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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我第一眼看到叔本華的文字是怎樣的一種情況,那我得先說說我的一個想法——這一想法在我年輕的時候,比起任何其他的想法都要頻繁和迫切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在早年的日子裡,每當我隨心放縱所欲時,我就在想:命運會把教育我自己的可怕責任和工作從我肩上移走,亦即到了一定的時候,我自然就會找到一個哲學家做我的教育者:一個真正的哲學家,一個我們不用多加考慮就會放心聽從的人,因為我們信任他甚於信任我們自己。然後我就問自己:這位哲學家,將會根據什麼樣的原則教育你?我也在想,對我們那時期流行的關於教育的兩句格言,他會是怎樣的看法?第一句格言要求教育者很快瞭解到受教育者的真正長處,然後投以全力、心血和陽光,目的就是幫助把那一長處達致真正的成熟,結出果實。第二句格言則要求教育者培養受教育者身上的所有潛力,讓其相互間和諧發展。對一個有著明顯傾向要成為金器匠的人,我們可根據此格言強行讓其學習音樂嗎?本韋努托·切利尼[1]的父親一而再地強迫兒子學習那「可愛的小角」(他兒子則稱為「該死的笛子」),他這樣做是對的嗎?對切利尼這樣有著如此強烈和鮮明突出天分的人,人們難稱其父親的做法合理。這樣,或許那條要和諧培養所有潛力的格言,就只是適用於天分更弱的人了?——在這些人的身上,雖然有著成堆的需求和傾向,全部加在一起和單個而論,卻都不意味著什麼。但我們又何曾見過像切利尼那樣的一個和諧總體?見過像他那樣從一個人的身上可以同時發出眾多但又彼此調和的音聲?切利尼就是這樣的人,其認知、慾望、愛、憎,都朝向一個中心點,其力量有著很深的根源;通過那活力中心點及其發出的強有力的控制,而形成了一個和諧的活動系統。這樣的話,這兩句格言或許就不是互相矛盾的了?或許第一句格言只是說人應該有一個中心點,第二句格言則說人也應該有一個圓周?我所夢想的能給我教育的哲學家,不光能發現那向心力,而且還能知道如何避免這向心力干擾了其他的力;我覺得,他的教育任務更多的是要把人塑造為一整個鮮活的太陽與行星體系,幫助我們認清人這一更高級力學裝置的規則。

但這期間,我還是沒能找到這位哲學家。我嘗試著不同的哲學家;我發現我們現代人與希臘人和羅馬人互相比較的話,就會顯得相當地可憐,甚至只是在嚴肅認真理解教育的任務方面而言。我們可以帶著這樣的需求跑遍整個德國,尤其是跑遍各個大學,卻不會找到我們要找的東西。在此,許多更低級、更簡單的願望也仍然無法得到滿足。例如,誰要是真心想獲得訓練成為一名演說家,或者誰打算入讀一所寫作學校,那他就會發現並沒有這樣的老師和學校。人們似乎沒有想到過:演說和寫作是藝術,沒有悉心的指導和艱苦的學習,是不可能掌握的。但我們的同時代人,卻對教育者和教師缺乏要求,也缺乏期望(這一半出於吝嗇,一半出於沒有思想)——這清楚和可恥地顯示了這些同時代人那良好的自我感覺,其實是多麼自以為是。在家庭教師的名下,又有什麼是不能讓人滿意的,就算是在我們那些最高貴的、受到過最多教育的家庭!那被稱為高級文科中學的,卻是怪癖頭腦的大雜燴加上陳舊的設置,並且還不乏這樣的學校!所有那些最高等教育機構,那些大學,又有什麼是不能讓人滿意的!考慮到把一個人教育成人的艱難任務,那些是怎樣的導師,怎樣的研究所!甚至德國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的那種受人讚賞的方式,也首要顯示出他們想得更多的是科學,而不是人類;他們受訓為科學而獻身,目的就是一而再地培養新的一代為科學而作出犧牲。如果人們並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格言以指導和限制,而是根據那「越多就越好」的原則加以放任和鼓動,那與科學打交道對學者就肯定是有害的,就如同那「自由放任」的經濟定理對整個國家的道德是有害的一樣。又有誰還會知道:教育那些學者的同時,又不至於犧牲掉或者乾枯掉他們的人性,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這一困難,人們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只需留意那由於沒有思想和太早投身於科學而變得彎腰駝背的無數樣品和例子。但我們還有更重要的證明,以證實我們缺乏更高一級的教育,這證明更有份量、更危險,並且是普遍得多。如果為何一個演說家、一個作家現在無法得到教育,是很清楚明白的(——因為恰恰沒有在這方面的教育家);也幾乎是同樣的清楚明白,為何一個學者現在必然被弄得扭曲和乖僻(——因為他要接受科學的教育,亦即要接受非人性的抽像概念的教育),那人們最後就會問自己:到底哪裡可以找到我們同時代人(包括學者和非學者,高貴的和低微的)中的道德榜樣和名人?哪裡有我們這時期的創造性道德的可見化身?所有那些對道德問題的思考又在哪裡?歷史上每一高級和進化的社會,都會關心這些道德問題。我們現在再沒有那些榜樣和思考了。人們事實上在消耗我們祖先積累下來的道德資本,不懂得增加,而只會揮霍。在我們的社會,人們要麼不談論這些事情,要麼就是以某種必然會惹人反感的、天真的口吻說起這些事情——因為其口吻透露出他們對這些事情並不瞭解,也沒有體驗。現在的情況就是,我們的學校和教師乾脆放棄了道德教育,或者只滿足於做表面的工夫:對「美德」這個詞,教師和學生除了想到那是個過時的、古老的和惹人發笑的詞以外,再無其他。但如果人們不笑的話,那就更糟;因為那樣的話,人們就是在裝樣子。

