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陳垣先生的晚年

一代史學大師陳垣先生,1971年6月21日以九十一歲高齡在北京逝世。他一生中的最後五年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毛澤東主席稱陳垣先生是:“我們國家的國寶。”這位國寶在“文革”浩劫中的情況究竟如何?至今鮮為人知,有點記述也不多,而且有些屬於誤傳。作為他的孫媳,謹以一個親歷者的所見所聞,就我所知,作一個客觀的敘述,為祖父的傳記譜寫最後一章。

從1966年至1971年,這五六年是陳垣先生人生旅程的最後階段。這幾年他的遭遇、情感、生活及思想等各個方面,外界人士知道的實在很少。為什麼沒有人講述這幾年的情況,我以為主要原因是難寫,有些事情,有關他的想法、他的情感,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另外是與外界接觸不多之故。1966年,陳垣先生已經是八十六歲的老人了。他深居簡出,與外界的同仁斷絕了聯繫。過去的學校領導、朋友,不是靠邊站,就是被批鬥、被打倒,甚至自殺,大家都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上他呢?但也有例外,就是他的幾個得意門生:啟功、史樹青、劉乃和、許大齡等幾年當中來看望過他好幾次;其實,他們的日子也很不好過,還時常惦念著老師,危難之中見真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陳垣親身體會新社會巨大變化,3月14日在給三子約之的家書中說:“余近日思想劇變。”

1949年4月攝於不老松下。

1950年10月攝。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接辦輔仁大學後合影。左為教育部長馬敘倫,右為副部長韋愨。

1951年8月,到四川巴縣參加土地改革工作,在田間收稻。

1951年11月1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後的國宴上。毛澤東主席稱陳垣為“國寶”。

1955年6月1日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代表哲學社會科學部發言。

1955年9月與來京探親的三妹四妹攝於家中。

攝於1956年元旦。在題贈三妹、四妹時寫“遠望社會主義美景”。

1956年3月植樹節。

1958年10月訪問故宮圖書館時,與老館員交談。

在此之前,1962年底,他因膽結石症急性發作引起賁門梗阻,以八十二歲高齡作了胃腸吻合手術。1963年4月,9月至10月,1964年4月至5月,1965年2月,3月至4月,他又先後因膽囊炎急性發作及陣發性心房纖顫五次住院。但即使是在耄耋之年,身體又多病,他仍堅持工作,在他多年的學生柴德賡與劉乃和的協助下,進行點校“舊五代史”及“新五代史”的工作。

柴德賡當時是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在陳垣先生的要求下,由教育部於1964年借調回北京;劉乃和是師大歷史系講師,陳垣先生的專職秘書。

陳垣先生早在30年代就寫了《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一書,並制訂了周密的校勘《舊五代史》的計劃。此時,在他的主持下,兩部《五代史》的校點工作已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他畢生的宏願正在順利進行。

一、鋦過的碗更經久

20世紀50年代後期,陳垣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但仍擔負著繁重的校長職務,繼續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曾有記者採訪他,問他有什麼保持健康的秘訣。

他說自己沒有什麼秘訣,身體體質也不太好,心臟有毛病。但因為自己在青年時代學醫,知道自己身體的問題在哪裡,注意保養,所以反而比一些看似健康的人活得更長久。

他還拿鋦過的碗作比方。過去瓷器破裂,補碗匠會在裂紋兩邊用金剛鑽打眼,然後用一種用銅或鐵打成的扁平的兩腳釘(鋦子)將它連接。因為鋦過的碗終歸沒有完整的碗結實,使用起來格外小心,有時它的壽命反而會超過好碗。

195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採訪後攝。

1959年7月,在歷史研究所與顧頡剛、侯外廬、胡厚宣、張政烺等討論。

1960年9月攝。

1960年9月攝,自題“山游小憩”。

攝於1964年10月。

1961年1月23日,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擴大會議後在歷史博物館門前合影。

攝於1962年11月。

1964年9月攝於北京景山公園。

陳垣先生正是瞭解自己身體的弱點,注意保養,所以能享高壽。其實他的養生之道很簡單,就是生活有規律,起居有節制,並適當鍛煉。七十歲以前,他每天四五點起床讀書寫作,然後去學校辦公或上課,中午也不休息,晚上10點以前就寢。七十歲以後才適當午休。

