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歲)

我在1954年以同等學力參加大專聯招,第一志願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幾分之差,卻誤入台大法律專修科。法律專修科在報名簡章中名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裡,在圈選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順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後,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績足以分發到法律系卻被誤分到此班的(如陸嘯釗等人);有的是因入學成績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並且知道我們這班是第二屆,頭一年還有一班第一屆(蘇秋鎮那班),兩屆一共有一百五十人,當時考大學是四校院聯招,四校院是「國立」台灣大學、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台灣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台灣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我們這一百五十人考試成績都在後面三個學院學生之上,卻不能如他們那樣念四年,戴方帽子,當然群情憤激,認為無異上當。班上同學謝世聞,以「陋聞」為筆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談台大的法律專科》,就指出「該科設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議……經費由司法行政部撥給」「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學來了」「適見自亂體制,破壞教育之行政系統耳」。以上種種,經同學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們「刑法總則」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長、教我們「中國司法組織」的徐世賢(李元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長,他們也從善如流,贊成改制,於是,法律專修科決定改為法律系司法組,原有的法律系改為法學組,一百五十位同學聞訊歡喜,一兩年的慪氣,頓時一掃而空。

我個人本來志在學文,不在弄法,只因幾分之差,沒考入台大文學院,淪入法學院,心有未甘,決定重考。但台大學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動退學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動退學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興趣不合,敢於退學的。由於胡家倫為我惡補數學,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學院歷史系,從此我告別了法學院,但是並未告別法學院的許多朋友,朋友中陸嘯釗者,此中之尤也。我初與陸嘯釗長談,在念法律專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書,他走過來聊天,並拿他寫的一篇署名「青鳥」的文章給我看,我不客氣地提出意見,他頗為折服,從此成為好友。陸嘯釗又精明又聰明,對我瞭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趕回台中,全班同學捐了一大筆錢送我,捐錢時人人都捐,唯獨陸嘯釗不肯,理由是:「李敖個性耿介,他絕不會收你們的錢,不信你們送送看!」不出所料,當史靜波、邵顯章攜款趕到台中時,果然錢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歲生日後兩天死的,死於腦出血,晚上死在家裡。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歸」的電報後,趕返台中,一下火車,看到李華俊在等我,告訴我死訊,並陪我到停靈處,因為天熱,當時爸爸已入棺,棺蓋已釘,未能見到最後一面,我為之淚下。晚上我找譚潔力,她有照相機,我請她為棺材拍了兩張照片存念(譚潔力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我暗戀她,她生病住院時還去看過她,可是一言未發就走了)。

爸爸當時是台灣省立台中一中的國文科主任,因為在這個學校教了近六年的書,又在校外教補習,教過譚潔力等幾十人,所以「桃李無算」。他是一個好教師,公祭的時候,場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長、市議會議長以下,有兩千人。這兩千人,不但當時目擊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時還目擊李鼎彝先生的寶貝兒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眾怒的喪禮改革!那時我受了胡適的影響,堅持改革喪禮,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要給來弔喪的人磕頭,我統統不來這一套,並且當眾一滴眼淚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師所寫「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味道。這次經驗使我深深感到: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讀起書來容易,若真正實行起來,可就需要大勇。這次經驗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於特立獨行,都伏機於此。但這番特立獨行,卻使我從此橫背「不孝」的惡名。惡名後來愈背愈大,穿鑿附會,像一個愈滾愈大的雪球。其中一個好笑的說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氣死了!」散佈這種說法的,李濟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濟向姚從吾說:「聽說李敖跟他父親意見不合,最後把他父親氣死了。」姚從吾說:「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我知道李敖的父親是我們北大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學生,思想上比較容忍、開通。李敖的父親若能被李敖氣死,他也不算是北大畢業的了!李敖對他父親的態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對母親很好,一個對母親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對父親不孝吧!」爸爸死後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遺著《中國文學史》,書前寫了一篇序,談到所謂「不孝」之事,我說:

