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俞汝捷

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萬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簡;因為有所闕漏,所以需要補充。

如今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便是一部對《李自成》加以精簡和補充的書。

精簡的話題不始於今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那時姚老的態度是,出節本得由他本人動手,「因為只有我自己知道該怎麼節」,但他抽不出時間。

1986年5月,中國作協在湖北黃岡舉辦歷史小說創作座談會,與會的寶文堂書店編輯吳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編寫節本的建議。因為該書店曾出過由茅盾、周振甫、宋雲彬等節編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所以引發姚老的興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時間,於是請吳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來承擔這一任務。我表示樂於做這件事,但我認為,節本應當是對全書的節寫,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齊後才能著手。這樣事情就又擱下來。遺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腦軟化症,未能完成全書,節寫工作也就始終未能進行。直到前幾年,姚老的兒子海天先生舊話重提,才將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們商量的結果,決定在對原著加以精簡的同時,將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補寫出來,於是便有了現在這個精補本。

下面對精簡與補充工作分別略加說明。

我於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將口述錄音的小說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時去圖書館幫他查閱相關史料。每週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幾個小時。談話內容海闊天空,自然也會涉及有關節本問題。1986年黃岡會後,雖然節寫工作並未進行,但每逢與姚老見面,仍會就此交換意見,在通信中也談過相關話題。

我曾翻過寶文堂書店出版的節本《紅樓夢》等書,發現茅公等採用的是整段整回刪節的辦法,大刀闊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這種辦法,而是在保持章節完整的前提下,從語言、細節、情節入手,下比較細緻的刪節功夫;在刪節的同時,將原著存在的若干瑕疵,如現代化痕跡以及情節的自相抵牾、細節的重複、史料的失察、詩詞格律的失誤、語病等一併予以解決。姚老完全贊同。他說,五卷出齊後,他本來就計劃對全書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決的問題,節本中自然也要解決。他並希望我能把發現的各種問題做個記錄,供他參考。他還把讀者來信中有關小說語言方面的信件專門裝一個資料袋,自己用毛筆寫上「語言上值得參考的意見」,交我保存。

精補本對《李自成》原著的精簡,採用的便是當年與姚老商定的辦法。從單元和分章來看,精補本的精簡部分與原著幾乎完全一致,僅個別地方有將兩章合為一章的情況,但從字數來看,卻將原著從三百餘萬字壓縮到了二百萬字以內(電腦顯示為一百九十萬字)。這就是說,書的筋骨未動,但篇幅大大壓縮了。刪略的功夫全花在對語言、細節、情節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文風是姚老和我經常涉及的話題。我們都喜歡素樸、自然、簡潔,不喜歡華艷、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書寫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條幅,以表達自己的審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瀋陽談創作體會時,又曾提出「勁拔」這一概念,並認為「勁拔」離不開簡潔,還具體舉例說,「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過多會使文氣變弱。1982年開始,拙著《小說二十四美》以專欄形式連載於《青年文學》。姚老讀了其中《洗煉之美》一篇後,對我說:「司空圖的『洗煉』與我說的『勁拔』有相通之處。你談的契訶夫、海明威,對我也都有借鑒意義。」他還要我把拙文提到的《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一書借他一閱。

兩年來在精簡《李自成》原著時,我常會想起當年與姚老的談話。譬如按他的標準,「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還有大量可刪之處,僅這兩個字被我刪除的可能就有數百乃至千餘個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發明電報式短句的同時,曾將以往小說引號前後常出現的「他帶著明顯的憤怒重複了一遍」、「她鼓起勇氣用憂鬱的聲調說」、「他猶豫不決地宣稱」、「他低聲笑著插了句嘴」等等修飾一掃而光,使對話變得直截了當。而我在精簡原著時,不但對引號內的對話予以刪削、提煉,對引號外的「某某……說」也作了大幅度裁減。

細節描寫素為姚老所重視。他總是說,要通過獨特的生活細節寫到人物性格的深處。但原著中也有細節雷同之處。還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說錄音時,我就對他說過,有兩種細節要盡量減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老本人易激動,愛哭;結果小說中的人物也都愛哭,一碰就流淚,哽咽。其二,小說中寫兩個人談話,總要讓邊上的人(或太監宮女、或親兵親將、或丫環僕役等等)迴避,這就等於告訴別人所談的話十分機密;而真正善於保密的人,應當外鬆內緊,在別人毫不覺察的情況下進行密談。姚老當時聽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補本中,上述兩種細節除必須保留的外,都被刪除了。

關於情節的精簡是與解決「現代化痕跡」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原著的「現代化」傾向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當年為防「棍子」而外加的說明性、議論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這樣一段話:「但是由於他所代表的只是極少數皇族、大太監、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廣大人民尖銳對立,而國家機器也運轉不靈……」這類非小說語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編輯給加上的,精補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節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問題。這裡的刪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對李自成等形象過於高大的非議。他的解釋是,一、李自成的正面品質見諸當時的官方記載和野史,並非作者憑空杜撰。二、讀者的感受是針對一、二捲來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處於逆境,故優點較為突出。後三卷中,隨著戰爭形勢的改變,其缺點和局限會越來越暴露。這一自我辯護當然也有道理,但我認為,作為小說藝術,不論寫人物的何種表現、何種特質,都有一個「適度」問題。托爾斯泰曾引用畫家勃留洛夫的話說,「藝術是從『稍微』開始的地方開始的」,並進而發揮說,「只要稍微說得不夠一點,稍微說得過分一點,稍微誇大一點,那就沒有感染力了。只有當藝術家找到了構成藝術作品的無限小的因素時,他才可能感染別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種程度上找到這些因素而定。」(《什麼是藝術?》)精補本對原著有關李自成、高夫人的情節作了大量刪節,對紅娘子、邵時信等的「憶苦」段落也力加刪削,但也不是隨便亂砍。既然《水滸傳》可以歌頌水泊英雄,可以描寫若幹好漢被逼上梁山的緣由與經過,《李自成》當然也應該寫出農民起義爆發的背景、某些人物參加起義的原因與過程,對人物的正面素質也無須刻意迴避,只是一切應當「適度」。精補本致力於「稍微」處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則有待讀者批評了。

