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賢人有素業

話說昔年外號人稱「射鵰手」、「落雕都督」的斛律光,雖然曾經為北魏高歡、高澄父子所信用拔擢,卻在晚年遭到高澄之侄高緯—也就是北齊後主—的疑忌,派力士劉桃枝將他襲殺於涼風堂。

斛律光尚未遇害之前,家室烜赫,當代無可與比肩者。他的弟弟斛律羨,以及斛律羨的兩個兒子斛律世達、斛律世遷,這父子三人在斛律家族被誅滅之前,一直掌握著一個秘密的組織,長達一二十年;由於後世對此所知不多,也只能猜測。斛律家族最後存活的七年之間—也就是斛律羨擔任幽、安、平、南、北營、東燕等六州軍事都督的期間,曾經相當頻繁地資助並聲援了這個秘密組織的工作。

這個組織沒有其他名稱,就叫做「義」,而且就連這個「義」字,也不是組織中人用以自呼或互稱的。

李白出生之前的一百六十年,高歡奉孝靜帝於鄴城之後,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二局,江山殘破,收拾艱難。尤其是北方各個據地自雄的軍閥連年征戰之餘,遍地皆是無人收葬的腐屍枯骨,綿延數十百里,行者怵目驚心。

當是時,有一個頗富貲財、名叫王興國的佛教俗家信徒,基於不忍之心,率同了十個鄉人,將戰場上殘留的輜重大車修繕如初,沿著涿水兩岸逐一撿取無名的枯骨,聚埋成大塚。也由於不能確認死者的身份裡籍,便一律視同本鄉父老子弟,稱之為「鄉葬」。

此一義舉源自於十一義人,純粹本乎釋氏慈悲的襟懷,實在沒有其他的動機。善行卻招致了意外的發展。許多失去家人的百姓寧可相信自家失散的亡者都已經入於大塚,得到安息,於是聞風而來,到鄉葬墓所前祭拜。

於死者,王興國已然動容戚心;於生者,更不能拂衣袖手。一見來者都赤貧無可聊賴,王興國便又發起諸鄰里親友,為這些跋涉而來的陌生人埋鍋造飯,供應漿水,且不索酬值;只說這飲食是基於佛道之義,故為之「義食」。「義」這個字,恰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才開始具有眾人集資、地方公益以及慈善事業的語意。

十方來者泰半受到鄉葬、義食的感召,盤桓不忍遽去,但是佇留當地,卻仍然缺乏衣食之資,反而不免忍饑受凍以至於憔悴病苦。同時,在附近瀛州、冀州、幽州等戰事仍然膠著之地,尚不斷地湧來大批難民,他們都是聽見道途傳言,以為鄉葬之地可以托身寄命,想要來此度過此一時的災劫。

流離之勢既不可擋,王興國則處於善門難開、善門難閉的窘境,就算是金山銀山的累積也未必能夠支應。除了想盡辦法貢獻一己的家產,還須四處拜謁所結識往來的富人,廣為化募。這時,有人給出了主意,謂:「欲開佈施之門,須邀豪貴之家;欲邀豪貴之家,須博高尚之名。」這話的用意雖然不見得純厚,但是點出了一個事實:豪貴之家維繫於高尚之名,而高尚之名還倚賴能傳揚周知的佈施。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經由當地—范陽郡—首屈一指的高門大戶盧文翼所紹薦,請來當世知名的高僧曇遵,親自到鄉葬義食之地弘法。這時,大塚旁已經粗建起寬達數十架、深可十多間的「義堂」,日夜前來就食的人何啻千百之數?曇遵一眼看見,不覺為之感動而泣下;這一泣,猶如佛泣,也感動了所有的人,以及日後將要聞知這一盛況的人。

曇遵師承於地論派、四分律宗的宗師慧光,慧光授《十地經論》之根據地即在鄴都,傳人極夥,影響至巨;日後的華嚴宗和律宗也從此一譜系而展開。從佛教史上看,曇遵在宗法教說上或恐不及其師之化移廣遠,但是在對「義」這個慈善組織的長久聲援和支持,則為他奠定了不容磨滅的地位。他當下裁示隨行的五十多名弟子,將鄉葬、義食、義堂的佈施廣為宣揚,到處勸化。此外—可以說全然出乎盧文翼等人之所預期;曇遵竟然在范陽郡駐跡五年,並派遣兩個堪稱富室的俗家弟子馮昆、路和仁,拓殖經營,開設「義坊」,供應「義診」。