他不抽煙,不喝酒,甚至不喝茶。一日三餐,早餐是小米粥、羊奶加一兩片饅頭或麵包。午、晚兩頓正餐是兩三種葷素搭配的小菜,再加一點腐乳。當然,他也有與親朋或家人歡聚會餐的時候。廣東館子恩成居,山東館子同和居(老闆是他學生牟潤孫的父親)都是他喜歡去的飯館。著名的譚家菜的主人譚祖任(篆青)是他的同鄉和好友,他曾多次在譚宅與友人和學者聚餐。但這些都不是經常的事。

他的鍛煉也是結合自己的條件,主要就是飯後在院子裡千步走,怎樣計算千步呢?當時沒有計步器,他就邊走邊念《千字文》,從“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一字一步,念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千字文》念完,一千步也走完了。

這些看似簡單的措施,因長年堅持,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不管陳垣先生怎樣生活有規律,身體健康,也不能承受“文化大革命”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他的健康狀況隨著心情的壓抑而每況愈下。

二、“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高級知識分子無一不列入“牛鬼蛇神”之範圍內。舉國上下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紅衛兵“造反有理”口號聲響遍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陳垣先生提心吊膽、悶悶不樂,他對形勢的發展擔憂、陌生又不理解,他保持著沉默。他很孤獨,對人生冷漠。記得在“文革”前,我們全家(公公陳樂素、婆婆洪美英,我和智超)經常在週末或週日帶著孩子去看望他,這成了習慣、規律。我們住所在景山東街,坐汽車只有四個站,騎車只要十分鐘。每次去,他都特別高興,有說有笑,問這問那,特別喜歡問我一些生活瑣事,如:你是雲南人,生活在北京習慣不習慣?每天到學校是騎車還是坐車?等等。有一天,他聽說我在練毛筆字,很高興地說:“當老師寫好字很重要,字不好,課講得再好,學生也會看不起你。”還讓秘書找了一本王羲之的蘭亭帖送給我,要我好好練字。總之,每次大家見面,都談的十分開心。

可是,“文革”一開始,他已經有一種在劫難逃的感覺,覺察到形勢在大變,終日一籌莫展,心神不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先是批判“海瑞罷官”,後又揪出“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發出“五一六通知”,發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連毛澤東多年親密戰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也不知所措,“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更不用說陳垣先生了。開始他是彷徨不解,我們全家去看望他時,與以前好像變成了兩個人,面對兒孫們的來到,他一言不發,滿臉愁容,局勢使他高興不起來,每頓飯進食量少了,覺也睡不安穩。看到他忐忑不安的狀況,智超向尹達反映了陳垣先生擔驚受怕的情況。因為尹達是歷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所長為郭沫若兼)。尹達為了寬慰他,1966年3月18日到家看望了他。這次談話效果不錯。陳垣先生還留尹達在家用晚餐,這是極少有的例外。在此之前,1966年1月6日,郭沫若也贈送了他新寫的關於武威竹簡的文章,題“請陳垣老指正”。

“文革”期間的幾年,陳垣先生極少外出,各方面的消息主要來自他幾十年如一日聽的新聞廣播,再就是來自家人的傳達。當時他的元配夫人鄧照圓在廣州,另一夫人徐蕙齡則在天津,分別與她們的兒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子女當時在世者還有八人:長子樂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歷史室主任、歷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次子仲益體弱有病,與陳垣先生住在一起。三子約之,在廣州文化局工作。四子容之是天津大學無線電系主任。長女桂辛在香港。次女善在廣州中學任教。另外兩女慈、冬,則在建國前已居海外。樂素有兩子在北京,我的丈夫智超是第三代中唯一從事史學研究的人,北大歷史系畢業後,在歷史研究所工作;智純在北京礦業學院任教。每逢假日,我們全家老小,必定到祖父處團聚,仲益叔有一子一女在天津、北京。子陳樸在天津工作,他妻子孔繁忻也在北京。女陳韶在北京師院任教,其夫郭汾在北師大任教。

北師大早先為陳垣先生配備了工作人員:專職秘書劉乃和,從1947年研究生畢業後作了陳垣先生的助手。另有專職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還有自費請來的兩位抄書先生,另有一名專為陳垣先生做飯的保姆袁姐,也是他自己出資僱請的。