據我所知,李濟先生現在「沒有兒子」,因為他的兒子已「潛返大陸」了。所以李濟先生是屬於「教子無方」的類型。李濟先生當然不願歸咎於這是他自己的「教子無方」,他當然說這純粹是他兒子的「不孝」,他當然在飽受刺激之餘,油然而生一種「不孝過敏症」——對「不孝」的謠言神經過敏,並盼望別人的兒子也「不孝」。李濟先生這種毛病,我們也不必怪他,因為這本是一個失敗的老年人的心理變態。所以當我們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走向「學術研究」而走向「標榜孝道」的時候,我們除了該佩服外,沒話可說。

不料這篇序提到「潛返大陸」之事,引起調查局國特們的過敏和不滿,強令文星書店撕去這篇序才能賣書。所以,我二十歲這次喪禮改革,不但禍延顯考,並且禍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禍延我進不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真是後勁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在爸爸死的那年10月,登出陳養吾的《教師節為教師請命》,其中說: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學的教師李鼎彝,平日嚴守崗位,熱心教學,他在校中教兩班國文,每週功課十二小時,由於家庭負擔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於是只好在課外替學生補習功課,每日四小時,連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強得到解決了,但時僅三年,卻由於操勞過度而致疾以死了。

這話大致不差,事實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對我寄望甚殷,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並且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最鮮明的例子是坐視我不過舊歷年的舉動。我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就要移風易俗,不過舊歷年。我認為過舊歷年是一種不進步,並且違反現代化。爸爸是最通達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見。他說:「好小子,你不過就不過吧!你不過,我們過!」於是爸爸、媽媽以及姐姐妹妹弟弟們,便開始興高采烈,大過其年。他們吃大魚大肉,我偏要吃炒飯;他們熬夜,我偏要早睡;他們送來糖果壓歲錢,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過舊歷年的時候,爸爸面臨理智與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對;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遷就。到了第二個舊歷年來的時候,爸爸習慣了,也就不再矛盾。從此一連五個年頭,直到他死以前,我從沒有把那混賬的舊歷年過過。不過,他死後,媽媽陷入一個寂寞的處境。當第一個舊歷年到來的時候,當媽媽習慣性地替我安排大魚大肉以外的炒飯的時候,我沒說一句話,放棄了炒飯,加入了「過年派」的陣營。有一次過年時,我向媽媽以下的各位,講述李濟說我氣死老子的話,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我開玩笑說:「我若真有氣死老頭子的本領,那我首先該把別人的老子氣死幾個,我是絕不會遵守傳統,『氣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後,自台中市長林金標以下,到一中師生,大家捐了錢,做子女教育基金;東北同鄉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錢,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當時都是大數目,總數捐了三萬多,由媽媽放在彰化紗廠生利息,後來不足維生,不斷提取本金,三四年間就提光了。媽媽在爸爸死後不久,即去一中做職員,在訓導處掌管全校操行登記,當時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課不行,媽媽常常拜託老師們給予方便;但當別的老師反過來拜託她放寬操行登記時,她卻鐵面無私,其公私標準,煞是有趣。

爸爸留給我兩項有形的遺產:一、兩套《資治通鑒》,一套是殘缺不全的鉛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窮困時賣掉了,前者由同寢室的孫英善買去送給張玉法了;後者由台大歷史系買去了。二、一隻普通的手錶,由於是火葬,手錶拿了下來,那時我窮得沒錢買表,爸爸戴的,最後留給了我。

1955年我二十歲,暑假後以第一志願入台大歷史系,表面上如願以償,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別人,不喜歡上課,連考試都懶得應付。大一時八門課,有三門不及格,甚至連國文都差點不及格。原來國文是葉慶炳教的,第一次交作文,他雖在班上公開誇獎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討厭他,認為他沒有學問卻裝腔作勢,後來我拒絕背書,他聲言給我不及格。他的老師——中文系的鄭騫在旁講了一句話:「李敖的國文不及格,誰的國文及格呀?」葉慶炳有所顧忌,給了我六十八分。我大一總成績,第一學期只七十一點三一分,第二學期只六十五點四五分,成績之爛,一望而知,可是「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我始終自喜我有學問,只是不屑上課和應付考試而已。