也就在這一段期間,曇遵和他的弟子便於宣講佛法之際,時時將「義」與「福」牽連成一體,所運用的,是一部《像法決疑經》。

有說佛滅五百年為正法時期,此後一千年為像法時期,再後一萬年為末法時期。紛紜其觀,說亦不同,有改五百為一千者,亦有改一千為五百者。總之,佛滅渡之後,法儀未改,有教有行,有證得果位者,稱為「正法」。像者,似也,法儀不行,隨而無證果,但仍有教有行,唯與佛法行相似,稱為像法。至於「末」者,微也,但有教而無行,更無證果,稱為「末法」。《像法決疑經》就是在佛滅之後千年應運而生的一部佛經。

在《像法決疑經》裡,不斷敘述常施菩薩向釋迦牟尼佛請示:在「像法時期」,何種福德為首要?佛祖所再三開示者,乃以佈施貧窮孤老為要務:

善男子,若復有人,多饒財物,獨行佈施,從生至老;不如復有眾多人眾,不同貧富貴賤,若道若俗,共相勸他,各出少財,聚集一處,隨宜佈施貧窮孤老惡疾重病困厄之人,其福甚大。假使佈施,唸唸之中施功常生無有窮盡,獨行佈施其福甚少。

這就是把「佈施」和「聚集」綰合為一的論見。甚至隱隱然有「獨行不善」的諷喻之意。

不但如此,濟苦救貧也終將顯現「福田」所涵括之事究竟幾何。除了施衣布食、興造墳塚,人之孤貧堪濟之務多矣,大難來時,「道長食盡,苦口焦唇」,至少要能供應旅人解一時涸渴;那麼,鑿井以奉茶水也是福田之一端。天南地北,相望不能及;那麼,修建橋樑以利往來也是福田之一端。酷暑逼人,每有一經曝曬便瘐斃於荒野者;那麼,種樹成蔭自然也堪為福田之一端了。

由曇遵親自率領躬行的善行,對於俗家廣眾而言,大約便可以名之為「營構義福」的事業。

馮昆於此後十三年一直留守范陽,日夜勤劬奉獻,撫輯流亡,發展人丁家戶,直到北齊篡東魏之政以後,病故於武成帝天保八年。曇遵和路和仁則在一度應武成帝徵召入京奉職一年多之後,堅辭官事,回到范陽。他們持續著從鄉葬而發展出來的「營構義福」,可以說在「佛法之義」—也就是「道義」—的基礎上,為孤苦寒弱的百姓重新建立了一個人倫環境,所謂「設供集僧,情同親裡,於是乎人倫哀酸,禽鳥悲咽。有茲善信,仁沾枯朽,義等妻孥,恩同父母」,形成空前廣大的感動。

不料,這卻為整個以鄉葬義食為核心的慈善事業帶來詭譎的變量。

一如前述,從東魏嬗及北齊之間,斛律光家族曾因累世軍功而貴顯無倫;再加上與皇室聯姻的緣故,聲勢幾可與皇室並駕,這是很難免於疑忌的一種處境。當斛律羨和他的兩個兒子也基於佛教信仰而大量捐獻,以「營構義福」之事一旦為皇室得知,便引起了廣泛的遐想和陰苛的猜測—斛律家族如此耗資散財,廣結黎庶,他們究竟想在范陽作什麼?

斛律光的女兒是北齊後帝高緯的皇后,兒子則娶了當時的公主,世傳彼時北周大將韋孝寬謾造謠歌,稱:「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即暗喻一「斛」字,「明月」則是斛律光的號,這十個字的歌訣意旨相當鮮明,就是說斛律光已經和長安的北周政權暗通款曲,即將謀取天下。

然而徒謠曲不足以為據,真正令高緯痛下殺手的傳聞是:斛律光和他的兩個兒子已經在范陽整頓民夫,編裝部曲,號稱「義福」,欲合六州軍民,一舉而下鄴城。高緯於是將斛律光招入涼風堂中,拉殺了時年五十八歲的落雕都督,詔稱斛律一家謀反,盡滅其族。

「義福」之作為一個叛亂部隊,原本是子虛烏有之事。曇遵名望崇隆,高緯亦不敢擅加誣罔。但是為了昭顯在范陽的所作所為,俱屬大慈無私,曇遵再度去至鄴下,請謁至尊,隨即奉詔而出,不多久,曇遵便生了病,「坐誦《維摩》、《勝鬘》,捲了命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

經此霹靂當頭的一擊,與曇遵較為親近的五十弟子之中,有的不免灰頹喪志,而那些曾經蒙「義」之恩、受「福」之惠的人,容或惴惴不安,也奮起了同仇敵愾之情。然而,慈悲之廣大確乎能超脫生死、是非、成敗、得失與夫榮辱;這般憤慨的情緒,很快地便在僧人們的主持之下平靜了。他們知道、也相信:「義福」不是虛設之詞,「營構義福」若真要發展為一個更強大的團體,也並非不可能之事。