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那些想安慰、保護陳垣先生的人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發言:“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7月份,陳伯達在科學院萬人大會上公開點名批判尹達,不久就把他從“文革”小組成員的位置上拉下來,發交歷史所造反派批鬥。

可以說,陳垣先生與許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的命運、遭遇、處境雖不盡相同,但內心的痛苦,所受到的精神的折磨是相似的,只是形式不同罷了。

三、老人照顧老老人

陳垣先生的住所遠離師大校本部,造反派貼他的大字報他看不見,師大的大字報有“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陳垣”、“把陳垣揪出來批倒批臭”、“打倒走資派陳垣”等等,具體內容則有,他的著作都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新中國成立後不應重印“勵耘書屋叢刻”;他提倡學生多讀書就是宣揚“白專道路”;他私人有大量藏書及領取稿費是不合理的等等。高音喇叭的叫喊聲,他也聽不到,但他仍然親身感受到了運動的壓力。有一次,我婆婆、愛人和我三人到了陳垣先生住處去看望他。我們照常按門鈴,可是很久沒有人開門,大約等了足足半小時,我們在門外,都很焦急,最後還是仲益叔來開門。一開門他就說:“爺爺在衛生間,離不開人,所以沒法及時給你們開門。”我們懷著沉重的心情到屋裡,祖父一人靜靜地坐在籐椅上,我們知道他內心很苦悶,盡量講些寬慰的話。他發現大兒子樂素沒來,就問智超:“你爸爸為什麼沒來?”智超說:“他今天有點事,不能來,要我們代他來看望您。”其實,他的長子樂素,有一天突然被單位造反派抓走,說是隔離審查。原來他原在浙江大學的一位老同事,被逼供信,屈打成招,把解放前浙大教授會的成員都說成是特務。本來,爸爸每週都要去探視他的,這時已失去人身自由,自然不能去,但我們又不敢如實告訴他。

陳垣先生四合院裡變化很大,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文革”發生後不久被師大造反派勒令回校參加運動,說四合院裡是“池小王八多”,要秘書劉乃和、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全部撤走,要他們回校參加“革命”運動,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賬,必須回去交代自己的問題,接受群眾審查,觸及自己的靈魂,誰也逃不過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陳垣先生自請的兩位抄書先生,因為無書可抄,也回家了。這樣,一座兩進的四合院裡只剩下三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除祖父外,仲益叔已是六十多歲,專門做飯的保姆袁姐也是六十歲左右的人。當時的家屬,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單位,都要參加運動,照顧祖父起居自然落在仲益叔身上,其他家屬都只能是各自抽出時間去看望他,有時送水果,有時輪流值班。“文革”中,我因剛出大學校門,參加工作不久,當時社會上有句時髦的話,曰:“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新型大學生。”身世單純,因此沒有被紅衛兵當成批鬥對象,而作為革命的動力來團結。因此,運動中,自己的行動比較自由,自我支配的時間比較多一些,在公公受審,智超也被打成保皇派,被剃陰陽頭、掛牌子,在大院裡打掃衛生的情況下,我和婆婆(當時已退休)隨時代表他們往陳垣先生處看望他。“文革”中祖父最不能忍受的是:工作被迫停止了,這對他的打擊很大,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有什麼比不能看書、不能從事研究更痛苦、更殘酷、更遺憾的呢?他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過,幾十年如一日。“文革”前,他每天在助手的幫助下,拿著放大鏡,整理、研究《五代史》。而現在一切都無法進行,他把這種痛苦深深埋在心裡。一次,我們講到書籍出版問題,他很不高興地說:“現在什麼事情也不能做了,讓我等死嗎?”我們也不敢吭氣,婆婆安慰他說:“去年師大黨委書記不是說,要您保護好身體,只要您健康活著,就是最大的貢獻嗎?”他苦笑了一下,說:“有什麼用?”平時四合院裡冷清,沒有生氣,因此祖父又無可奈何地說:“現在是老人照顧老老人。”陳垣先生多麼寂寞、無助,過去的朋友連電話都沒有一個,他悲傷,他歎氣,他沉默,度日如年,聽力視力逐漸衰退,面部失去了往日的風采,沒有笑容,除了沉默,還是沉默。以我的看法:這幾年他對自己的想法不是公開地說出來以表示憤慨和不滿,而是無言地迴避。開始我們老是對他說,樂素很忙,不能來,時間長了,他也心知肚明,再也不問了,只是誰也不把這層窗戶紙捅破。