我在中學時,偶爾在路上碰到一位女學生,清純無比,眼睛不大,但在含情之中,透視出一片靈光。慢慢知道她住我家附近的存信巷,家裡很窮,父母在家開一小雜貨店,每逢星期日,全家在思恩堂做禮拜。她就讀的學校是台中市中,比我低一班,功課極好。我高三時休學在家,寫了很多情書給她,每封都稱呼她叫「羅」,都等她在放學經過的太平路上面交,可是不說一句話。我進台大法學院後,情書改由我在市中唸書的大妹轉交,每封都談天說地,都很長,有一封長達八十三頁,後來因故中斷。爸爸死後,她寫信給我,於是重續前情。我重考進台大文學院時,她考入台大理學院化學系,住女生宿舍,我卻沒去找她,還在寫信。直到有一天,她約我在入夜的校園相見,從此陷入熱戀。碧潭泛舟、傅園過夜、圖書館雙進雙出……到處是兩人的身影。有一段時間我送報,送全台大各單位的報紙,早上未明即起,騎車到火車站附近販報地以現金批來報紙,就地折好套好,再趕回台大,等到送到女生宿舍時候,她一定等候在門,雙手奉上為我沖的熱牛奶。感情好到這種程度,不但同居,並且在大二時,她乾脆轉出了化學系,轉進了歷史系(在她轉出時,有一個化工系的學生轉進化學系,就是李遠哲)與我同班了。不過,相戀得太滿也就是晴陰圓缺的開始,我的信仰和窮困,構成了我們分手的主因。信仰方面,我不信宗教,並且態度堅定,而她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我沒有蔣介石等人的本領可以為女人改變我的信仰,這下子構成她父母兄妹激烈反對我的借口,當然,更基本的原因是我太窮,並且毫無將來會變得有錢的跡象,這對開小店的她的家人說來,誠屬不快之事。她有一次告訴我:「1949年剛來台灣時,家裡一貧如洗,媽媽做了一雙布鞋,叫我沿街去賣,我看到一位高大的先生,很膽怯地上前問他可要看看這雙鞋,不料他大吼一聲,表示不耐,嚇得我哭著回來。」還有一次她的腳踏車丟了,她痛苦極了,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還給我吧,請你!》發表在香港出版的《今日世界》雜誌上,文章哀婉,淒楚感人。家境的艱苦,似乎使她的父母加深了反對異端李敖的敵愾。我和她有一對石印,她父親發現了,把有她名字的那顆印磨去名字退還給我;而她的母親則說:「你將來闊到了做總統,我們也不上你門;你將來窮得討了飯,討到我們家門口,請你多走一步!」使我對虔誠的基督徒的作風,有了極深的印象。「羅」的功課各科都好,考大學時,國文作文近九十分,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靜農後來告訴我:那屆國文作文,以那篇文章得分最高,他們原以為是李敖作的,不期竟出自「李敖的女朋友」之手。由此可見「羅」在國文上的功力。以那種功力,與我互寫情書,內容精彩,可以想像。不過這些信都燒掉了。「羅」送我一個本子,原來整本抄的是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她中學時沒錢買書,那時代也沒有複印機,所以她就手寫了整本書。她的字跡秀麗、思路敏捷、聰明過人,讀英文詩,三四遍即能背誦,我生平交女朋友不少,但是論眼神,論才氣,論聰敏,論慧黠,無人能出其右。兩人分手之夜,她把內褲送給我,縱《紅樓夢》的花襲人亦不若也。

