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春夢無痕 第02章 悔不當初

陳公博、周佛海悔殺當年參加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

談話到此,可說是到了圓滿結束的時候;但司徒雷登興猶未央,而傅涇波卻又提出一個深具意義,也令人深感興趣的問題。

「我們研究過汪先生和周先生倡導和平的動機之一,是為了反共;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曾經表示,希望蔣委員長改變容共抗日的政策;而據說新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期上面,有和平、反共、建國的字樣,說明了中日和平與反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大家都知道,周先生與陳公博先生都是中國共產黨的催生者;由發起共產黨到堅決反對共產黨,是什麼力量來推動了這個180度的轉變?」

「理論!」周佛海平靜而簡潔地答了這兩個字;」不過公博是就經濟方面看透了馬克思主義根本不通;我是從鹿兒島七高畢業以後,升學京都帝大,聽了河上肇博士的課,又徹底研究了他的著作,從政治方面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在當前的中國,根本不能實行。」

「周先生參加共產黨,是在七高時代?」

「是的。那是在1921年夏天;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13人;代表上海、北平、長沙、廣州、武昌、濟南這6個地區的57名黨員。」

「只有57個人?」

「是的。像廣州,公博跟譚平山叔侄一共3個人,就成立了廣州共產黨。那次廣州的代表就是公博;我跟毛澤東是長沙的代表。但是所謂南陳北李都沒有參加:因為——。」

因為」北李」李大釗主持北大圖書館。暑假正是整頓內部的時候,他身為館長,不容他請假南下;」南陳」陳獨秀則方為陳炯明聘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亦以同樣的理由,無法分身。因此,這一次」大會」的主席,就由曾經去過俄國的張國濤擔任。

「據公博後來告訴我,他之脫離共產黨,就起意於對張國濤的不滿;公博一向喜歡觀人於微,當時張國濤的處置,我倒並不以為不當,而公博看出來了,事情是這樣:最初決定,開會為了安全問題,應該逐日更換地點,但一連4天,都在法租界貝勒路,上海代表李漢俊家開會。公博便問張國濤何以與原議不符?你們知道張國濤怎麼說?」

張國濤說:李漢俊是有問題的,他的主張不是列寧的理論,而是克倫斯基的理論;他是黃色的,不是赤色的。原來俄國1917年發生的」二月革命」,是軍隊不奉政府彈壓罷工工人的命令;國會亦起而反對政府;俄皇下令解散國會,而國會置之不理,成立了臨時政府,由克倫斯基擔任主席。不過,臨時政府雖由專制改為共和,但實權操在資產階級手中,所以當時認為」二月革命」乃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後在作為俄共黨史的」簡明教程」中,更一再強調,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專政」;這與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自然水火不容。

然則這一連4天在李漢俊家開會,又有什麼關係呢?張國濤說,因為李漢俊的立場有問題,所以在他家開」大會」似乎已引其他的恐慌;」他越是恐慌,我們越要在他家開會!」張國濤這樣很得意地對陳公博說;臉上的神色,彷彿是虐待狂者獲得滿足時的反應。

陳公博卻大起反感,認為既屬」同志」,應該相見以誠,相待以義;張國濤這樣做法,不僅故意與李漢俊為難,甚至連」同志」的安全都不顧,共產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有這種同舟敵國的現象,使得陳公博內心的滿腔熱情,頓時降到零度。

再有件事,氣得陳公博幾乎要退席。有一件提案是:禁止共產黨員參加政治,連教員都不許當。也許張國濤是希望逼著共產黨員去當」無產階級」的」工農」;以為參加政治就是做官,與組織的要求不符,但何至於連從事教育都不許?豈非荒謬絕倫!

儘管陳公博全力反對,但在張國濤堅持之下,居然照案通過。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開會時,張國濤自動提出取消前一天的決議;陳公博自然要提出質問。張國濤的答覆是:俄國代表的意見。

原來那時」第三國際」有兩個代表派在中國,一個叫吳庭斯基,一個叫馬林;組織中國共產黨,即出於吳庭斯基的策動,在這次」全代會」中,儼然君臨的姿態,陳公博本就有些看不慣;現在聽張國濤恬不知恥地表明,一兩個俄國人竟可推翻」大會」通過的議案,自然氣憤難起;疾言厲色地說:「這樣子不必開什麼會,只由俄國人發命令算了!」當場衝突,不歡而散。

到得最後一天,終於出麻煩了。他們開會總是在晚上,這天人還沒有到齊,正在閒談時,李家的僕人上樓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在問他:你們經理在家不在家?一聽這話,深具秘密工作經驗的吳庭斯基和馬林,立刻主張解散。於是張國濤領頭,紛紛下樓,開了前門逃散;上海的」弄堂房子」習慣由後門出入,所以前門反變成比較安全的」太AE絓f2門」了。

陳公博本來心惡張國濤不顧」同志」危險,專跟李漢俊為難;及至急難來時,先就逃得快,那就不但心惡,而且心鄙了。此時他一方面覺得有跟李漢俊共患難的必要;一方面也想瞭解張國濤何以對李漢俊的惡感如此之深,所以留下來不走,跟李漢俊談談。

李漢俊開了一聽長城牌香煙,一人抽了一支,談不到三五句話,3個法國」三道頭」帶著4個」包打聽」上樓來了。」不准動!」有個包打聽大喝一聲。

李漢俊想盡主人之禮,坐在那裡探手去取煙罐,準備敬客,那知手剛一伸,又嚇一大跳!