要對這種死氣沉沉,對這道德力量處於低潮做出解釋,是困難和複雜的;但誰要是考慮過那取得勝利的基督教對我們古老世界的道德所發揮的影響,就不可以忽視基督教衰敗(這也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基督教越來越有可能的命運)以後的反作用。基督教通過其崇高的理想超越了古老的道德系統,以及在所有這些道德系統中都起著統治作用的自然主義,以致人們對自然主義已經麻木和厭惡了。但後來,雖然這些更好更高的理想是為人所知了,但人們卻無力達致這些理想——到了這時候,人們已經無法回到那古老的高貴和美好道德,無論人們是多麼願意這樣做。現代人就生活在基督教與古老道德之間,在那膽怯或者虛偽的基督教信仰道德與同樣是懦弱和羞怯的古老美德之間,並且生活得很不自在。對自然的東西,既有著那遺傳來的畏懼,也再度受其刺激和吸引;那想在某處立定腳跟的渴望,那由於認識力不足而導致的在好與更好之間的搖擺不定——所有這些,在現代人的靈魂裡產生了某種不快樂,某種混亂,而這就注定了他們不會有創造性的成果,也不會快樂。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更迫切地需要道德教育家,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難以找到他們。在疫病大流行的時候,在最需要醫生的時候,醫生也正在受到最大的威脅,那麼人類的醫生在哪裡呢?那些穩固、健康,能夠腳踏實地攙扶著他人,以手牽引著他人的人類醫生,到底在哪裡呢?我們這一時代個性最好的人,也有著某種的陰暗和麻木,對要偽裝還是要誠實不斷地內心交戰、煩惱不已,沒有自信——這樣的話,他們也就完全無法發揮指路牌的作用,也無法成為他人的訓導老師。

我的確就是這樣在各種願望之中隨波逐流,然後我就想或許能夠找到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可以提升我脫離時代的局限,並再次教導我要簡樸和誠實,無論是在思想還是在生活中,亦即要不與時同——在此需要理解這詞的最深含義。因為人們現在已變得那麼的複雜和多重性,人們一旦說話,一旦提出看法並依此行事,就必須不誠實才行。