「羅」的離去,使我遭遇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困境,那時我年輕,一天晚上吃了一瓶安眠藥,被同房的翁松燃發現,強拉我去台大醫院洗腸。在我《大學札記》《大學後期日記》,甚至《一個預備軍官的日記》裡,可以很明顯看到我怎樣勵志自勉,渡過那最大的困境。其實,渡過的根本方法不在勵志自勉,而該趕緊李代桃僵,趕緊以新的情人取代舊的,一如桃子沒了,解決之道不是勵志自勉桃子多不好吃,而是趕緊吃起李子來,有李子好吃,自然對桃子有抵抗力,不再沾戀。不幸的是,有三四年之久,我一直未能成功地達成這一轉換。在大學後期,我跟同班的有英國血統的「咪咪」有短暫的戀情。「咪咪」身高一米七○,身材一流,皮膚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來信都還給她了,我寫的信,只剩下一封副本,就是發表在《李敖情書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親是名人,家世不錯,她儀態在優雅中有股氣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執線裝本仁壽版《二十五史》,覺得古籍紅顏,正好輝映。我至今還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張她小女孩時的照片,神韻飄逸,有著混血兒的美麗。

我雖然也勾引過別的女生,但靈則靈矣,乏肉可陳,那個時代女生少,思想也不開放,我這種不去教堂、不會跳舞的死硬派,其實要找個理想的女朋友並非易事。「紅顏知己」上的苦惱,使我大學念得很不快。我畢業後,1960年2月12日,在部隊裡收到蕭啟慶的信,有這樣一段:「日前與姚老談,他認為在我們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說您不輕易寫東西,而寫出來的東西一定『很像樣』。我很贊同他的看法。」我想,姚從吾老師和我同班好友蕭啟慶的看法,正好可作為我歷史系四年的總評價,我的確是一個「在各方面」夠得上「最」字的大學生,雖然大學生這一階段,我過得相當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衝突:在內心深處,我高蹈自負,以超人自勉自許;但現實上,我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擺脫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復一年陷在衝突局面裡。總結是:在歷史系四年,其實是我一生中最不滿意的階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穩定的愛情,缺乏經濟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從心所欲的階段,比中學時期,尤有過之。我一生如果時光倒流,重過一次,我寧願少活十年,也不要重過中學生、大學生那段日子——成長的歲月其實是痛苦的,依靠別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澤,絕非「理想的我」的處境。大學時代的結束,表示自己能夠慢慢走向獨立、走向茁壯、走向真正的獨行其道。對「理想的我」說來,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開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畢業,8月2日南下台中,這天上火車時,到台北車站來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漢、馬宏祥、白紹康、華昌平、李華俊、陳又亮、陳鼓應、祝庭生、張克斌、袁祝泰、朱廣誠、黃錫昌、施啟揚、佟耀勳、闕至正、孫英善、林淑美、楊祖燕、楊世彭、袁天中、蕭啟慶、王尚義、陳良矩、王曾才、李耀祖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學風光,就此告一段落。交遊之廣,由此送行名單中可見一斑。這一現象,顯示了我雖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卻從無滿臉驕氣,我不但休休有容,並且樂於與人為善。以我對理學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為例,就見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離婚,離婚後他和弟弟都隨父親到台灣讀書,母親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離婚時,離婚證書上兄弟跟了母親,那麼兄弟兩人即可視同僑生,不必當國民黨的鬼兵了。孟大中聽了,為之心動,希望我幫他假造一張離婚證書。我說可以,可是其中法律問題得找施啟揚。於是到法學院找到施啟揚,告以原委,遂由施啟揚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當年印度離婚情況的「離書」,其中每一細節,包括幣值換算,都做得天衣無縫。造好後,由我親自刻印二枚,作為證人。一人名「彭立雲」,一名為「孔昭慶」,用印後,全紙用茶水泡過,再予曬乾,於是大功告成。為求妥善,我建議孟大中去找台大訓導長查良釗,查良釗當年也在印度,與孟大中的父親為舊識,可做人證。查良釗在西南聯大時外號「查婆婆」,樂於助人,又為人糊塗,如告之以離婚時兄弟跟了母親,他必然會跟著說模糊記得,如此在「離書」以外,可多一人證。於是一切依計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當兵,遠走高飛矣!我的足智多謀,樂於助人,由此可見。台中一中老同學劉家順,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頭銜是「台灣大學政治系保送學生」,洋洋自得。此公畢業後離台,在松山機場,飛機起飛了,還被警備總部下令飛回,把他逮捕。孟大中離台時,我到松山機場送行,我說:「這回你遠走高飛,可自由了。」他說:「想想劉家順吧!要真的飛走了才算!」