「叫你不准動,就不准動!」聲音愈來愈粗暴了。不許動,不許說話,甚至不許喝茶——怕茶中預置了毒藥;不過煙罐就在陳公博面前,他取煙抽,卻未被禁;一支接一支,等搜索了一個多鐘頭,又問了李漢俊許多時候的話,恰好48支煙抽完,就輪到陳公博受訊了。

陳公博不懂法語,」包打聽」翻譯著說:「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大為詫異,便用英語問」總辦」:「你能不能說英語?」

「行!」總辦用英語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為什麼懷疑我是日本人?」

「現在我更加懷疑了。」

「為什麼?」

「你似乎不懂他說的中國話。」

「哪有這回事?」陳公博轉臉用廣東味道的」京腔」向包打聽說:「他說我不懂你的話;請你告訴他,我懂不懂。」

等包打聽為他證明以後,總辦問道:「你這次由什麼地方來?」

「我是由廣東來的。」

「來幹什麼?」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暑假到上海來看朋友。」

「看哪些朋友?」

這一問太容易回答了,陳公博手一指說:「喏,這位李先生就是。」

「你住在什麼地方?」

陳公博想說住在永安公司的大東酒樓;話到口邊,驀地裡想起,說了實話,可能會去搜查;不獨他的妻子李麗莊會受驚,而且旅館中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這一搜出來,後果如何,難以逆料。於是他改口說道:「我就住在這裡。」

「你睡哪裡?」一個曾將李家搜查遍了的包打聽說:「樓上主人兩夫妻一間房;樓下是傭人房,哪裡還有第三間房?」

他一開口陳公博就想到了:再加上那一段解釋,更讓他有從容思考的機會,所以等他說完,不慌不忙地答說:「天氣太熱,就在這客廳裡打地鋪,也很舒服。」

那包打聽對他的答覆很滿意;用法語向總辦報告以後,訊問便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是他向李漢俊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只見李漢俊連連點頭,事後告訴陳公博,那法國人教訓了他一頓,說知道他們是智識份子,大概想有某種政治企圖;但中國教育不普及,什麼都談不到,任意妄為無非引起混亂而已。今天因為沒有抓到證據,只好算了;希望他們以後不要再作這種集會。

「證據是有的。」李漢俊從抽屜裡取出來一張紙,」他們在搜抽屜,我的心已經跳到喉頭了。居然這樣重要而就在跟前的東西,會交臂而失,實在不可思議!」

陳公博不用看就知道了,是陳獨秀所草擬,自廣州寄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上面已改得一塌糊塗,不容易看得清楚,也許就因為如此,才會令人疏忽。

風浪已過,陳公博便又要求主人供煙;也喝了好些茶,方始告辭出門。那知一出弄堂,便發現有人跟蹤,陳公博快他也快;陳公博慢他也慢。這一下就不能回大東旅館了;陳公博漫無目的的走了一陣,盤算好了一條脫身之計;喊一輛」黃包車」,關照拉到八仙橋大世界。

到得大世界,車一停下,轉身之際,自然而然地看到了」釘梢」的人。這一回成竹在胸,毫不慌張,逛遊藝場,在」共和廳」聽了」女校書」,最後來到露天電影場。

大世界夏天的露天電影場,共有兩處,一處在地面;一處在屋頂,陳公博是先到地面那一處,坐在後面看了三四分鐘,趁銀幕上出現夜景,光線特暗時,離座而去,直奔屋頂露天電影場,繞了一圈,從另一邊下樓,疾步出門,跳上一輛車,很快地回到了旅館;一進門便說:「麗莊,麗莊,快把箱子打開。」

打開箱子,檢取有關的文件,燒乾淨了,將灰燼丟了在痰盂裡,陳公博方向妻子細談這晚遇險的經過。

「那天,」談到這裡,周佛海補敘他自己的經歷,」我因為吃壞了肚子,大吐大瀉;睡在貝勒路博文女中樓上的地板上,到得12點多鐘醒來,發見毛澤東在門外警惕地張望,我問他為什麼不進來?他說:他看看有沒有陌生人。接著,將這晚上發生的事,都告訴了我。當然,公博的臨危不苟,是事後聽別人說的。那天晚上,公博真倒楣,驚魂初定,又接觸到了一件命案;就在他大東旅館間壁的屋子——。」