曇遵的弟子之中有多半從此離開范陽,他們原先是擁有義堂、義坊的佈施者,事之後卻成為雲水天涯接受佈施的人。然而,恢復宗派、光大教義、「以道義為福田」的思想傳承從未中斷。相反地,在艱困卓絕的行腳生涯裡,更多的善男信女受到他們修行的感召,而投入了自苦為極的佈施行列。

最初的這一批僧人沒有特立名目,只是約定以吃苦、忍辱為宗旨,每天只進一餐由乞討得來的飯食,且恪守不向寺院求乞的法則。他們在道途間,遇見了任何男女,皆施以揖拜之禮。由於不能擁有私財,若受了一日一餐以外的佈施,便要返還眾生。

與其他僧俗廣眾更不相同的是,一旦去世,連屍體都不能入棺槨、成殯葬。為了不妨礙觀瞻,必須將肉身棄置於森林之中,以為鳥獸之飼養,號之曰「即身佈施」。

這一代的僧侶很快地吸引了、也啟蒙了原本窮困無依而激切善感的青年、少年,常常起而追隨他們行腳四方,雖然也還就是過著有如丐者一般的生活,卻備受士商黎庶的尊重。漸漸地,他們也由於反覆談辯、議論,而開展出類似教義的綱領;除了一日一食、即身佈施之外,還反對念佛三昧,主張不念阿彌陀佛,只念地藏菩薩。以為一切佛都是泥塑之像,不必禮敬;而真正的佛,就是眾生。

而北齊、北周與南朝對峙的時代也兵疲馬困地落幕了。隋文帝楊堅統一天下,就在此時,一個曾經在相州法藏寺出家、法號「信行」的僧人,忽然在該寺「捨具足戒」;也就是公然宣告不再遵守加入僧團時所誓守的戒律。

信行的用意,並不是還俗,而是更進一步地宣揚、實踐種種親服勞役、節衣縮食和濟貧救苦的職志,所謂:「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願施無盡,日日不斷」。這個信行僧,正是生小受到從范陽流亡天下的僧人影響極大的人物。

「無盡藏」也就是從這裡發軔的。雖然信行本人體弱多病,不能永壽,在五十四歲上就圓寂了。但是他捨戒之後反而形成了更廣大深刻的感動,他創立「三階教」,並興建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宏善等寺,顯然也都是當年由曇遵及其五十弟子所啟發、傳衍的「營構義福」之親切實踐。

「三階教」依時、處、人三者而立其宗。所謂的「時」,也就是指佛滅後的正、像、末三個時代而言。所謂的「處」,也就是指業報所在,分淨土、穢土與戒見俱破的眾生世界。所謂的「人」,則是因「根機」不同,而劃分的「一乘」,包括持戒正見與破戒不破見兩種;「三乘」,包括戒見俱不破和破見不破戒兩種,以及「世間根機」—為戒見俱破的世間顛倒眾生。

關於「人」的這些論理,都相應於「三時」而成立。信行認為:他所處身的這個時代,已經是第三階的末法時代,善根普滅,正見不存。縱使研讀佛經,輾轉註釋,也無濟於僧俗兩界。反而由於各持經義,別持偏見,因是因彼,乃生愛憎之心而各執一端;一旦言辯,不免謗法。

所以,不論為了弘揚佛法,還是為了拯救知見,唯有力行佈施,才是唯一的正道。緣佈施而建立寺院,寺院便成為「無盡藏」,必須經營將本出息、子母相生的「無盡財」;這與先前的任何宗派以寺院為誦經禮佛之窟的見解,可以說全然不同。這就引起了許多寺院僧團的不滿。

而從信行圓寂六年之後的開皇二十年起—也就是李白出生前的一百零一年直到李白出生前兩年—的整整一世紀之間,三階教數度被隋、唐兩朝官方宣佈為異端,敕令禁行,或是明令指責其經籍違背佛意,將之「盡送禮部集中,作偽經符錄論處」,下場不外是焚燬。此後,這個教派的文字論述可以說就淪亡大半了。不過,在現實生活上受佈施而勉強活命、而維持生計者,依舊於感恩戴德之餘,奉之不移。

朝廷之所以嚴厲控制三階教,除了因為其他自居正信正見的僧團圍剿之外,也不免憂心這樣一個看似無所求報的組織會掩翳了天蔭皇恩,而不能不予以遏阻。但是,對於三階教「無盡藏」之提倡佈施,積聚財物,卻又顯然有不得不倚賴其分責分憂的苦衷。換言之:當局所無力為之的救濟事業,又委實需要有人代勞。

三階教,便在這樣一個政教的夾縫之中,繼續傳承著「營構義福」的慈悲事業。而大明寺,正是「無盡藏」的一個傳燈之地。

《大唐李白·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