在台大時期,除了結識同學外,前輩人物結識了胡適。我跟胡適的關係與胡適的學生——我爸爸完全無關。我在北京小學就知道胡適的大名,在初中時,從陳正澄那兒借到《胡適文選》,從此才深受他的影響。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他,那時我才十七歲。1954年,陳世熙在台大辦《這一代》雜誌,拉我寫稿,我就寫了《從讀〈胡適文存〉說起》。文章寫好,他們顧忌,沒有用,就還給了我。過了兩年,陸嘯釗辦《大學》雜誌,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後近一年,有一天「羅」忽然提議說:「何不寄給《自由中國》?他們一定登!」於是我刪了一部分,她代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國》。這是我在《自由中國》上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字。刊出的時間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報》也發表過一些有關胡適的文章。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家裡,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瞭解胡適之!」他並且透露,「雷震特別寫信給我,推薦你這篇文章。」雷震那時辦《自由中國》雜誌,嚴批政府,聲動中外,能夠在那個雜誌上用真名發表文章,我深感光榮(施啟揚也寫過一篇,但不敢用真名發表)。

雷震雖然辦《自由中國》,但是這雜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我的文章發表後,張灝跑來找我說:「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見見你。」張灝在歷史系比我高兩班,我認為他才氣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門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關係不錯,但他除了翻譯外,寫不出任何東西登《自由中國》,始終是個喜K洋書的蛋頭而已。殷海光責備胡適喜歡以人情的原因揄揚別人的學問,說得很對,但他自己,卻也犯這種毛病。殷海光吸收及門弟子,當時都是張灝型的,整天只會看洋書,談方法學,但他們的知識基礎太窄,貨太少,所以充其量只會搭鋼筋,沒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陸見多識廣,文筆又好,所以能彌補不少「水泥缺貨」,他的及門弟子卻比他差得太遠、太遠。這種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裡有數的,但他的及門弟子心裡無數,所以他們在台大,頗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優異學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因為很多大學生念的書,我早在小學中學時候就念過了。在知識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後,我穿著長袍,整天搞「大學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點「安事詩書」「束書不觀」的。我不上課、不抄筆記,也不買老師的賬,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師。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獨行,自然被側目而視,只會皮相之見的人,當然只會從皮相看我這個「長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飛沖天」的真本領。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驚」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這種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條怪泥鰍,一條大泥鰍,畢業兩年後,我退伍回來,我就證明給每一個人看:你們全錯了,我是一條蛟龍!埃及在納塞爾當政的時候,人人都把他的副總統薩達特看作一個喜歡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納塞爾死後,美國特使李查遜弔喪,秘密向尼克松報告說,薩達特當權不會超過四到六個星期,結果卻證明大家對薩達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數也不在少,我總是用事實證明給每一個人看:你們全錯了,我是一條蛟龍!所謂蛟龍,是一種能發洪水的龍,中國傳統把革命性的異端看成洪水猛獸,我實在是這種洪水猛獸。限於政治環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獸的限度和下場,可是我仍舊朝前做去,這種使命感和悲劇感,對我而言,一點也不短,因為我早在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只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憊,蛟龍氣質,已經像丁尼生筆下的荷馬史詩英雄,無復五四時代的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自由中國》是1949冬天創刊的,到1960冬天停刊,前後十一年,殷海光在這十一年間,真是蛟龍得水;而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我進台大的時候,正是殷海光最紅的時候,也正是《自由中國》最紅的時候,他的蛟龍氣質,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張灝約我去看他,我自然很願意。