四、被迫自我檢討

有一次,中華書局的造反派來了幾個人,把陳垣先生整理兩部《五代史》的全部資料抄走了,說是要拿去檢查,這批資料至今下落不明。他多年的心血全然付諸東流。

又有一次,北師大來幾名紅衛兵,想要抄出他們想要的反革命材料,在幾間書房轉來轉去,找不到他們需要的反革命材料,又提出要抄祖父與劉少奇、王光美的合影照片,說祖父與“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美國特務”王光美有一張合影。師大紅衛兵頭目譚厚蘭在一次大集會上,講到劉少奇、王光美與陳垣有合影,說這是他們互相勾結的罪證。事實是,1952年“五一”勞動節晚上在北海舉行的遊園會上,劉少奇副主席帶著夫人王光美坐在離陳垣先生很近的桌子旁邊。王是輔仁大學研究生,一眼看見了老校長,就與劉少奇一道走向陳垣先生,並向劉少奇介紹說:“這是我們的老校長陳垣先生。”於是劉少奇與陳垣先生握手併合影留念。這樣一件很平常的事,紅衛兵也不放過。他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如果找到,這就可以給陳垣先生定罪了。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垣先生被形勢所迫不得不寫了“自我檢查”及“我要自我革命”,請人抄成大字報,貼在校園內。

“自我檢查”寫於1966年7月,其中說到:

“這次運動,革命師生給我貼出了一些大字報,我既慚愧,又極歡迎。通過這些大字報的揭發與批判,使我認識到:我一生所寫所講的東西,無論是解放前的成部著作,解放後的文章和講話,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甚至有危害性的……解放了這十幾年……思想仍然落後。否則我何至於未經組織批准將解放前舊著“勵耘書屋叢刻”在新社會複印起來……還有,我過去經常對史學系同學提倡多讀書,這不等於引導他們走“白專道路”嗎?這不是和毛主席強調的“突出政治”背道而馳是什麼?”

“我要自我革命”寫於1966年8月,他說:

“經過這次運動,我要自我革命,自我造反,願將歷年得來的書籍三百餘箱,字畫數百件和稿費等四萬餘元交給黨和政府處理,堅決打破過去私人大量收藏書物、龐大稿費和高薪金的不合理制度。”

由於他心情鬱悶,擔驚受怕,衰老得很快,視力、聽力急劇下降,即使用最大號的放大鏡,也只能看報紙的大標題。要得到外界消息,主要是聽廣播,收音機要把音量調到最大,才能聽清。我們講些消息給他聽,也盡量靠近他的耳邊,放大嗓門。紅衛兵幾次抄家,沒讓紅衛兵進他臥室,事後他才知道。八十六歲老人,哪裡經得起恐嚇。1966年5月他的夫人徐蕙齡在天津去世,他讓仲益和劉乃和到天津,帶去三百元,為她立塊石碑。不到一星期,他的結髮妻子鄧照圓在廣州去世,我們不敢告訴他,以免他雪上加霜的悲痛。

有一次,我們向他講述了北京的兩派鬥爭,祖父問我們,你們是哪一派的。我們說,我們是反對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一派的。他想了一下,指指自己,又指我們,說:“我跟你們是一派的。”說完開心地笑起來,逗得我們也大笑起來。這是我們在“文革”中很難聽到的他的笑聲。

1970年6月攝於家中。

在“文革”中,逢“國慶”、“五一”等節日,能否在公眾中“亮相”是標誌著沒有被打倒、沒有大問題的一項政治待遇。陳垣先生這些年,基本與外界隔絕了往來,為了讓親朋好友寬心,他還是盡可能出席這種集會。儘管每次外出,換衣換褲,非常麻煩,他小便經常失禁,還要事先採取些特別措施。他的行動已極不方便,到時總是由兩三人合力連座椅帶人抬至門口上車。記得有一次參加國宴,智超護送他到人民大會堂門口,由裡面的工作人員用輪椅推至宴會廳,因為不知道他何時出來,智超一直在停車處緊緊盯住門口,看他一出來,趕快跑過去接他上車。回到家,他已渾身是汗,衣服全濕了。1970年的國慶,祖父上天安門觀禮台是由孫女陳韶陪同前往,陳韶一直在城樓下等候他乘電梯下來,再送回家。這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國慶觀禮。