在這樣的困頓和渴望的狀態下,我知道了叔本華。

我屬於叔本華這樣的讀者:在讀完他的書的第一頁以後,就很清楚地知道將要閱讀完他寫過的每一頁,將要傾聽他說過的每一個字。他即時和馬上就得到了我的信任,現在也是這樣,一如九年前的樣子。我明白他,就像這是他寫給我看的一樣——雖然我這樣說並不謙虛,也有點愚蠢。因此,我在他的著作中從來不曾見過哪怕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論斷,雖然這裡或者那裡會偶有一處小小的錯誤。這是因為似是而非的論斷,難道不就是一些沒有信心的言論,因為寫出這些似是而非言論的人,對這些言論他們本人都沒有信心?他們故作驚人之語,只是想要炫人眼目,想要騙人和做樣子而已。叔本華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去做樣子,因為他是為自己而寫,沒有人會喜歡受欺騙,而一個把「不要欺騙任何人,更不要欺騙你自己!」作為自己的戒律的哲學家,就更加不會這樣做了。就算是那些聽起來讓人舒服的、幾乎每次談話都會自然產生的、寫作者們幾乎是無意識模仿而來的欺騙,叔本華也是沒有的;那些演講台上有意識的欺騙,還有玩弄花哨詞語的,就更不用說了。叔本華是與自己說話;或者,如果真想要想像其聽眾的話,那我們就想像兒子在聆聽他的父親的教誨好了。那是誠實、好意、心平氣和說出的話,傾聽者則滿懷愛意。這樣的寫作者,正是我們所缺乏的。從他發話的那一刻起,說話者那強有力的良好感覺,就馬上包圍了我們,情形就猶如抵達了一處森林高地:我們深深地呼吸著,重又感覺到了活力。在此,我們感覺呼吸到某種讓人精神為之一振的空氣;在此,有著某種無法模仿的不帶成見、無拘無束、自然而然,就像無拘無束在自己家裡(並且是很豐富的家裡)的人一樣。相比之下,其他的作者,當偶爾說出了一句半句妙語的時候,通常連他們自己都會感到吃驚;這些人的話語表達因此帶著某種不安和有違自然。叔本華說起話來,同樣不會讓我們想到那些學究——那些學究天生就是四肢僵硬、欠缺靈活,胸部狹窄,走起來動作笨拙和誇張。相形之下,叔本華那粗獷和有點虎背熊腰般的靈魂,讓我們與其說是懷念那些良好的法語作家所特有的柔和、婉轉和宮廷式的優雅文體,還不如說是不屑於和恥於這樣的文體。在叔本華的文字裡,也沒有人能夠發現那種德國作者所沉迷的、刻意模仿過來的、鑲了銀子般的偽法式文體。叔本華的表達,偶爾有點讓我想起了歌德。除此以外,他的文字並不會讓人想到任何哪一位作者原型。這是因為叔本華懂得如何以樸素表達深刻,以不帶花哨的語言,傳達震撼人心的東西,講述嚴格科學的事情而不會學究氣。叔本華又能從哪位德國作者學到這些?叔本華也沒有萊辛[2]那些過分微妙、過分靈活和——恕我直說——很不德國式的文體。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為在德語散文表現方面,萊辛是最有誘惑力的。要馬上就叔本華的表達風格說出我能說出的最高贊語,那我就要引用他的一句話:「一個哲學家不需借助詩情和漂亮言辭,那他肯定就是非常誠實的。」原來誠實還算是一些東西,甚至還是一種美德——這在公眾輿論當道的年代裡,當然就只能是屬於被禁止的私下言論。因此,在我再說一遍「叔本華甚至作為作家也是誠實的」時候,我並不是在讚揚叔本華,而只是描述了他的特性。極少作家是誠實的,我們對所有那些寫作的人,簡直就是不信任。我只知道一個作家,在誠實方面是可以與叔本華比肩的,甚至還超出了叔本華。那就是蒙田[3]。像叔本華這樣的人寫下的作品,那的確給在這世上的生存增添了樂趣。自從認識了這一最自由和最有力的靈魂以後,我起碼必須說出叔本華曾就普魯塔克[4]所說過的話:「我的目光一投向他的書,我就長出了雙腿或翅膀。」如果我可以做出安排,在這地球上為家,那我會選擇與他在一起。

叔本華與蒙田,除了誠實以外,還共有另一特點:一種真正讓人喜悅的能力。「喜悅別人,智慧自己。」也就是說,喜悅有著相當不同的兩種。真正的思想家永遠給人以振奮和喜悅,不管他是嚴肅的還是幽默的,不管他是表達了他那人的洞見還是神一樣的寬容;真正的思想家不會做出陰鬱易怒的表情,不會雙手顫抖、眼睛潮濕模糊,而是自信和樸素,勇氣和力量兼備,或許還有些騎士和嚴肅尖刻的氣質,但卻總是作為勝利者——而這正是從最深處、從最內在能夠振奮和喜悅我們的東西,亦即看著那最終取得了勝利的神祇,旁邊躺著的是他與之激戰過的所有巨怪。相比之下,人們在那些平庸作家和思維侷促的思想者那裡不時碰到的所謂喜悅,卻讓我們這樣的人在閱讀這些的時候感覺到痛苦,例如,在戴維·施特勞斯[5]的文字中我所看到的喜悅,就是這樣的情形。有這樣興高采烈的同時代人,我們的確會感到羞恥,因為這些人會把這一時代以及我們在這一時代的人,無所遁形地展覽給後世。這些興高采烈的人根本看不到苦難和巨怪,但他們作為思想者卻假裝看到並已經戰勝了它們。所以,這些人的興高采烈讓我們厭惡,因為這些人在欺騙我們,因為他們想誘使我們相信:他們經過激戰以後,已經贏得了勝利。