精簡情節的同時,我對原著中存在的敘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應、史料及歷史常識問題、詩詞格律的失誤以及語病等也都作了修補。譬如原著第三卷《項城戰役》中,寫被困於火燒店的傅宗龍曾讓中軍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過幾頁,卻變成是傅宗龍曾自派僕人盧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爾袞曾以「大清國皇帝」名義給李自成送出一信,卻從此沒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寫「劉體純差人來……稟報一項極其重要的軍情」;翻過一頁,卻變成「因為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機密,所以劉體純親自來……當面稟報」。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北翼城的守將開始名叫「張勇」,後來名字變成「吳國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爾袞(1612—1651)大三歲,在原著第三卷《遼海崩潰》中卻被誤寫成「小兩歲」。「拔貢」作為「五貢」(五種貢入國子監的生員)之一,始於清代;而第四卷《決計東征》中卻說「顧君恩在明朝僅僅是一個拔貢」,第五卷《兵敗山海關》中又說「寧致遠原是拔貢出身」……

再如詩詞格律方面,姚老作詩嚴格按平水韻押韻,卻於平仄未暇細究。從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開始,到第五卷竇妃的《絕命詩》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誤。

此外原著還存在若干語病。如「群」、「些」與「們」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們」、「這些龜兒子們」卻十分常見……

在一部巨著中出現上述瑕疵毫不足怪。秦牧先生當年就說姚老寫作時「忙碌得像個電話總機的話務員似的,偶爾顧此失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這次認真重讀、精簡《李自成》過程中,常常引起我回憶、引發我自責的則是胡繩先生三十年前說的一段話。那時他與秦老一樣,發現了第二卷中「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於是在給姚老的信中說:「這一類技術性的問題,沒有助手,寫這樣一部大書,恐怕是難免的。我想,要有一個仔細的『第一讀者』,就可以幫助你發現和解決許多這類問題。」在胡老發出此信半年後,我開始擔任姚老助手,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讀者」。在近八年時間中,雖然我也「發現和解決」過一些問題,但顯然未能善盡職責。當現在又發現上述各種疏漏時,我覺得十分愧對姚老,更十分愧對讀者。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禎十一年(1638)至清順治二年(1645)農民起義的悲劇歷程,同時在廣闊的背景上再現明末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場景與精神風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補寫的則是崇禎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節。這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補寫部分分為六個單元:《一敗孫傳庭》、《汝寧會師》、《襄水奔流》、《煙波江南》、《二敗孫傳庭》、《威加海內歸故鄉》。上世紀七十年代,姚老寫過一份《〈李自成〉內容概要》。從《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計劃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個單元中,有五個單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構思進行補寫,只是出於精補本追求洗煉的考慮,篇幅大大地簡約了。

《概要》中未述及的是《煙波江南》。由於李自成農民軍與明朝的戰爭都發生在長江以北,在原來的寫作計劃中並無江南情節。直到第二捲出版後,姚老覺得在這一展現晚明社會生活的巨幅長卷中獨缺江南,將會留下遺憾,於是設想通過尚炯去南方採購藥材,補寫一個單元。但他並無具體構思,只是從前人「杏花春雨江南」的詞句想到單元標題可以定為《春雨江南》。我將標題改為《煙波江南》,則是因為所寫故事的背景為夏季,不能再用「春雨」來形容。

補寫部分不是獨立的小說,而是一個補綴。其敘事風格宜與原著保持一致。除首次出場者外,各個人物的氣質、性格及其在不同場合的言行思維和情緒反應均須與原著中的「這一個」相統一,或有所發展。情節則須首尾連貫,前後照應,將斷裂處加以連接,闕失處彌補起來。我是抱著臨深履薄的心情來做這件事的,做得是否差強人意,也只能靜候讀者批評。

《李自成》原有五卷本和十卷本兩種內容相同的原著,精補本則採用四部曲的框架。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詩作為書名,分別為:一、《天寒霜雪繁》;二、《聞說真龍種》;三、《長風駕高浪》;四、《風散入雲悲》。體現的情節進程則為潛伏—轉折—挺進—敗亡。由於整個小說是以明末李自成起義由困扼走向發展、復由勝利走向失敗的悲劇歷程為主線,四部曲的結構就顯得較為合理。至於引用杜詩,則是出於對逝者審美情趣的尊重:杜甫是姚老最欽崇的詩人,他寫過短篇《草堂春秋》,有過寫《杜甫傳》的設想,在《李自成》單元標題中也曾用過杜詩(《悲風為我從天來》)。

本書蒙馮天瑜先生熱情賜序,又承周勃、吳永平、姚海天、許建輝、徐晉、韓敏、劉保昌、鄢莉諸先生於讀稿過程中或予獎飾,或予指謬,並此深致謝意!

《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