1969年6月,他收到了汪宗衍從澳門給他的信,陳垣先生與汪是世交,通信達三十多年。他在覆信中說:“弟聾聵日甚,坐食無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他當時的心情,可見一斑。

五、向周恩來求助

1969年底,在“文革”中陪伴了陳垣先生三年多的仲益叔,病體堅持不住,終於住進了醫院,這幾年,他與祖父相依為命。益叔一住院,只剩下一個做飯的老保姆,雖然也有重孫女陳政經常照顧他,可她只是個初中生,要照顧體重近八十公斤的近九十歲老人,許多時候也力不從心。而且她學校常有活動必須回學校。祖父經常處在無人照管的悲慘狀況下,有一天,我們去看他,一進門,老保姆就很恐慌地向我們講述:“昨天你們怎麼不來?你爺爺昨天上午摔到地上了,他要坐上籐椅,結果沒坐上,一下子坐到地上,一坐就是半天,大小便都拉在褲子裡了。他喊我,隔著一個院子我又聽不到。中午送飯過來,才發現他坐在地上,我去隔壁叫了一個人來幫忙,才把他拉扶上籐椅,還好沒摔壞。”我們聽後,趕快走進北屋,問他有什麼疼痛,他說:“地上太涼,肚子不舒服,拉了兩次稀……”過了幾天,才緩過來。因他體態胖,腰腿無力,坐到地上自己爬不起來,整整在地上坐了兩個多小時,我們聽了真害怕,感到沒有專人在家守候是不行的,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難以預料的事,怎麼辦呢?父親指示我們一定要想辦法。這時智超和我商量,如果再不採取措施,老人很難支持。想來想去,最後決定用老人的名義向上寫信,究竟向誰發信呢?一封信給周總理。我們知道總理太忙,總理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但他瞭解陳垣先生,也肯定會保護陳垣先生。“文革”前,祖父因病住在北京醫院,總理探望過他。1959年陳垣先生入黨,總理還曾鄭重向他表示祝賀。陳垣先生在“文革”前期沒有受到直接的衝擊,也同總理的保護有關。另一封給康生,康生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的劣行,作為普通老百姓的我們,當時是不可能知道的,就連鄧小平在復出之前,也曾去看過康生。我們當時只知道,康生在“文革”前養病之時,曾經向祖父請教過一些有關歷史、文物的問題,算是有點交往。兩封信中提到祖父身邊無專人照顧的困難,希望能有專人負責照顧老人等等。

信寫好了,怎樣才能直接送到中南海領導人手裡呢?智超此時頭上有好幾頂帽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孝子賢孫”、“資產階級保皇派”、“反對北京市革委會(謝富治)的急先鋒”等等。我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師,送信的任務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直奔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門,聽說那裡有個中央信訪接待站。在“文革”的歲月裡,敢闖中南海是要冒一定險的,弄不好,會被扣押起來,反映到你工作單位,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挨批鬥才怪呢。但我想為了解決爺爺無人照顧的問題,壯著膽,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到了中南海西大門口,胸前特意掛了一枚大的毛澤東紀念章,門警看見我朝大門口走去,警覺地迎我到離中南海西大門五十米以外地方,不讓我再靠近大門,然後很生硬地問:“你幹什麼來了?”我說:“我有兩封信要請你們轉交給周總理和康生同志。”那個門衛拿過信看看說,你等一下,轉身進去,不久,從裡面出來一個解放軍,叫我跟他走,帶我到對面一個平房裡,裡面有桌子、凳子、簡單辦公用品。他把信的內容看了一遍(信沒封口),然後開始盤問我,是什麼單位的、姓名、年紀、住址等等,讓我作了登記,然後說:“信放在這裡,你可以回去了。”我向他道謝,才趕快離開了。心想這信能否到總理手裡很渺茫。

沒想到,這兩封信還真很快起了作用。1月6日左右,周總理派了一位軍代表到北師大,將劉乃和調回陳垣先生身邊照顧他,不久,護士老郭、公務員小郭也調回來了。師大調他們三人回到祖父身邊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們比較瞭解祖父的情況。康生在1月30日覆信陳垣先生,信中說:“您對歷史研究有素,著作等身。今意欲將多年收存的書籍文獻,交與黨和政府收存,中央同志聞之甚為稱讚。我意不如暫存你處為宜。至於稿費交黨,此意甚好,但因您年邁體弱,應多加保養,希望您自己存留,以改善生活。我們過去對您的生活照顧不夠,請原諒,以後如有問題,請即來信為盼。”直到前幾年我們才知道,康生這封覆信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報送毛澤東主席審閱。毛澤東批示:“同意。要團結這樣的知識分子。”