那間屋子裡,寄宿的是一對情侶,由於婚事受阻,相約殉情;男的是洋行職員,偷了洋」大班」的一把手槍,打算先結果了女的性命,再飲彈自殺。到得後半夜,在大風雨中,陳公博聽得一聲槍響,起床開門一看,走廊上空宕宕地什麼人都沒有;夫婦倆都猜不透是怎麼回事?陳公博還以為是夢魘。

及至天明起床,才知道出了命案,女的死在床上,男的卻從從容容地走了。臨走以前,寫了一封長信,自道忽然覺得殉情是件卑怯的事,還是要在這個世界上奮鬥下去。而且還吃了一碗麵,方始離去。

這一下,陳公博又緊張了,因為巡捕房查緝命案,他是緊鄰,也許會被傳去問話;節外生枝,暴露了他的秘密身份,可能又是一場災難。因此,夫婦倆商量了一下,決定到杭州去躲兩天再說。

就在這一天,周佛海這些人到了位居上海與杭州之中的嘉興。原來周佛海聽到了毛澤東的敘說以後,覺得」大會」功虧一簣,未免可惜,認為應該另外找個安全的地方,將最後一天的大會開完。同時想到上海代表李達的妻子,也是正跟周佛海在熱戀中的楊淑慧的同學,是嘉興人,不如托她安排。

李達住在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替陳獨秀看家;找到了一商量,決定連夜通知」同志」第二天到嘉興開會。李達的妻子打前站,雇好了鴛鴦湖中一條大畫舫;船到湖心,天公不知作美,還是痛哭,竟是滂沱大雨,雨聲真如李義山詩中所形容的」錦瑟驚弦破夢頻」,所以儘管船中開會,大聲爭執,隔著白茫茫一片煙雨的鄰近船上,竟一無所聞。

這天會中,通過了」黨綱」和」黨的組織」;接著是選舉,陳獨秀自然膺選為」委員長」;周佛海由於力疾從公的功勞,被選為」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下面」組織」、」宣傳」兩部,由張國濤、李達分別擔任。

會後到上海,周佛海一面搞共產黨;一面談戀愛,在南成都路輔德裡租了一間屋子住,也是他跟楊淑慧秘密談情之處。至於」工作」,就不一定了,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屋頂花園」都是;因為他常需要跟馬林接觸,而會面的地點,總是在這些地方。

跟馬林見面頂重要的一件事是,領取第三國際所發的經費,所以有些人加入共產黨,只是為了領取津貼,為生活而」革命」而已。周佛海就多少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暑假將近結束,陳獨秀由於周佛海的函電交催,在廣州辭了職回到上海,接掌由」委員長」改稱」總書記」的大權。但他與馬林的意見甚深,主要的是馬林以為你們拿了第三國際的錢,就該聽第三國際使喚,而陳獨秀認為」朋友幫忙」是一回事,」獨立自主」又是一件事。他說馬林的話說錯了,要他認錯,才肯見面;馬林不肯,以致形如參商,有什麼事接頭,要由」同志」轉達。

這時莫斯科又派了一個山東人楊明齋到上海,預備創辦」中俄通訊社」,住在陳獨秀家;陳太太喜歡打牌,楊明齋亦好此道,所以有」同志」去看陳獨秀,常被她拉成麻將搭子,有時」三缺一」亦能成局。周佛海就常打這種3人麻將。

有天下午正打得起勁,留滬未走的漢口」代表」包惠僧去了,他向周佛海說:「我剛剛從輔德路上遇見密斯楊,她到你那裡去了。」

聽這一說,周佛海便將牌讓給包惠僧打,匆匆趕回秘密住處去會楊淑慧。走了半個小時,法捕房大批警探包圍漁陽裡,陳獨秀夫婦、楊明齋、包惠僧,還有去訪陳獨秀的邵力子,都被捕了。

陳獨秀有過在北方政府被捕的經驗,所以態度很沉著,不承認他就是陳獨秀;巡捕房也相信了,因為在想像中,作為一個」政黨領袖」必定氣概軒昂;而陳獨秀其貌不揚,還帶些土氣,」望之不似人君」,所以沒有進一步查證。

不過,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陳獨秀,」元兇在逃」,當然要繼續緝捕,所以命令守在陳家的包打聽,不論什麼人上門,一律收禁。在這段期間,僥倖漏網的周佛海,陪著楊淑慧到法國公園去散步,經過漁陽裡,楊淑慧要去看陳太太,周佛海不贊成,因而又僥倖逃過一關。但接踵之間,有個人自投羅網,遭了無妄之災。

這個人叫褚輔成,字慧僧,杭州人,在浙江政局中是重要人物;去訪陳獨秀時,為包打聽逮捕,送到巡捕房,主辦的翻譯,恰好也是杭州人,急忙離座相迎,問他:「慧老,你怎麼也在那裡?」

「我是去看陳獨秀。」

「慧老,你認不認識他?」

「當然認識。」褚輔成沒好平地答說:「不認識,我去看他幹什麼?」

「好,好!我帶你去看他。」

帶到別室,陳獨秀一看褚輔成的臉色,急忙打手勢想通款曲,褚輔成已經大聲在問了。

「仲甫,這是怎麼回事?」

這一下,身份拆穿;守在陳家的包打聽,奉到不再逮捕任何人的命令。恰好此時,周佛海又來了——他是順道去看馬林;為馬林帶來一封致陳獨秀的」哀的美敦書」,上面寫的是:「如果你是真正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由於措詞嚴重,所以周佛海連楊淑慧都顧不得陪,急急趕來下書。

到得漁陽裡一看,陳家的後門關著,周佛海不由得奇怪;上海的」弄堂房子」,進後門就是廚房,時值黃昏,作炊之時,天氣又那樣熱,所以除非全家出外,後門是沒有一家不敞開的。陳家訪客甚多,在白晝,後門從無關閉之時,唯獨此刻例外,是何緣故?

