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錐擊宦官一夥，剛毅果斷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是明朝熹宗時期的御史(監察官)，由於上書彈劾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集團禍亂朝政，被逮捕入獄，並死在了獄中。明思宗(即崇禎皇帝)繼位後，對朝政進行改革，黃宗羲覺得為父親申冤的機會到了，就寫好了申訴狀，帶了一把錐子進京申冤。等他趕到北京的時候，父親的冤案已經得到了平反，大宦官魏忠賢等人也被趕出了朝廷。但是，宦官的勢力還沒有清理乾淨，那些魏忠賢的幫兇們有的還在逍遙法外。於是，他上書朝廷，請求追究魏忠賢的同黨幫兇，要一網打盡。崇禎皇帝接到他的建議書後，給刑部下了命令，指示要快速查辦那些宦官團伙。
1628年五月，刑部開庭審理魏忠賢的心腹許顯純和他的幫兇崔應元，黃宗羲作為受害者的家屬到庭對證。由於許顯純是前朝孝定皇后的外孫，審訊的官員礙於皇族情面，問案非常軟弱，許、崔二人百般抵賴，氣焰還很囂張。黃宗羲在邊上越看越生氣，也不顧什麼審案的規矩，抽出在衣袖裡藏著的那把從老家帶來的錐子就向許顯純猛刺，大聲喝道：「你們這些混蛋害死我的父親，作惡多端。鐵證如山，現在還敢狡辯！」那把錐子是很鋒利的，扎到身上，血流如注嚇得許顯純跪在地上連連磕頭：「我招，我招。」但招供同時又說：「我是皇后的外孫，按照法律，應當從輕地發落。」黃宗羲義正辭嚴地駁斥：「你罪大惡極，害了多少忠臣的性命，即使是真正的皇族子孫，也夠殺頭的份了，何況你一個外親。」又當眾痛打崔應元，並把他的鬍鬚扯下了一大把，拿去祭奠他父親的亡靈。在那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輕易損壞的年代，揪掉別人的鬍鬚，也是一個極大的羞辱了。
黃宗羲的仗義而出，使審判進行的很順利，也使那些還沒有被追究的人非常害怕。
當天夜裡，已經歸入另案處理的另一個宦官團伙骨幹人物李實秘密派人給黃宗羲送去了三千兩白銀，懇請他到時候不要出庭作證、放過自己。黃宗羲當然義正辭嚴的拒絕，並連夜奮筆疾書，把李實實施賄賂的陰謀上報朝廷：「到這個時候還敢行賄，他的自我申辯又怎麼可能是真的？」審理李實的時候，黃宗羲早早就去了，面對主審官的訊問，李實還想狡辯，可看到黃宗羲又拔出了利錐，連忙說：「願招，願招」。
等到刑部把應該受到追究的宦官集團成員該殺的殺、該流放的流放都判了罪之後，黃宗羲又組織受宦官迫害至死的那些大臣的遺孤子弟一起到曾關押過他們父親監獄的中門，設壇祭奠。哭聲驚動朝廷，崇禎皇帝被他這種忠孝而又嫉惡如仇、果敢剛毅的行為感動，他的聲名與事跡更是在京城上下廣為傳頌。
這一年，黃宗羲十九歲。
二、不與清朝合作，保持氣節
明朝滅亡、清兵入關之後，黃宗羲積極投入了抗清的武裝鬥爭中。
雖然明朝末年和南明小朝廷時期的政治是非常昏暗的，權奸當道，黃宗羲也曾作為異己分子被捕入獄，差一點就沒了性命。但是，作為明朝的遺民，在外族入侵面前，他毫不猶豫地投入了反清復明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先是變賣家產招集了六百多青壯年組成「世忠營」，響應江南地區的反清鬥爭；後又在南明朝廷與各支抗清軍隊中往返奔走，或是直接指揮小股部隊與清軍開戰，或是積極為前線將領出謀劃策，其間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緝而在所不顧。從1645年清軍進逼江南，直到1661年南明永歷政權滅亡、鄭成功渡海入台灣，十六年間為復明的事業嘔心瀝血，全家顛沛流離。雖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抵抗是無益的，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和文臣爭權奪利、武將擁兵自重的行為，已經注定了其必然失敗的命運。但面對外族入侵，這種奮起反抗的精神是值得人們敬佩的。
1661年，黃宗羲痛感恢復大業已經徹底無望，告別了這種東躲西藏、遷徙不定的生活，在浙江余姚正式定居下來，開始從事講學、著書立說的事業。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後，為緩和民族矛盾，開始著意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由於黃宗羲巨大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影響，清朝廷多次徵召，讓他到北京做官，但他都堅決不赴召，保持了一個遺民的氣節。
1678年，清政府準備編修《明史》，於是開「博學鴻儒科」(就是給名聲響的大知識分子以科舉的出身)以延攬人才。康熙的侍講學士葉方藹向康熙推薦黃宗羲，黃宗羲的學生陳錫暇當時在北京做官，知道消息後立刻代表黃宗羲堅決推辭，因為他深知老師的為人與骨氣。黃宗羲聽說這件事後馬上就給陳錫嘏寫信表示感謝，說如果硬要招他入京，也就跟殺他一樣。
1679年，清政府正式設立史局開修《明史》，修史總裁徐元文、葉方藹又想聘請黃宗羲出山，黃宗羲仍然拒絕。當他的學生萬斯同應聘入京時，黃宗羲諄諄告誡：「國家可以亡，但歷史不能斷，你們可以去參加編修明朝的歷史，但應該只是以布衣百姓的身份參加，不領清朝的俸祿，也不做清朝的官。」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不與朝廷合作的態度。