也就是說,從根本上,只有取得了勝利,才能帶給人們喜悅,這無論是對於真正思想家的著作,還是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是一樣的道理。就算作品的內容很可怕,很嚴肅,就像這存在的問題一樣,那也只有當那些半吊子思想家和藝術家在其作品中散發出能力欠缺的氣味時,這些作品才會讓讀者感受到壓抑和折磨。而對於人們,沒有什麼比接近那些勝利者更能體會到高興、美好的心情;那些勝利者因為思考了最深刻的東西,所以必然是熱愛那最鮮活的東西,而作為智者,到最後與美殊途同歸。這些人是在真正地說話,而不是結結巴巴欲言又止,也不是拾人唾余;他們是真正地生活和活動,而不是像常人那樣陰森可怕,戴著一副假面具似的,就像常人所熱衷的那種生活方式。所以,在這些勝利者的周圍,我們馬上就像歌德那樣喊出:「一個鮮活的生命,那是多麼奇妙和珍貴的東西!與其處境多麼契合與協調,多麼真實的存在!」[6]

我描繪的只是叔本華著作在我這產生的初始的,就好像是生理上的印象,隨著首次和至為輕微的接觸,一個自然生物的內在力量魔幻般地湧流到另一自然生物的身上。經過事後對那初始的印象的分析,我發現這印象是由三種成分組合而成:(1)叔本華的誠實;(2)他的喜悅和振奮人心;(3)他的堅韌不拔。叔本華是誠實的,因為他只是對自己和為自己而說話,而寫;叔本華是喜悅的,因為他通過思想克服了最大的困難;叔本華是堅韌不拔的,因為他必然就是這樣的。他的力量就像在無風狀態下的火焰:筆直向高向上,不受擾亂,沒有晃動和不安。他每次都找對了自己的路子——而在這之前,我們甚至還不曾留意他是否曾經為此摸索過一番。叔本華更像是遵循著重力法則而前行,並因此邁著那樣堅定、敏捷和不可避免的步子。誰要是身處我們今天的帶角藪羚羊一樣的人群當中,一旦發現了某一完整的、協調的、以自己的翅膀飛行和滑翔、無所拘束、無所掛礙的自然生物,並因此有所感覺,那他就會明白我在發現叔本華以後所感受到的那種幸福、幸運和驚歎,因為我已料到:叔本華就是我長時間以來一直在尋找的那種教育家和哲學家。雖然叔本華只是在書本中呈現,而這是一大欠缺。我也就更加努力通過他的書,在腦海中重現和一睹這位充滿活力的人。這人所留下的偉大遺言是我必須閱讀的,他也允諾把遺產留給那些不只是成為他的讀者,而且還要成為他的兒子、他的學生的人。

註釋

[1]本韋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佛羅倫薩金匠、雕刻家,在法國和佛羅倫薩都有重要地位。——譯者注

[2]萊辛(Gotthold Ephrain Lessing,1729—1781),德國劇作家、評論家、哲學家和美學家。——譯者注

[3]蒙田〔Michel(Eyquem)de Montaigne,1533—1592〕,16世紀人文主義思想家、作家,主要著作是《隨筆集》三卷。——譯者注

[4]普魯塔克(Plutarch,約46—119後),對16—19世紀的歐洲散文、傳記、歷史著作的發展影響極大的傳記作家。著有《比較列傳》等。——譯者注

[5]戴維·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新教哲學家、神學家和傳紀作家。著有《耶穌傳》、《新舊信仰》等著作。——譯者注

[6]出自歌德著《意大利遊記》。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國作家,公認的世界文學巨人之一,批評家、政治家、教育家、自然哲學家。——譯者注

《教育家叔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