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蘇青走紅的時候，婚姻不幸的女人們都去她門前排隊以求心靈雞湯，猶如現在大熱的「我愛問連岳」。她既是婚姻咨詢師，也是女性心靈嚮導，她的筆觸帶著女子碎碎念式的獨白，直率、感性而辛辣，筆端輕易出賣了原本希望隱藏的情感。
她就像一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馬路上尋常的女子，獨自去工作、剪衣料、買皮鞋、看牙齒、跑美容院。夾著講義信步於校園的林蔭道；駐足在燈火輝煌的百貨店櫥窗前；也去雜誌攤買《良友》畫報；還坐在新式抽水馬桶上看《小說月報》，並且邊看邊笑，遇到精彩的句子甚至要大聲讀出來；去理髮店做髮型時，即便是再恐怖的電燙機吊在腦袋上，纖細的脖頸也挺得住。
她獨立而熱鬧，臉上帶著看透一切的清醒，心裡卻藏著看不透自己的茫然。
張愛玲說蘇青是「偉大的單純」，張女士眼光的毒辣和用詞的精到自然毋庸贅述。而王安憶則說蘇青「有些被張愛玲帶出來的意思」，的確，她倆是上海成為「孤島」時走紅的作家，很多人瞭解蘇青也是源於張愛玲那句「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
能夠被孤絕自傲卻才華橫溢的張女士欣賞，多麼不易，而實際上，張愛玲的成名作《封鎖》就是刊登在蘇青編輯的《天地》雜誌，胡蘭成與張愛玲的相識也是經由蘇青，且不論這相識是否正確。
蘇青1914年出生在浙江寧波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屬於城市新興的市民群體，因為父親在哥倫比亞大學求學，她便被寄養在外婆家。此時，外公已經離世，外婆家是清一色的女性，對女子細膩的觀察和感同身受的體悟，成了她生長過程中不可省卻的一幕。
比如，外公與一個唱戲的好上了，外婆氣得渾身亂抖卻不敢吱聲，怕人笑話她吃醋，幾番思量之後，三從四德的外婆想通了：「男人三妻四妾是正經，索性勸你外公把她娶進門來，落得讓人家稱讚我一聲賢惠。」
母親是女子師範畢業的女學生，父親雖然不納妾，可是玩啦，嫖啦，姘居啦，種種把戲，層出不窮，母親氣得灰了心，索性不去管他，繼續盡自己賢妻良母的天職。
家中的女性成員一概對婚姻失望，便把滿腔的慈愛與柔情投注到年幼的她身上，於是，她有了一段相對幸福的童年，寬鬆環境成長的她熱情而率直，絲毫不矯飾。
1933年，她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即現在的南京大學）外文系，不過，在家庭的安排下，她和自己的母親與外婆一樣，早早地結婚。甚至，為了結婚，她輟學了。
人生必須自己走過，才能感覺到腳上的泡和看過的風景，別人不管怎麼說，都是遙遠，不關己身。如果說家庭裡女性的命運和生活給了她間接的經驗，而到了她自己這裡，那些耳聞目睹的場景都轉換成了切膚的感受，刺痛過外婆、母親、姐姐的荊棘又在她這裡肆虐。
因為懷孕，她從大學退學回家，可是，女兒的出生卻令滿心期待的公婆失望。
那天，她剛剛經歷了死去活來的疼痛，醫生忙裡偷閒毫不在意地說：「是女的。」
頓時，屋裡安靜下來，孩子也似乎哭得不起勁了，她心中只覺得一陣空虛，不敢睜眼，慚愧得像做了件錯事似的偷聽旁人意見。
婆婆咳嗽了一聲，沒說話，小姑子卻衝過來：「原來是女的，何不換個男孩？」
此後，連生三胎都是女孩，她在夫家徹底成了個罪人。
可是，她卻在心底說：「我的女孩，我愛她，只要有她在我的身旁我便什麼都可以忍受，什麼都可以不管，就算全世界人類都予我以白眼，我也能夠獨自對著她微笑。」
戰爭爆發後生計困難，兒子也出生了，一家人張口要吃飯，丈夫事業並不景氣，向丈夫要家用時，她挨了他一耳光，這一耳光，把她打成了職業女性，家族中一代代女子綿延下來的酸恨，最終積攢成了叛逆，從此，她走上賣文為生的女作家之路。
和同時代女作家或風花雪月的吟詠，或清麗脫俗的游離，或旗幟鮮明的革命，或高亢理想的激進不同，她的文章都是身邊事，柴米油鹽、家長裡短、兒女情長。這個聰明外露的女子始終保持著清醒的洞察力，人生是多麼實際，浪漫和美麗不是沒有，只是摻雜在世俗、辛勞和眾多小齷齪裡，並不顯得那樣美好。