1680年，徐元文再次在康熙帝面前舉薦黃宗羲參與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總督、巡撫要「以禮敦請」，黃宗羲仍然推托自己身體有病，不能就任。但他畢竟對明史的編修是關心的，所以，當康熙讓督撫派人把他關於明史研究的筆記都抄錄之後呈送明史館時，他也就不反對了。並且，後來，也同意讓自己的兒子去參加明史的修寫工作。
直到1690年，黃宗羲已經八十一歲了，康熙帝還對他念念不忘，又召請他進京做顧問，他自然仍是不去。康熙帝也就只能感歎人才難得了。
黃宗羲在自身保持氣節的同時，並不是一味的愚忠。他目睹清初的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由當初的反感逐漸過渡到最後的認同。為了明史的修寫，雖然他自己堅決不與清朝合作，但也同意自己的學生與兒子去參加。這種既不違背自己做人的原則，又兼顧大局的舉動，是值得後人讚賞的。
三、專心著書立說，成一代宗師
黃宗羲早年就以才名聞於當時，後來又成為明末著名文人社團「復社」的中堅分子。抗清鬥爭失敗後，他專心鑽研經史，著書立說，四處講學，成為一代學術宗師。在清代前期他與孫奇逢、李順被並稱為「國初三大儒」，自清末以來，則與顧炎武、王夫之一起被稱為「明清之際三大家」。
作為博學多才的一代大儒，作為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傑出的思想家，黃宗羲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系統批判君主專制制度、主張社會改革的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綱領。
1653年，在抗清鬥爭的進行過程中，由於戰事的不順使得黃宗羲開始思索總結導致明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決心為後人留下一些對治國濟世有所幫助的著作，寫下了後來被稱為《留書》的政論稿。十年之後，隨著抗清鬥爭的徹底失敗，他也脫離了戎馬倥傯的戰事奔波，思索也更為深入，在《留書》原稿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修改擴充，寫成《明夷待訪錄》，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
中國自秦朝創立皇帝制度以後，幾千年來沿襲相傳，並經各朝各代統治者的強化和美化，使得君主專制制度不斷完善，成為統治權力中的最高代表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但是，黃宗羲卻在《明夷待訪錄》中喊出了「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揭露君主制的實質是「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必須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實行君臣平等、人權平等。對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理性的反省和批判，從而提出了一個富含民主意識的全方位的政治大綱。黃宗羲的這些凝聚著民主啟蒙思想精華的論斷不僅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是空前絕後的，更對後世的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史學方面，黃宗羲堅決反對明末空洞浮泛的學風，主張經世致用，研究要務實，要嚴謹求實，創立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學案體。為總結歷史經驗，給統治者提供借鑒，他編選了宋、元、明三朝的「文案」、「學案」《斷代學術思想史》，又用大量精力編輯《明史案》，完成了《四明山志》等重要歷史、地理專著，還編纂了一些地方文獻資料。他的自著詩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詩歷》等也保存了許多可靠的明史資料。在他的帶動與培養下。形成了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清代浙東學派，一大批學術人才成長起來，對後世的「經世應務」(吸取歷史經驗，為實踐鬥爭服務)、「寓褒貶於史」的學風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
此外，黃宗羲還寫了大量涉及哲學、文學、藝術、夭文、地理、數學等領域的學術專著，據後人統計，著作總數有一百一十多種，一千三百多卷，兩千萬字以上。他的出色才學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這種一生奮鬥不息、不倦追求真知的勤奮精神也將永遠激勵著後人不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