一面這樣想,一面已動手去敲門;門開處出現一個彪形大漢,用山東話問道:「你找誰?」

「我找陳先生。」

「不在家!」砰然一聲,後門又關上了。

周佛海越發奇怪;一路走到家,都想不出是怎麼回事?不久,有個叫陳望道的」同志」,神色倉皇地來告警;周佛海才知道陳獨秀等人被捕,暗叫一聲」好險!」匆匆焚燬了重要文件,找個小旅館住下:一面自己避禍,一面還要設法營救陳獨秀。

就在這時候,馬林來找周佛海,說要召開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對抗」華盛頓會議」——美國總統哈定所發起,受邀參加的共有中、英、法、意、日、荷、葡、比8國;會議的主旨在解決存在於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的,足以造成糾紛的各種問題。而第三國際認為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會議,所以在伊爾庫茨克召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希望中國能夠派出工人、農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60人至70人,到俄國去出席。

這是個極大的難題,周佛海只有親自去奔走,坐了長江輪船到湖南、湖北繞了一個大圈子,拉了二十幾個不滿現狀,性情偏激的青年到上海交差;接著便回到了鹿兒島」七高」。

七高畢業,升入京都帝大,周佛海的原意是日本馬克思列寧主義權威河上肇在帝大執教,想從他進一步精研馬克思的學說。結果,周佛海從河上肇那裡得到的,是堅強的反共產的意志。

「在產業不發達的中國,在勞資階級的對立沒有尖銳化和深刻化的中國,在無產階級沒有發達成熟的中國,在內受封建軍閥統制,外受帝國主義者侵略的中國,絕對不能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周佛海不自覺地激昂了;話一句比一句重。

「那麼,」傅涇波問道:「照周先生的看法,產業發達以後的中國,就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社會革命囉!」

「是又不然!」周佛海微笑著,恢復了平靜,從容的神態,」這方面公博比我研究得透徹,我把他的看法介紹給你。」

原來陳公博從上海開會回去以後,對共產主義雖未失望;而對共產黨人卻深為厭惡,最後陳獨秀做了一件很莫名片妙的事,惹得陳公博致書絕交,同時聲明:「自今以後,獨立行動;絕不受黨的束縛。」

事情之起是,陳獨秀以書生搞」黨」、搞政治,不免有投機主義的色彩;當民國11年春天,中山先生由桂林回師,轉道廣東北伐時,陳炯明下野退居惠州;而陳獨秀卻又翩然而至了。

陳獨秀來廣州的目的是,要轉道惠州去看陳炯明。陳公博以為他故人情重,當陳炯明失意時,不遠千里去慰問,是件極可稱道的事;所以他雖不大欣賞陳炯明的作風,卻並不反對陳獨秀此行。

那知陳獨秀提出要求,希望陳公博能陪他走一趟;陳公博一口拒絕,他說:「你已經有陳炯明的秘書黃居素作伴,何必又拉上我?我從沒有見過陳炯明;黃居素幾次要給我介紹,我抱定宗旨,教書、辦報,不見大人先生,你又何必強人所難?」

陳獨秀答說:「我跟黃居素不太熟,旅途不免寂寞;有你在一起,有說有笑,才有旅行之樂可言。」

陳公博覺得他的話也有道理,便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相陪同行;他又拉了一個朋友,也是陳獨秀相熟的陳秋霖作伴。一行4人循廣九鐵路往石龍,換輪船到惠州,黃居素陪著陳獨秀去看陳炯明;陳公博與陳秋霖買了四五斤正上市的」增城掛綠」、帶了兩啤酒去逛」小西湖」,劇談縱飲,在小艇上睡了一覺;黃昏歸去,陳獨秀和黃居素也回來了,即晚下船,踏上歸程。

「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陳獨秀在船上對陳公博說:「屋子裡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好幾架軍用電話,我看,廣東恐不免有事。」

陳公博報以沉默,陳獨秀也就不再說下去了。到得他回上海的前一天,特為約請陳公博密談;談的仍是陳炯明。

「廣東不久恐怕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陳獨秀說:「論道理應當聯孫;論力量應當聯陳,你有什麼意見?」

陳公博看他這趟來,行蹤詭秘,所以聽他這一問,不免存著戒心,不知他是真的在徵詢,還是在試探?