所以，她總說大實話。比如，「我愛錢，因為錢可以得到一切，這是最高的目標。其次呢，是用權力來攫錢最便當」；又像「西施是經過吳王夫差的寵愛才成名的，不然只憑她一個老死苧蘿村的鄉下女人，還配這許多歷代詩人替她歌頌吟詠嗎」？
放在現在，她或許是個不遜於六六和王麗萍的天才編劇，言語犀利，一波三折。她還像生活在你我身邊的姐妹淘，不矯情不虛偽，帶著點小女人錙銖必較的現實，卻總能坦率地說真話。
如果張愛玲是從雲端冷眼俯視芸芸眾生的悲歡離合，她就是熱熱鬧鬧地活在當下，參與著身邊人的喜怒哀樂，她們像兩個剛好互補的極端，留存著彼此欣賞、溫暖卻不干擾的恰當距離。
作為母親，她有四個孩子要養，早已被生活淬煉得現實而潑辣。
對於自己接受周佛海、陳公博的資助，出版《天地》月刊、出席親日活動，她毫不遮掩地說：
「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我那是適逢其時，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淪陷區的人民也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心中並不覺愧怍。」
這些潑辣遲早要付出代價，人人都知道，蘇青這個女人太厲害，覺悟太低。
可惜，她寫了一生家長裡短的世故，卻依舊是個單純的女子，大家族生存的不易也沒有把她訓練得八面玲瓏，她似乎始終沒有參透，所有父慈子孝、夫唱婦隨、情比金堅、和諧美滿的背後，都充滿了表演成分，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滋潤的人，演技都不差。
她用她俗世的單純與坦白和不真誠的年代死磕，最後玉石俱焚。
冷靜而善於自保的張愛玲成了永恆，她明白她的時代過去了，與老上海一起，她被永遠定格在粉絲的懷念中，縱使在美國晚景淒涼，至少她沒有受過蘇青的那份罪，這是她的福氣。
為了孩子，蘇青沒有走，她改穿了女式人民裝，可那一身的民國氣質卻走進不了新時代。
她不是沒有梅開二度的機會，曾經，她結識過一位頗有身家地位的對象，可是，當她與新男友吃飯時，幾個孩子站在門口張望不敢上前，她傷感極了，怕再婚後兒女們會受苦，便堅持獨身，恪盡為人母的責任。
特殊年代豈能放過她這個寫慣了青衫紅粉的女作家，她家被抄，人被鬥，工作也被錫劇團辭退，生活窘迫。1975年，她從黃浦區文化館退休，退休證上寫著：
原工資61.7元，按七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19元。
她原本住在市區的瑞金路，與鄰居們共用廚房、衛生間，經常受人欺負。無奈之下，和郊區人家調換住室，以求安寧。
晚年，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十平方米的屋子裡，相依為命，她在致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
「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1元，不能報銷，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等多種病症的蘇青大口吐血，走完了自己的六十九個春秋。
她被平靜地火化，骨灰三年後被一位親屬帶出國。
她臨終前希望葬回老家，最終卻與張愛玲一樣遠涉重洋，猶如她病危時想看一眼自己的《結婚十年》，遍尋不見，還是女婿高價複印了一本聊以慰藉。
天地之大，她和她的作品卻無處容身。
／曲終人散時有盡，花落人亡兩不知。
一個單純與坦白的女子，最終單純坦白地離去。
治癒你／
生活是門藝術，更是一項本事。
前者需要天分，後者需要技巧。
當我們是個小姑娘的時候，不喜歡一個人恨不能跳到他面前指著對方的鼻子咆哮：「你知道我煩你嗎！」
後來，我們長大了，不喜歡一個人卻依舊和他敷衍，小心地藏起自己的不鳥，換上含蓄的外套，大不了繞個道。百分百的坦白和真誠，就好像沒裝防護程序的電腦，隨時能讓生活崩盤。
蘇青這個直率不矯飾的女子並沒有錯，只是，人生哪能因為你個人沒有錯就一路綠燈呢？它總是板著面孔告誡你：適者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