袁紹當初對他「卑辭厚幣」相請,又賦予重任,總是有一種感激之情,由感情上升為愚忠,也是在情理之中,正是如此,使他陷得過深,以至無力自拔。

第二,袁紹與田豐出發點不一樣,田豐出仕前名重鄉黨,後來徵召太尉府為侍御史(負責舉報官吏違紀行為的官員),宦官當政,田豐棄官回鄉,至袁紹據冀州,田豐志在匡救,才來到袁營。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十一路諸侯討董,推舉袁紹為盟主,其後,袁紹叔父太傅(天子近臣)袁隗全家五十餘口,被董卓殺害於洛陽,國仇家恨,袁紹義不容辭地,應全力討伐國賊。可是,當時十餘萬大軍,卻在酸棗(今河南延津縣西南)止步不前,置酒高會,可見袁紹是深孚眾望。第二年袁紹佔據冀州,成為冀州牧,從事沮授等(裴注引《先賢行狀》記載,還有田豐)曾向袁紹建議「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袁紹當時同意,但又一轉念,皇帝非自己所立,於是又改變主意,致使被曹操搶在先機。建安四年(199年)袁術僭越敗亡,臨死前曾寫信與袁紹,「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強無與比大,論德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袁紹的態度是「而陰然之」。由此可見田豐與袁紹,一個是擁漢派,一個是乘亂圖謀!他們目的不同,遲早將發生不可調和的碰撞!

第三,袁紹內部派性,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袁營始終被派性困擾,而袁紹又不能辯明是非,往往是偏聽偏信,至使在袁紹之後,兩派對立,各保其子袁譚和袁尚,袁氏集團就此分裂,終於被曹操所乘,這是後話。田豐被殺害,也有這方面因素,田豐為人耿直,與逢紀不睦,逢紀在袁紹面前,曾數次進讒言,而逢紀又是當年袁紹從洛陽出走時,跟隨的不多人之一,又曾向袁紹獻計,謀奪韓馥的冀州,與袁紹關係密切,而田豐是後來者,為此,袁紹偏信於逢紀,官渡兵敗,袁紹感到愧對田豐,曾說與逢紀,而逢紀卻說,「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這就加劇了袁紹忌妒,遂起殺機。田豐之死,派性傾軋起著加速作用。

如果說袁紹,採用了田豐三策中任何一策,袁、曹之間難說以後的結局,至少也不會速敗,無怪乎曹操在官渡之戰後說「向使紹用別駕計,尚未可知也。」田豐的悲劇,真是不應結局的結局,是惋惜還是遺憾,留在歷史的思索中。

《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