考慮了一下,陳公博決定表示內心的看法,」我們暫時不談道理和力量,」他說:「中山先生到底是中國第一人;陳炯明再了不起,也不過廣東第一人。何去何從,仲甫先生,你自然知道抉擇。」

陳獨秀默然;好一會才說了句:「我們再看罷!」

等他回上海不久,他的話不幸而言中了——6月16陳炯明終於叛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並通電要求孫中山先生下野。中山先生夤夜脫險,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司令溫樹德陪著中山先生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商決應變之策;第二天親率7條軍艦,回泊白鵝潭,炮擊陳軍。當雙方炮火正烈之際,陳獨秀派了一個本名張春木、改名張太雷的留俄」同志」到廣州,專門為陳公博送來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陳獨秀的親筆,說是希望陳公博馬上離開廣東到上海;因為上海盛傳,陳公博有助陳炯明叛亂的嫌疑。

這一看,陳公博暴跳如雷,問張太雷說:「是根據什麼證據,說我幫助陳炯明?」

「上海許多國民黨員都這樣說;而且香港的報紙也登載過。」

「許多國民黨員是什麼人呢?倒指出來給我聽聽。至於香港報紙,我知道是《晨報》;那段消息,我也見過,附陳的頭一名是古應芬,其實古應芬跟陳炯明的關係雖密切,也做過他的政務廳長,但古是為廣東全局,更是為了擁護孫先生;孫先生北伐,陳炯明不肯接濟軍餉器械,古力勸不從,這是他辭職到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炮轟觀音山之後,他南下香港,後來又到江門組織大本營討陳。你想,第一名古應芬就不是附陳叛變的人,何況排到第六,還不如第七名的我呢。」

「這些情形,外界是不會瞭解的——。」

「可是,」內心越來越激動的陳公博,搶著說道:「陳仲甫應該知道:我沒有做過陳炯明的官,沒有拿過陳炯明的錢,而且也沒有見過陳炯明;上次陳仲甫來,要我陪他到惠州,我就以不見陳炯明為條件;惠州回來,如果不是我的勸告,他也許已經跟陳炯明站在一起了。你倒問他,他想聯陳不聯孫,問到我時,我是怎麼說的。」

「這些情形請你立刻離開廣州,到了上海,當面解釋,都清楚了。」

「我不需要解釋。廣州我是要離開的,但不是立刻,我已經決定到美國去讀書,護照要簽證——。」

「公博,」張大雷急急打斷他的話說:「要留學何不去莫斯科;到美國幹什麼?」

陳公博不答他的話,只說:「我附陳不附陳?陳仲甫知道;剛去了上海的譚平山也知道,何以他們兩個人知而不言,讓許多不瞭解我的人誤會我!要朋友幹什麼?不就是在這種時候發生作用嗎?他們兩個人不但夠不上朋友,連做人都有問題。」

「公博,你不要激動,朋友之間,難免有誤會。至於留學,我知道你對經濟方面興趣濃厚,學經濟就不能不深研馬克思理論,我勸你到俄國留學;我來替你安排。」

「多謝你的好意。」陳公博一口拒絕,」我只想托你一件事,替我帶封信給陳仲甫。」

陳公博的那封信,長達一千餘言,八行信箋寫了二十多張;質問陳獨秀記不記得問過他是聯孫還是聯陳;記不記得他的答覆。後面附帶大罵譚平山說:「我們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連我的性格和主張都不清楚,我在廣東的行動都是公開的,你應該完全瞭解;對於上海那種無稽之談,何以默無一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你這種賣友的行徑,做個普通朋友都不配,遑論共同奮鬥?我現在聲明:從此脫離共產黨了!」

他不但信如此表示,而且正式通知廣州的共產黨黨部,聲明即日期不再負責。廣州的共產黨,大為震動,連夜召集會議;陳公博出席報告了經過。有些人很激動,主張廣州共產黨全體獨立;陳公博因為深深感到一個有學問道德的人,像陳獨秀那樣,加入了共產黨,就會變得不顧信義,不講廉恥,所以下定決心,不但脫離共產黨,而且不跟共產黨人交往;他們獨立不獨立,與己無干,所以根本不讚一詞。散會以後,只專心一志去辦出國的手續。

陳公博是在民國12年春天,由日本到紐約的,隨即進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院。他本來是專攻哲學的;進修卻改了研究經濟,而研究經濟的目的,實在是研究政治。因為陳公博在研究倫理學及各國政治史以後,有了一個確信不疑的結論:除了責任沒有道德;除了經濟沒有政治。

研究經濟當然要研究馬克思主義。陳公博在道經芝加哥時,定購了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與恩格斯合著的書在內。經過3年的鑽研,馬克思的主張,在講責任、講道德的陳公博心目中,幾乎沒有分文價值了。

