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我們全家都在紐約了。我們有了一個帶浴室的工作室，為了有足夠的空間練舞，我們清理了所有的傢俱，並買了五個彈簧床墊，在室內的各個牆壁上都掛上簾子，白天將床墊靠牆支起。沒有床，我們晚上就睡床墊，只有一條被子蓋。在工作室裡，伊麗莎白又像在舊金山時一樣辦起了學校；奧古斯丁進了一家戲劇公司，很少回家，多數時間他都在外巡演；雷蒙德則闖進了新聞業。為了節省開銷，白天我們按小時把工作室出租給一些朗誦班、音樂班或歌唱班的老師。但是由於只有一間房子，出租之後我們全家人就只能出去散步。我還記得一個下雪天，為了取暖，我們沿著中央公園不停走動，後來我們就回去了，隔著門在外面聽課。有個朗誦班的老師一直在教孩子們念同一首詩，「梅布爾，小梅布爾，臉靠著玻璃窗」，老師用誇張的悲情語調一遍又一遍地朗誦，孩子們則毫無感情地跟著念，老師就大吼：
「難道你們感受不到其中的悲痛嗎？用心感受一下好不好？」
這時候奧古斯丁·戴利帶來了《歌妓》，他請我在其中的四重唱裡擔任一角。要知道我一生從沒唱准過一個調啊！排演時，另外三個人說我總是把她們帶跑調，所以我常常安靜地站在那兒干張嘴不出聲。母親常說別人唱歌的時候都是一張莊嚴可怕的臉，她很奇怪我唱的時候總能保持那副甜美表情。
戴利劇院內部演出《歌妓》這件蠢事終於讓我跟奧古斯丁·戴利的關係決裂了。還記得有一天他經過黑乎乎的劇院時，發現我躺在一個包廂的地板上哭泣，他停下來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他我再也忍受不了在他劇院裡發生的蠢事了。他告訴我他也不喜歡《歌妓》，比我更甚，但是他得考慮財政方面的事情。然後，為了安慰我，戴利把手滑向我的背部，但這個動作反而激怒了我。
「讓我待在這裡有什麼好？我有天賦，」我說，「你根本就沒打算用我。」
戴利只是驚訝地看了我一眼，然後「哼」了一聲走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奧古斯丁·戴利，數天之後，我鼓足所有的勇氣，遞交了辭職書。但是從此我對劇院厭惡十足：一夜又一夜語言和手勢的不斷重複，反覆無常，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所有的廢話都令我感到厭惡。
我離開戴利，回到了位於卡內基音樂廳的工作室，我們的錢所剩無幾，但我再次穿上了自己的白色小長裙，母親為我伴奏。由於白天我們幾乎沒法用工作室，可憐的母親經常整夜地為我伴奏。
鄧肯伴著埃塞爾伯特·內文的音樂輕輕起舞這一時期，我非常沉迷於埃塞爾伯特·內文的音樂。我根據他的音樂作品《那喀索斯》、《奧菲莉亞》、《水之女神》等創作舞蹈。一天，當我在工作室中練習時，門開了，闖進來一個年輕人，眼神狂野，頭髮倒豎。儘管很年輕，但他看起來已經被可怕的疾病折磨得不成樣子（後來他確實因此致命），他衝著我大吼：
「我聽到你正在伴著我的音樂跳舞！我不許！不許你這樣！那不是舞蹈配樂，我的音樂，沒有人可以用它做配樂！」
我拉著他坐到椅子上。
「坐下，」我說，「我這就伴著你的音樂跳舞，如果你不喜歡我的舞蹈，我發誓以後我再也不跳了。」
然後我伴著他的《那喀索斯》在他面前起舞。在旋律裡我彷彿化身年輕的那喀索斯站在小溪邊，戀上自己的影子，最後日漸憔悴，化成了花兒。這是我為內文而跳的。最後一個音符逝去之前，內文從椅子上跳起來衝上前抱我，他注視著我，眼裡飽含淚水。
「你就是一個天使，」他說，「你是天才。你這些動作讓我看到了我創作音樂的初衷。」
接下來我伴著他的《奧菲莉亞》、《水之女神》為他起舞，他變得越來越熱情，越來越著迷，最後他自己坐到了鋼琴前，旋即為我創作了優美的舞蹈配樂，他稱之為《春天》。這支舞曲，儘管他為我演奏了多次，但從未把它記錄下來，這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遺憾。內文非常激動，他立刻提議我們應該在卡內基音樂廳的小音樂室裡合作舉辦音樂會，他將親自為我伴奏。