約會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裡,我如約前往。開門的是殷海光,他給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腳,粗糙的雙手,雜灰的頭髮,風霜的臉,兩隻對稱不佳的小眼睛,從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著你。他的頭與四肢,聯合得很生硬,他緊閉嘴唇,作顧盼自雄狀。真是作狀,因為他的造型,實在極少雄的條件,但他硬要誠於中形於外,結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內在的偉大繃裂了似的,看起來真教我難受。「他為什麼這麼做作?這麼緊張?羅素的信徒不該這樣啊!」我心裡這樣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學家,不像大學教授,他倒像是北門郵局門口賣春宮畫的,當然賣春宮畫的不會顧盼自雄。」我這樣想,的確心裡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麼也忍不住不這樣想,我真的從心裡對他抱歉。更糟的是,從他背後又鑽出一條毛茸茸的東西——一條大狼犬。這條狼犬,殷海光命名為「領袖」,是把納粹黨對希特勒的尊稱的走狗化。「領袖」究竟是「領袖」,威武無比,跟殷海光比起來,愈發顯出殷海光的猥瑣。「他真不該養這條不民主的東西。」我想。

我不知道殷海光對我第一印象是怎樣的,大概也不會好,我想我對他一定還以顏色了,因為兩人談得極不投機。我逼問他一個問題:「罵國民黨是對的,國民黨真的該罵。我要請問的是:你過去為國民黨主持過宣傳,你是國民黨員,你怎麼解釋這一點?」殷海光被我突如其來的問題弄愣了,他很不高興,顯然不願面對這個問題,他很窘,好像怪我知道得未免太多,他拖了很久才說:「我已經忘了我做過國民黨了!我對這種歷史的問題沒有興趣。」聽了他的答覆,我很難過,我覺得殷海光在這一答案上不夠誠實。我說:「我是學歷史的人,我對這種問題有興趣。」我表示: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台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無政治野心。有知識,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無政治野心,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作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當作一種目的。我認為殷海光最有這兩個條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國》的表現上最出色。但這種成功,在國民黨眼中,卻認為是他們的失敗,他們的集團裡出了叛徒,並且是有頭有臉有力量的叛徒。他們在痛心之餘,會抬出忠黨問題來使大家難看,所以我認為:「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的勇者,應該把他跟國民黨的臍帶關係交代清楚,公開交代清楚,不要閃躲這個問題。這種勇者大可公開脫黨,公開宣佈脫黨的光明正大理由,公開表示他要為公誼拋棄私誼,為國是揭發黨非。他不該在黨籍上採取不了了之的態度,曖昧的態度,隨便脫離了的態度,或是靦腆的態度。所以,我認為這是個有意義的歷史問題,應該使人有興趣的。

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談話,就在並不投機的情形下做一結束。我對他印象奇劣,雖然我喜歡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對他這個人,我卻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選他的課。所以,大二的邏輯我沒有選。此後我都和他並無來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記裡寫道:「國實無人,如胡適之老是賣老貨,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歡迎,但他們又何其狹窄。」在第二年1月6日寫道:「夜讀邏輯,決定好好學到殷海光,從馬戈言,此不難也。像『吸收』胡適一樣,他沒有多少好『吸收』的。」這些日記,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並無來往。我的邏輯,直拖到大四時才修,修的還是台灣笨蛋教授曾天從開的課。但考試那天,卻碰到殷海光監考,他在旁邊看我寫考卷,說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灑灑。」此外,我只記得一次在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請教一個方法學上的名詞。除此之外,見面時我也學他樣,故意冷峻,好像兩人不認識似的。古話說:「惡聲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該給他還以顏色。這就是我當時對他的態度。在我快畢業時候,殷海光及門弟子林毓生(在歷史系比我高一班)在鳳山預官七期的刊物上,用科學方法,分析了蔣介石的偉大,他不但馬屁拍得十分肉麻,還即時加入了國民黨。他的同班馬宏祥找到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訴殷海光。殷海光大為痛苦,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傳授的科學方法,竟被林毓生這樣運用了!

胡適和殷海光是我大學時代最佩服的兩位前輩,其他不論師友,與我固有交情,但談佩服則吾豈敢。由此可見,我這個大學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於頂了。

《李敖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