首先他發現,馬克思所說中產階級消滅的理論,是絕對欠正確的。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革命有幾個階段,最初是資本主義消滅了封建;然後是資本主義消滅了中產階級;這時社會上就只剩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壁壘,最後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但美國的實際情形,及統計數字告訴他,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出世後,中產階級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增加到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大致亦是如此。原來馬克思沒有想到,科學技術,會飛躍進展;技術工人的工資,超過若干自由職業者的收入,這班工人自然逐漸變成中產階級。馬克思所引為革命群眾基礎的產業工人,有誰願意由中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

第二個發現的是唯物辯證法的不合邏輯。陳公博是哲學系出身,很容易地將唯物論辯證法的」娘家」找了出來;大家都知道馬克思的辯證法,源於他的老師黑格爾的學說,其實這個辯證法是由希臘形而上學的學者芝諾所發明。

黑格爾的辯證,一切進步都由於矛盾;由矛盾才會產生真理。因此辯證法有正、反、合三個面;正、反的矛盾,產生真理便是合;但馬上又有一個反面出現,形成矛盾而產生另一個合。這樣相反相生,永無休止;所以共產黨不斷製造矛盾,不斷展開要鬥爭。但馬克思推斷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再有無產階級的反面;矛盾沒有了,鬥爭也停止了!這不是不合」正、反、合」相反相生,永無休止的邏輯?陳公博認為,共產宣言不過是對工人的煽動宣傳,決不是真理,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不科學的。

第三個發現的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只是平面的、浮淺的觀察。他認為一個工廠的盈餘,都是廠主剝削工人而來的。在一個小小的純以勞力為主的工廠,這個理論還有點相似;但施之於大企業,則馬克思的理論,完全失去了根據。譬如煙酒專賣,剩餘價值很多;能說所有的盈餘,都是由工人日常工作而來的嗎?當然不是!諸如國家賦予的獨佔權、技術、增加生產、減低成本的企業管理方法、廣告等等,都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因素。豈能一筆抹煞?

不過陳公博亦有困惑,這些道理是極淺近的:何以馬克思會看不透,發出如此論調?及至深入研究,方始恍然;馬克思流亡在英國寫《資本論》時,正當產業革命初期,確有這些剩餘價值的現象,以致他據為定論。《資本論》就算有價值,也是一時的;純經濟的學識,不管是亞當斯密的《原富》,或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不會四海皆准,古今不變。陳公博認為適合中國國情的富強之道,只有民生主義。

「我與公博同感;不研究共產主義,不知民生主義之可愛。」周佛海說:「我在京都研究了河上肇博士的著作以後,對共產黨的一切,就漸漸疏遠了。在黃埔軍校成立後,我應戴季陶先生電邀,回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當時第三國際的代表是鮑羅廷,我跟他大辯論過幾次;我告訴他——。」

周佛海告訴鮑羅廷說:共產黨的任務是社會革命;國民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所需要的是後者,不是前者。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在當前並不需要農民對地主,與無產階級對資本階級的鬥爭。那樣會將力量抵消,適足以予敵以可乘之機,使得外患內憂,更加嚴重。共產黨如果真想跟國民黨合作,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全力來參加國民革命。

鮑羅廷自然不會同意這一看法。在經過幾次激辯後,周佛海發覺第三國際仍是以蘇俄為本位;完全沒有顧到中國人的願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產黨的通知。

周恩來得知這個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門,將周佛海從夢中喚醒,苦苦相勸。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無動於衷,周恩來只得悵然而去。

「我自問對國民黨是有貢獻的,不過我也必須坦白地說,這一份貢獻並不能抵消我在組織中國共產黨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說:「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動了許多純潔青年,把他們送到西伯利亞去開會;其中有三十多人,後來到了莫斯科,進東方大學中國班,經過瞿秋白的翻譯,學習馬克思理論;雖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數在以後成了中共最堅強、最有力的幹部,像在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過化了一個月不到的工夫,在長沙、武昌、安慶、蕪湖、南京跑了一圈;會留下這麼深的禍根。我很慚愧地公開這一段經過,是表示我的懺悔,我對不住國家,尤其對不住我的家鄉湖南。老實說,今天我追隨汪先生從事和平運動,主要的一個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慶,為我解釋我的心境。」

對於周佛海的悲苦激昂的神情,司徒雷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當即接受了他的要求;同時定下了下一次晤面的日期:2月24日。

汪精衛的話很漂亮,只要有利於全面和平,他怎麼樣都可以。周佛海向司徒雷登重申了12天以前的承諾以後,也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和立場。

「請你在竭見蔣先生的時候說:南京的中央政府,勢必組織,但決不為東京與重慶之間講和的障礙,同時請你勸蔣先生,不要因為日本遭遇困難而輕敵;也不要根據個人恩怨來決定大計。」

「好!」司徒雷登也很鄭重地回答:「我一定把你的話帶到。」

「請問周先生,」傅徑波問道:「新的中央政府大概在什麼時候成立?」

「下個月。」

「這麼快?」傅涇波訝異地問。

「是的。籌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周佛海的兩句回答,語氣簡單有力,聽上去充滿了信心;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組府」的工作,問題重重,其中日本怕刺激國民政府,關閉了和談之門,不願過於明顯地表示支持,是最基本的癥結。影佐禎昭在國內所受的壓力甚重;他倒是講」道義」的,始終支持汪精衛與周佛海,無奈以他的地位,發言的力量有限,因此,周佛海必須另外尋日本方面的關係,但效用有限。