1970年2月,很仰慕祖父的卞孝萱先生特意來家看望。1970至1971年這段最後的歲月,祖父雖然過得比較安穩,但此時,他在京的大兒子樂素去了安徽鳳陽干校,另一個兒子容之在天津,只能不時帶妻子劉慧如及孩子來京探望。智超也去了河南干校,能經常去看望祖父的幾乎都是女士們,兒媳洪美英,經常備些老人喜歡吃的食物送去。孫媳孔繁忻,孫女陳韶,經常帶著第四代孫兒孫女去看望老人家,我通常在週日帶著我的兒子替換劉乃和休息。我照顧祖父生活起居,陪他聊天,他特別喜歡我給他捶背。1970年夏,在武漢工作的孫子陳致易、俞文琴夫婦帶著初生幾個月的女兒來北京看望祖父,請祖父為他們的女兒起個名字。陳垣先生很高興,想了一陣子,就脫口而出,叫“旺旺”吧,國家興旺的旺,就在此時此刻,他老人家還是多麼希望國家興旺。

六、遺囑及部分遺物下落不明

陳垣先生已經九十歲,身體日衰,1970年7月至9月,因腦血栓後遺症又住了一次醫院。出院不久,又於12月14日發低燒住進北京醫院,離開了他居住三十一年的興化寺街五號的家,從此再也沒有回家。入院的頭兩個月,頭腦還清醒,能簡單對話,也認得出是誰來看他。可是,漸漸地說話也不清楚了,叫他時反應很小,往後大小便失禁,不能進食,只能鼻飼,並長了褥瘡,每兩小時需幫他翻身、擦身,一刻也離不開人。廣州的兒女們也來幫著照顧,醫院想盡一切辦法治療,全體家屬和劉乃和、老郭、小郭輪流一天二十四小時守護,終於6月21日走完了他九十一年漫長的人生道路。在他逝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師大軍宣隊、工宣隊兩位負責人突然到我家,家裡只有我和孩子。他們說,特意來借祖父的遺囑,準備給他寫評價用,用完還給我們。當時,我拿不定主意,因為祖父把遺囑交給智超,就是要他作為遺囑的執行人。智超去河南五七干校勞動,把遺囑交給我保管,我擔負著重責。在那樣的年代,沒有公理可講,誰敢得罪宣傳隊領導,不給不行;但又不願拿出來,就說智超放在哪裡我不知道,他們一定要讓我找,結果翻箱倒櫃,終於在箱子裡翻出來了,就這樣,把祖父留給家屬的遺囑拿走了,至今也沒有歸還。

周恩來總理一直關心陳垣情況。這是關於喪事安排請示上的批示。

祖父病重期間,周總理曾指示,要求醫院盡力搶救,還派工作人員到醫院探望。郭沫若和人大常委會、政協辦公廳等有關同志也到醫院看望。

1971年6月24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告別儀式,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追悼會,郭沫若致悼詞。祖父的學生啟功撰輓聯曰: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師生同父子;

刊習作二三冊,痛餘文字答陶甄。

同年6月25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登載了祖父逝世的消息,給予肯定的評價。《人民日報》曰:“他人雖老而志愈堅,年雖邁而學愈勤,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

他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與朱德、董必武、陳毅等國家領導人的骨灰盒相伴為鄰,家屬每年去瞻仰,獻上鮮花,以寄托我們的思念之情,我們的遺憾是沒能按照他生前的願望,將他安放在福田公墓。

陳垣先生逝世後,家屬遵照他的遺願,將他五萬冊藏書,幾千件名貴字畫、章石,四萬元稿費全部交給北師大。由於歷史原因,沒辦捐獻手續,只有一份清單。據瞭解,部分文物字畫下落不明。“文革”後,我們要求補辦捐獻手續,2004年,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博物館分別補發了榮譽證書和捐贈證書。

《北京日報》關於陳垣逝世的報道。

《陳垣和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