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黑旗軍領袖宋景詩的名字，在50年代初期全國文藝界思想界批判武訓奴才行為的浪潮中，是非常響亮的。他是被尊稱為堅韌不拔的「農民革命英雄」而走遍中華神州城鄉的。
宋景詩所以走紅，當然得力於大張旗鼓開展批判武訓運動，使這個名罕見於經傳，影響不大的魯西南反清武裝的首領成為後人學習的楷模。當時《人民日報》還發表《武訓歷史調查記》、陳白塵又整理了《宋景詩歷史調查報告提要》，這些據說都是由山東堂邑宋景詩老家實地考察調查而來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有了調查，這個發言權也就成為唯一正確的定論了，「農民的階級立場和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立場是一致的，他們口中所講的宋景詩的歷史材料，才是最正確的」（《宋景詩起義史料》，1954年10月）。宋景詩是農民革命領袖獲得完全肯定，由此195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宋景詩史料》，在由中華書局重版時，也改名為《宋景詩起義史料》了。
說宋景詩是革命領袖，因為他堅決打擊了地主反動派。但是，宋景詩卻有一個投降與否的問題。
宋景詩劫牢起義後，就和山東白蓮教各旗聯合作戰，殺富濟貧，為窮苦人謀福利；只是在敵強我弱時，為保存實力和清將勝保談判。「所謂『招撫』，實際上是勝保打了敗仗，為了要欺騙清朝，為了要邀功，和宋景詩取得暫時的妥協」（同上），「勝保的『招撫』，實際上是想借農民起義軍的勢力以自重，來挾制朝廷，宋景詩是和勝保暫時妥協，並不曾為清朝出力。所以勝保後來給他報上去的戰功，完全是捏造的」。因此，陳白塵認為，宋景詩雖易幟，仍是有條件的，「『招撫』的結果，一方面通過改編的形式，五大旗保存了一部分武裝，並由此保障了『安插歸農』的戰士們以及他們所持有的馬匹、槍械，使革命力量沒有完全被消滅，為後來再度起義保留了一定的力量」（《宋景詩歷史調查記》，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據我們對宋景詩和黑旗軍這一時期前前後後的全部活動的調查結果來看，認為它自始至終是個假投降」（同上）。從歷史劇《宋景詩》看，宋景詩投降後連升三級，做到正三品的參將，但服飾仍保持原黑旗軍一套；他們都沒有發，而發
是清王朝從來界定誠心投降的標誌。這種假投降真革命之說，在50年代幾乎是一邊倒的，正如鄭君裡所說的，在宋景詩脫離了勝保牢籠，奔回家鄉後「一口氣跟地主打了70幾仗，他變得比前更頑強而堅定！後來他又率領黑旗投太平軍，參預撲殺僧格林沁的戰役，直至花甲高齡，他仍為家鄉的革命事業奔走。他以『造反』始，以『造反』終，中間經過一連串的艱險而曲折的鬥爭」。（《談談宋景詩》，《中國青年報》1957年5月31日）
50年代的輿論一律對宋景詩都無不持肯定論說法，誰都沒有半點懷疑，也許當時也有學者感到迷惑，有不少未解之處，但見於宋景詩問題是一個政治圈，文為時而作，是不允許質疑的。
其實，宋景詩投降與否就是一大謎團。50年代在調查時，就提出「宋景詩投降勝保這一事實，其具體情況異常複雜，其經過又極其迂迴曲折」（《宋景詩歷史調查記》）。當時，雖有「假投降」結論，但今天重作檢驗，這些問題並非能在當時大背景下調查清楚的。有如：（一）所謂宋景詩等受「招撫」，宋景詩接受「招撫」，但有否「改編」？通常降眾都要加以緊縮人員「勒繳馬械」的。宋景詩投降後，所部經淘汰後編為靖東營，但他究竟有否服從「先繳旗械馬匹」，即將原來起義造反時的旗幟和武器、馬匹送繳清營，這裡還應包括黑旗軍所用的印信及有關文書檔案和銀錢等等，但此處語焉不詳。出乎尋常，勝保雖以跋扈、驕橫著名，但也不至如此不合常理。（二）
宋景詩投降清王朝有否發和更換服裝帽子，這在《調查記》裡沒有提及，但從該書「前記」所說，由歷史文學劇改編電影的《宋景詩》「也多災多難，遲遲未能問世（感謝導演的努力，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大約總可以出世了），推究原因，是同研究工作遲於創作工作有關的」，但又可證宋景詩和他部屬幾千人在投降後隨勝保到陝西鎮壓回民起義時，仍是原來旗幟、服飾。這位宋參將在銀幕出現仍是「高身量，額蓋上有高粱粒大一個黑猴子，身穿藍布大棉襖，藍呢棉套褲，頭戴黑氈帽」（《鍾秀函稿》）。此處「黑氈帽」換成了黑頭巾。如此依舊是黑旗黑甲的部隊，夾在有翎帶馬褂的清軍官兵中間，實在是不論不類。按常理說，蓄髮的農民軍投降，第一也就是最基本的條件就是發。在近代中國頭髮去留從來是一個革命與否的符號，宋景詩及其部屬的投降，確未見有發記述，也無他人指責他投降而未發的記載。這都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既投降就得發，即使非真心投降也會發了的；因此宋景詩投降後發與否，服飾更改與否，始終是個謎。（三）宋景詩投降後，升至參將，「宋景詩是和勝保暫時妥協，並不曾為清朝出力。所以勝保後來給他報上去的戰功，完全是『捏報』的」（《宋景詩起義史料》）。但也有人說，宋景詩投降後，「在隨同勝營對義軍的血腥鎮壓中『戰功卓著』，而多次獲得清廷的『破格擢升』」。認為投降後的宋景詩，「貶斥革命，頌揚敵人，口口聲聲要贖革命之『罪』，效反革命之力，足證其思想到行動上已經徹底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沈蘆《農民起義『英雄』宋景詩析》，《爭鳴》1983年1期）。在當時官場舞弊，致使臨陣畏縮、不戰而回而有擢升者多多。但宋景詩不是勝保嫡系和親信，這是什麼原因，此中必有奧秘所在，有如凡降將必向招降的主帥納輸大量金銀財寶；對過去所作所為要大大地檢討一番，以今是而痛昨非，而這裡都不甚清楚。雙方究竟是什麼關係呢？（四）
宋景詩在參加1865年（清同治四年）的曹州高樓寨殲滅僧格林沁王牌軍後，就下落不明瞭，而這個時候卻正是北方捻軍興旺發達之際，他們在兩年後才走向低潮而失敗。在此期間，他為什麼要脫離捻軍和家鄉山東埋名隱居或遠走他鄉呢？此間原因是否也有「他投降清軍，特別是那樣起勁地幫同清軍攻打農民軍，不但時間比較長，而且範圍相當廣，在此期間，完全站在農民軍的對立面，給魯西農民起義造成了很大危害」（吳萬善《實事求是地評價宋景詩》，《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使他難以在本地和農民軍中有容身之處？但這樣卻因孤身離群易於遭敵方的通緝追捕，這也是難以合符常理的。總之，當年宋景詩的投降行為真真假假，牽涉到在投降過程中還出現不少奇奇怪怪問題，由此於今人對他提出投降真假與否的看法，這些還得有更多的史實考信；先有框架，填以材料，仍是不能解開謎團的。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