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 美國女記者寶愛蓮

寶愛蓮活躍於中國的日子,已過去近一個世紀了。她的名字對今日的每個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華,1940年離開,其生活與事業,談不上轟轟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對她罕有提及。但我們今日還是把她翻了出來,因為在中國新聞史上,她是值得記上一筆的。

單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為不是來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樓。其實,她是地道的美國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採用今日的普通話音譯,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躍在民國時代,那時的洋人若長居中國,無論是否通曉中國話,往往愛就著自己名字的母語發音,正兒八經取個中文名,而非隨便鬧個譯音。熟諳中文的如福開森、司徒雷登,不諳中文的如端納等,蓋莫如此。因此,抵華後便拜師發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謂「寶愛蓮」。給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學究王先生,用的是吳方言讀音,於是EdnaLee便讀成了「愛蓮」。假如是讓京城遺老用標準官話來取名的話,其實是應讀成「愛莉」的。

她初抵上海時,中華民國剛屆十歲,無比稚嫩,她也同樣的稚嫩。剛出校門,雲英未嫁,連意中人都沒有。至於新聞從業經驗,說起來是在美國幹過,其實也就是蜻蜓點水,完全不知深淺。但她好學,有激情,敢冒險,對中國懷抱無限憧憬與癡迷,不存偏見。終於,在春蕾初放的年華,就隻身遠航,不遠萬里來到申城,一頭扎進了老男人壟斷的上海報界。

今日傳媒行業裡,女性佔了壓倒多數。大學新聞系也幾乎被女孩子壟斷。但在她那個年代,報社裡絕少巾幗的身影。所以,她進了上海美資的英文《大陸報》後,成了絕對的稀有動物,被同事戲稱為「姑娘記者」(Girlreporter)。

說實在的,寶愛蓮天資一般,身為記者,對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對中國的時政與歷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學來學去,入不了門。母語寫作水平,看她寫的書,也乏善可陳。她在《大陸報》的作用,就是混跡於上海十里洋場各種社交場合,從半醉男女的胡話裡,撈到一些花邊新聞,填塞報頭報尾,藉機也替自己物色結婚對象。當然,她的存在,極大地改善了《大陸報》辦公室沉悶的氣氛。

就是在這些社交場合裡,她結識了出自上海名門的宋美齡,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興趣開始轉到了中國時局。

誠如英文諺語所說的,EveryDogHasItsDay(每隻狗都會有出頭日的),寶愛蓮的出頭日終於來了。1922年,中國北方出大事兒了。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為主宰中國而爭鬥,終至無可調和,準備開打。歐美媒體對此事非常關注,紛紛派員報道,而活潑好動的寶愛蓮,主動擔起了這任務,代表兩家美國新聞機構赴前線採訪。

寶愛蓮天資雖一般,勝在行動力極強。她有美國姑娘的所有優點:獨立,善動手,能吃苦,不怕髒,無嬌氣。她熱愛戶外活動,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還是熟練的摩托艇運動員。所以,一說上前線,脫下晚裝,蹬掉舞鞋,換上馬褲舊衣,不管語言不通,不顧文化阻隔,擠上難民成堆的惡臭火車就走。這一點,中國女性要幾十年之後才慢慢學到。

她從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採訪了張作霖、張學良,又在北京採訪了徐世昌,然後南下洛陽見到了吳佩孚。這時,她的女性身份佔到了大便宜,吳佩孚對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贈詩,最後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裡作客。所以,寶愛蓮就以貴客的身份,在吳府內院勾留了多日,與吳太張佩蘭同吃同住,狀如親人。在西方記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國軍閥私生活裡的唯一之人。而這段歷史,在有關吳佩孚的所有研究資料裡,竟然付諸闕如。

寶愛蓮住進保定吳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戰正式開打。她冒著槍林彈雨,第一時間趕到長辛店前線,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從戰場退下時,她擠在傷兵堆裡,眼看著一個個年輕生命在腳邊死去。後來換了一列火車,整節車廂除她是活人,其餘全是棺材,裡頭是一具具殘損的屍體。

