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殺關羽後為何要向曹操稱臣

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版圖的奠基人孫策在臨終前,將印綬交給其弟孫權並囑咐道:「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權不負兄望,在弱肉強食的軍閥混戰時代,不但終其一生未失江東寸土,而且使基業不斷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業之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陳壽在《三國誌?吳主傳》中對其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

在陳壽看來,孫權和勾踐都是能夠「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的英雄豪傑。正是由於勾踐和孫權都曾忍辱負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殺害功臣之舉,都在戰略上使用過「美人計」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史學界幾乎一致支持陳壽的看法,認為將孫權比作勾踐再恰當不過。然而,如果將此二人放回各自的歷史環境中,對他們的行為做一下客觀的比較,就會發現孫權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計」方面和勾踐有著本質區別,可謂小同而大異。

越王勾踐是中國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吳王夫差大破越師於夫椒,接著圍困勾踐及餘部五千人於會稽山上。勾踐走投無路,派大夫文種求和於吳:「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又曰:「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也就是說,如果吳王夫差樂意,越國舉國女子都可以按「門當戶對」的原則去侍候吳國的男人。這樣,「屈身忍辱」的並非勾踐一人,越國所有君臣都將蒙受奇恥大辱!吳王夫差聽信諛臣太宰嚭答應求和後,勾踐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吳為奴。勾踐不僅親自為夫差駕車養馬,甚至在夫差生病時主動嘗其糞便以診病情。

說孫權「屈身忍辱」,無非是因為他曾先後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為了避免將來因奪取荊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危險,「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訂盟修好之意)」。不過,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孫權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節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殺關羽後,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加屈降於曹操。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漢,孫權馬上遣使奉貢,以表臣禮。黃初二年,孫權又遣使稱臣,並送還於禁等曹魏降將。但曹丕並不滿意這種有名無實的藩屬關係,遂向孫權征質子,即要求孫權以送兒子做人質的方式來表達對魏國的忠心。孫權既不願送兒子為人質,又不願陷入西、北兩線作戰的境地,只好使了個「拖」字訣。黃初三年,曹丕終於對孫權和稀泥的做法忍無可忍,遂遣三路大軍南下伐吳。此時吳將陸遜已經大破劉備,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解除了西線的威脅。於是孫權立即拔刀相向,魏吳臣屬關係從此破裂。

孫權比與勾踐,看起來好像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係,其實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號,魏國又是代漢的正統。因此,孫權稱臣於曹魏,猶如地方稱臣於中央,算不得什麼恥辱。只是對於孫權這樣一位欲奪天下的英雄來說,臣服於他所謂的「漢賊」,確實有損顏面。

「任才」不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踐雖然能在難時重用人才,卻不能在易時善待人才。若無文種和范蠡的精心輔佐,勾踐基本沒有滅吳稱霸的機會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後的勾踐不但沒有讓這兩位蓋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悅,反而逼得他們或死或逃。勾踐滅吳後,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於是及時辭別勾踐,變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齊國。文種接到范蠡勸其速逃保命的書信後稱病不朝,沒來得及逃走就被勾踐賜劍自殺。

《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