另一方面,中日直接談判停戰的消息,在上海及香港方面,甚囂塵上;以致有好些人,原定參加」新中央」的,亦不免遲疑觀望。汪系人物中,比較冷靜的,看出形勢不妙,向周佛海作了警告。

「現在的情形是,前台已經在打通了,不知道多少人在等著看這台戲;可是後台的角色還沒有齊,有的來過又走了;有的雖然來了,在那裡抽煙、喝茶閒聊天,不肯扮戲,如果角兒再不出場,觀眾一走散,這台戲根本就唱不成;那時怎麼下台?」

周佛海也明白這個道理,聽了這番警告,越覺得事不可緩。決定走一步,算一步,盡快將開鑼戲先推了出去;在」幹部會議」中提出建議:2月20日開」中央政治會議」;3月26日」還都」。

於是,在2月18那天,周佛海繼汪精衛之後,坐了飄著」太陽」標幟的軍用機,飛到南京;在明故宮機場降落時,

「還都籌備委員會」的」總幹事」羅君強,親自來接;上車進城,直趨首都飯店。那時的南京,正是滿目瘡痍;而周佛海還是劫後初見,因為自從搞和平運動以來,他一直住在紙醉金迷的上海,從沒有機會來看一看日本軍隊干的這些好事!

當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在汽車中,一直沒有開口;到得一處叫西流灣的地方,他突然喊道:「停一停!」

羅君強懂得他的意思,隨即問道:「是要回老屋看一看?」

所謂」老屋」,其實還不到十年;是周佛海在」一二八」以後起造的。房子不大,卻有一個地下室;當時高級住宅有地下室的,真是絕無僅有,因此當」八一三事變」一起,日本飛機轟炸南京,便有周佛海的許多朋友,到周家來避難,有的是搬了進來住;有的是晨至夕歸;至於臨時來逃警報的,更是不知其數。

平時每天必到的,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高宗武;武的有:朱紹良、李名揚。武的不談政治、文的則對抗戰前途,多抱悲觀,主張到了相當時機,結束中日事變。當舉國都在要求」抗戰到底」,群情憤激之中,獨有這一批人,在地下室裡,壓低聲音談如何」和平」,因此,胡適之戲稱周家是」低調俱樂部」。

如今劫後重歸,周佛海回想當年,主張和平亦不過等於處士橫議,在蔣委員長堅強的領導之下,這根本就是渺茫無據的事。而現在居然實現了;雖然只是」局部和平」,但世事的變幻莫測,也就足以令身歷其境的人,低徊感慨於無窮了。

「桃花如故,流水依然!」羅君強用安慰的語氣說道:「只不過一片竹林沒有了;我計劃替你補植。」

「就算景色仍如當年,但要跟那批老朋友重新在這裡飲酒劇談,就不知道哪年哪月了!」

3月19日,周佛海陪著汪精衛去謁了中山陵;回到首都飯店,發現犬養健在等他,臉色凝重,一望而知有極要緊的話要談。

於是,周佛海另外要了一個房間,將犬養健邀來,閉門叩詢來意。

「今井、臼井兩君,到香港去過了;跟重慶方面的代表,有過好幾次接觸,據說談得很好,大約在23、或者24,一定有停戰的消息。因此,」犬養健很吃力地說:「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面,希望組織政府的工作,能夠延期。」

一聽這話,周佛海如當頭被迫了一盆冷水,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樣一件大事,你們在進行之前,進行之中,居然一點風聲都不露!這真不能不令人懷疑日本的誠意。」周佛海又問:

「今井、臼井到香港這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的。」

周佛海越發不悅:「我們是朝夕見面的人,你居然從來沒有提過!」說罷,微微搖頭,顯示了他的強烈不滿。

「我以為你早就知道了的。」犬養健這樣辯解,」你在日本跟臼井見過面;而且你不是也派了人在香港活動?應該有情報送回來給你。」

「我跟臼井見面談過對重慶的和平問題,但僅止於談而已;並不知道你們已經採取行動,至於我派人到香港,主要的是想托錢新之、杜月笙向重慶轉達我們只為和平,不謀權勢的誠意。並不是去做情報,更不是去做日本人的情報。」

「這,」犬養健赧然說道:「倒是我們這方面誤會了。」

徒然指責,一無用處,周佛海自我抑制地將情緒平復下來,方又問道:「派遣軍總司令部方面,希望延期到什麼時候?」

「延至4月15。」

今井他們在香港所接觸的重慶代表是誰?」

「一位舒先生。」犬養健說:「我帶得有他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應臼井之請,派人在門縫中所偷攝,人影模糊不清,只能辨出他的身材又矮又胖。