從租場地到做宣傳，全都由內文一手操辦。他每晚過來和我排演。我一直認為內文具有一個偉大作曲家所具有的一切潛質。要不是他不得不與疾病作鬥爭，他本可以成為美國的肖邦，然而正是可怕的疾病使得他英年早逝。
第一次演唱會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後來又舉辦了好多場次，這在紐約引起了一場轟動。如果當時我們足夠實際地請一個優秀的經理人，可能我早就開始成功的舞蹈生涯了，但是我們太無知了。
美國鋼琴家、作曲家埃塞爾伯特·內文觀眾席中有好多上流社會的女性，演出的成功給了我在紐約不同大廳裡演出的機會。那時候我根據菲茨傑拉德翻譯的一首奧瑪開陽（註：波斯詩人及天文學家）的詩創作了一個舞蹈，有時候奧古斯丁在我跳舞時為我大聲朗誦，有時候是姐姐伊麗莎白在朗誦。
夏天來臨了，阿斯特太太邀請我去她位於紐波特的別墅跳舞。母親、伊麗莎白和我都來到這個當時最流行的避暑勝地紐波特。阿斯特太太在美國猶如英國女王在英格蘭的地位，甚至比皇室成員更值得敬畏。但對我而言，她很和善，她把舞蹈演出安排在自家的草坪上，紐波特當地的多數上流社會成員觀看了我的演出。我有一張當時演出的照片，威嚴的阿斯特太太旁邊是亨利·雷爾，她周圍依次是范德比、貝爾蒙特、費氏等名門望族的人。之後我又到紐波特其他家族的別墅裡跳舞，但是這些貴婦是如此吝嗇，以至於我們都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旅費和食宿費。而且，雖然她們認為我的舞蹈很迷人，但是沒有一個人稍微有一點點懂我。總體來說，我們對這次紐波特之行感到失望。這幫人看起來都富有耀眼，但統統勢利、世俗，對藝術一無所知。
帕德雷夫斯基，波蘭著名鋼琴家、作曲家、政治家。他在1915年放棄巡迴演出，轉而獻身投入波蘭獨立運動，1919年擔任波蘭總理那個時代，人們看不起藝術家，將其視為高等僕人。後來這種觀念有所改觀，尤其是在帕德雷夫斯基當政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
美國慈善家、社會名流阿斯特太太無論如何，就如同當初加利福尼亞的生活不能讓我滿意一樣，我開始強烈希望找尋一個比紐約更具藝術氣氛的地方。我的夢想之地是倫敦，無數作家和畫家集聚在那裡，比如喬治·美爾迪斯、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溫伯恩、波恩-瓊斯、惠斯勒等人。這些名字對我來說充滿吸引力，說實話，紐約的所有經歷讓我意識到，在這裡沒有一個人真正理解我或者肯幫我實現夢想。
在此期間，伊麗莎白的學校有所發展，我們從卡內基音樂廳的工作室裡搬到了溫莎賓館地下室的兩間大房子裡。兩間房子每週要90美元租金，不久我們就意識到，教授舞蹈課所掙的錢根本就不夠支付房租和其他花銷。事實上，雖然我們看起來是成功了，但銀行賬戶卻是虧空的。溫莎賓館很陰暗，住在那裡，我們除了努力去支付沉重的開支，沒有一點樂趣。一天晚上，姐姐和我坐在火爐邊，想辦法如何弄到必需的錢來付賬單。突然我大喊：「唯一能救我們的辦法就是把賓館燒掉！」賓館的三層住了一個非常富有的老婦人，房間裡堆滿了古董傢俱和名畫。她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早上八點整到餐廳吃早餐。我們打算在第二天早上遇到她時向她借點錢。第二天我這麼做了，但是老婦人當時心情很差，她拒絕借錢給我，還抱怨那裡的咖啡。
「我在這家賓館裡住了好多年了，」她說，「如果他們再不給我提供好點兒的咖啡，我就從這兒搬走。」
那天下午她確實走了。整個賓館被付之一炬，她也被燒焦了。伊麗莎白靠著冷靜的頭腦冒險挽救了自己的舞蹈學校，讓學生排成一隊手拉手走出了著火的建築。但是我們損失了包括非常珍貴的全家福在內的所有財物。我們搬往位於同一條大街的白金漢姆賓館避難，幾天之後就跟初來紐約一樣，身無分文。「這就是命運，」我說，「這下我們必須去倫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