大戰進行中,她採訪了馮玉祥,又抽空往太原採訪了閻錫山。她受槍擊,受炮轟,遭趙倜士兵的伏擊,無數次死裡逃生。其勇氣與職業精神,與任何一個男同行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戰結束後,她在保定採訪了志滿意得的曹錕。回途經天津時,又採訪了將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國北方的軍政強人已被她一網打盡了,剩下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群雄了。於是,她又開始計劃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戰時,雖然戰事發生在中國首都郊外,雖然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但實時新聞報道的主力並非中文報,而是各種英文報紙,包括《字林西報》《文匯西報》《大陸報》及其晚刊《星報》。其中,尤以《大陸報》系的報道最力。至於各中文報刊,大多翻炒西報內容。翻開陳冠雄的《奉直戰雲錄》,有關戰事進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報的報道,無法從中文報紙中獲得點滴。中國人的事情要從外國人的報道中瞭解。

而《大陸報》對此場戰事的成功報道,寶愛蓮功不可沒。她「嵌入」在吳夫人張佩蘭的內院,與「嵌入」在吳佩孚前線指揮部的男同事柯羅思相呼應,立體報道了這場戰事。直到今日,他們的報道,還是瞭解這場戰事具體場景的基石。

從北方回上海後,寶愛蓮不及喘息,又奔赴廣州,採訪代表中國未來的革命陣營。她注定要見證歷史,甫抵廣州,便遇上陳炯明叛亂,差點送命。而這時,經歷了直奉大戰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長了,是名副其實的戰地記者,任何危險都不足以讓她放棄報道工作。她頂著炮火找到電報局,發出了陳炯明叛亂的電訊稿,成了全球第一個報道此事的西方記者。她剛走出電報局大門,兩顆炮彈落到了電報局屋頂,將建築炸塌了。

得知孫中山已從總統府逃往永豐艦後,她又設法聯繫一艘摩托艇,漏夜順珠江追尋而去,非要見到他,完成採訪任務。摩托艇駛到半途被攔截,機槍掃射過來,駕駛員當場中彈昏迷。她臨危不懼,搶過船舵,親自駕駛,逃出險境。原來,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愛好者,十六歲時就精於此道,沒想在遙遠的東方發揮了作用。到了永豐艦,她手腳並用爬上船舷,終於見到了孫中山和蔣介石。

寶愛蓮的經歷足以證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記者,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傳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長,但行動能力過人。換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經歷之十一,就足以寫出引人入勝的佳作,搏個大大的好名聲。

但對寶愛蓮來說,人生就是場體驗而已。從廣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辭去了《大陸報》的工作,只保留了國際新聞社特派員一職。隨後便是結婚,嫁給了美國人約翰·波特。長子出生後,她把國新社的工作也辭了,成了職業家庭主婦,相夫教子,就此淹沒在上海的外國人社區。

舊時代在華的外國人,無論行業與出身,都要寫書,講中國與自己。寶愛蓮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過兩本書,頭一本是《新聞為重》(News 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後一本是與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國》(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民國群雄採訪錄》選取《新聞為重》一書的部分章節譯出。前文說過,寶愛蓮此人風騷不遜,而文采略輸。她的書文字乏味,內容雜亂,輕重不分,編排無序,夾雜對中國歷史謬誤百出的介紹,對時局背景毫無見地的交代,更穿插無趣之極的生活瑣事,囉囉嗦嗦。如果全盤照譯,必然不堪卒讀。因此,筆者在翻譯時只擇其精華,冀突出重點,將最具相關性的內容呈現給當代讀者。

寶愛蓮的另一本書《逃出中國》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寫的,不知所云。後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寫的,講述他在上海淪陷後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當的歷史價值,可與鮑慧爾《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類作品參照閱讀。諷刺的是,波特作為美國大公司的職業經理人,無論文筆還是邏輯都遠遠好過以寫作為業的太太。至寫作此文時,《逃出中國》尚未譯成中文。

寶愛蓮在華生活了二十年,不僅自己深深捲入中國的歷史車輪,也影響了其長子小約翰·波特。他隨父母長期生活在中國,後任職於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從事對中共的間諜活動,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獲,受監禁審訊。小波特後根據此經歷出版《九死一生》,頗為熱銷。小波特已於2014年過世,時年八十九歲。

《張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