「那位舒先生是——。」

聽犬養健將」舒先生」的來龍去脈說清楚以後,周佛海明白了,」你所說的那位舒先生,我也認識,不過不熟;那人是富家子弟,風度翩翩,決不是照其中人。」他略停一下又說:「就算真的是他,也算不了什麼,那舒先生是極不重要的一個人。」

「可是,他能跟頂頂重要的一個人,直接講得上話呀!」

「哪有這回事!」周佛海不由得失笑,」講得上話,也不過談談家常。你們把中國的事情,也看得太簡單了。」

犬養健是爽然若失的神情,楞了好一會,方又問道:「周先生,關於4月15日的限期,你看如何?」

「如果今井跟臼井,在香港所接頭的人,確實是經過蔣委員長同意而派出來,並且可以負責的,則和平有期,不要說4月15,根本不組織都可以。但對方既是毫無份量的人,所作的承諾,大可懷疑,因此而延期組府,則和平既不可期,組府又歸於失敗,兩頭落空,大大失策。」

「是的!」犬養健深以為然,立即作了個提議:「約影佐來談談?」

周佛海亦正想到此人,因為日、汪之間正式的橋樑是影佐禎昭,談這件事當然要聽取他的意見,或者說要爭取他的支持。於是周佛海一通電話,影佐立即趕到。

影佐也是深知」雙井」的活動,所以長話短說,立即談到了延期的問題。

「明天開中央政治會議,26日成立新政府;延期到4月15,只不過20天的工夫。」犬養健說:「如果反對4月15之說,似乎要有堅強的理由,才能獲得派遣軍方面的諒解。」

「政治是變幻無常的;最需要當機立斷,片刻都拖延不得,何況20天?」周佛海說:「如果能拖延20天,我為什麼不讓軍方滿意,而要故意反對?無奈實際的情勢是,大家都已經知道,3月份之內,必定還都;到時不能實現,必致崩潰,因為現在由於直接談和的傳說很熱鬧,預備參加新政府的人,很多在觀望之中,經不起風吹草動的。」

「周先生的意思是最遲延到3月31日?」

「可以這麼說。」

「大佐的意思呢?」犬養健轉臉問說。

「我同意這個限期。」

「如果,23、24有停戰的消息呢?」犬養健問:「是照常組府,還是再往後延?」

「決不可能有什麼停戰的消息。」周佛海笑道:「今井和臼井,讓戴雨農在香港的特別代表玩弄於股掌之上,莫非至今不悟?」

「如果說,二十三四有停戰消息,另當別論。」周佛海又說:「倘使沒有,頂多再等一兩天;在3月底以前,有足夠的時間,來證明今井、臼井的工作,已經失敗。根本就不需要延到4月15。」

這番話相當透徹,犬養與影佐再無話說;但為了鄭重起見,3個人又一起去見汪精衛,徵得同意,方由犬養去答覆派遣軍總司令部。

第二天開」中央政治會議」,會期3天,第一天決定還都日期,公議定在3月30日,是黃花崗72烈士氣義的第二天,表示」新政府」仍舊是由國民革命而產生;是一種很巧妙的」號召」手法。第二天通過政綱、及政府組織,交通分為交通、鐵道;實業分為工商、農礦,平空添出兩名」部長」,以便」擺平」各黨各派。

第三天通過各部會人選。散會後」新貴」彈冠相慶;熱中者奔走鑽營,夫子廟紙醉金迷、熱鬧非凡。但周佛海這一天通宵睡夢不寧;因為下一天就是3月23,照犬養說,如果真的有此震驚天下的大消息,在南京要唱的這齣戲,就不知如何收場了。

「怎麼樣,」周佛海在電話中問犬養健,」有消息沒有?」

「跟臼井還沒有聯絡上。」犬養答說:「跟東京方面約定了,晚上9點鐘再聯絡。」

9點未到,犬養有電話來了,說跟臼井已取得聯絡;消息雖還沒有,臼井並未絕望。因為」舒先生」那方面的答覆,要經過一條迂迴的途徑;在傳遞上,很費時間。

「那麼,到底在什麼時候灰塵可以落地呢?」

「總得到後天。」

「後天是25。好吧,」周佛海說:「我等到後天午夜12點。」

在以後兩天中,犬養及影佐,不斷與派遣軍總司令部及東京方面聯絡,找到臼井,說尚無消息;不過要跟今井見了面,方知究竟。於是他們移轉目標,去找今井;影佐的梅機關在東京有個代表,名叫塚本,奉命四處搜索,直到3月25的深夜,方在一家料亭中找到今井,酒已經喝得舌頭都大了。

「大佐,」塚本因為影佐催問甚急,明知今井已經半醉,亦仍舊要問一問:「關於桐工作——。」

「馬屁!」今井暴聲喝斷:「什麼桐工作!你沒有看見我用酒在澆我胸中的塊壘嗎?」

「桐工作」本來是」和平」工作的試探;希望落一葉而知天下秋,但是,這一片桐葉終於未曾落下來。

《粉墨春秋汪精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