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景山坐像」是怎麼一回事?

1987年1月,在「北京地區航空遙感成果展覽會」上,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向外界鄭重宣佈:用遙感拍攝的北京景山公園園林平面圖像,酷似一尊閉目盤腿打坐的人像,被人們稱為「景山坐像」,從國家測繪局1983年拍攝的景山公園平面圖來看,園林北部壽皇殿建築群(今北京市少年宮)

是「坐像」的頭部,大殿和宮門組成眼、鼻、口,眼瞇著,帶笑容,鬍鬚是松柏,肩、胸、手、腿是南部那座山。這個發現一經公佈,立即轟動了國內甚至是國外輿論界,不少報刊報道了這一消息。「景山坐像」究竟是怎麼回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如果是人為的安排,它表達了一種什麼意念呢?它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純粹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對這些問題;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說法大相逕庭,分歧頗多。

有的學者指出:「景山坐像」是人為的,它代表了古人的一種永恆的意願。景山公園在北京西城區,故宮神武門對面。元代本為大都城內的一座土丘,名曰青山,明永樂十四年(1416年)為營建宮殿,將拆除的元代舊城和挖掘紫禁城護城河的渣土加堆其上,取名萬歲山。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

改名景山。景山公園有五峰,東西排列,古柏參天,風景宜人,身臨中峰,可俯瞰北京城秀麗景色。從種種跡象來看,明人之所以別出心裁地塑造出「景山坐像」,以象徵明朝的江山永固長存。

有的學者則持相反意見,認為「景山坐像」並非人為所致,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歷史巧合而已。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在自然界、人類社會,這種偶然性是經常在發生著的,我們不能把它和必然性聯繫在一起。

「『景山坐像』或許和明成祖朱棣崇尚道教有關」,有的學者則如是說。在他們看來,「景山坐像」肯定是道教之神,因為坐像頸上戴冠,有鬍鬚,手合於腹前,是道教之神的貌態,與道教的真武大帝像相似,是道家養生圖示。「景山坐像」建於明朝永樂年間,成祖朱棣奪取了皇位,解釋是得到了真武帝神的顯助,於是在即位初期就想建宮觀來報答真武神,並讓建築設計者巧妙安排。據史書記載,朱棣特別推崇道教,進行道教建築設計,但這必須尊重道家意見,得有道士參與。如唐以來,宮廷樂府為道教編撰《玄教樂

章》,就是這種情況。道教秉承朱棣旨意,別具匠心地設計建造出了「景山坐像」這一建築奇跡。

還有的學者認為,「景山坐像」和朱棣信奉道教有關,但朱棣未必知道真相,即不知道道教設計建造了「景山坐像」。道教在某種程度上不受政治的限制,具有理論意義上的相對獨立性,有時還受到統治者的仰慕。這使他們擁有在設計中的主動決策權及特殊寓意的保密權。「景山坐像」不排除箇中奧妙,連朱棣也未必知曉。那末,道教、道家為什麼要設計為養生圖示卻又讓人不易發覺呢?這就涉及到了道教的精華,精髓。道教的經典道藏,所包含的內容十分複雜,但始終貫徹一個意欲——「長生不老」。按「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念,道教的最高境界就在於修性煉真,以得道成仙。他們在長時期的修煉中領悟了這種真諦,併力圖把這種奧妙告知世人。然而,在「神」的限制中,在清高脫塵的心理和觀念的支配下,道家們認為要得到這種境界是極為不易的,所以他們不願將這些「天機」廉價地送給「俗人」,便絞盡腦汁地設計、建造了這一獨一無二的「景山坐像」。這也就是「景山坐像」五百多年後的今天才會引起人們的驚奇的原因。

對於這種觀點,有人持有異議,認為證據不足:(1)明朝營建景山宮殿,在當時無疑是一件大事,更何況此事是明成祖朱棣親自命令所建,如果確係為道家設計、建造,則必定會在史書中留有相關的記載,可我們在史書中卻始終找不到道家的建造活動。我們不能因為朱棣信奉道教,就把「景山坐佛」說成是道家的人為所致。(2)建造這一構思獨特的「坐佛」,是極有難度的,似不可能。說是道家所建,那他們又是通過什麼方法加以修造的呢?如果說道家不想將其真諦、「天機」廉價地告訴給「俗人」,本可以採取別的辦法召示「凡界」,何必如此難為自己和「俗人」呢?因此,所謂的「景山坐像」是不存在的。

到目前為止,有關「景山坐像」的一系列問題還在進一步的探討、研究之中,我們堅信:在不遠的將來。這個「歷史之謎」將徹底大白於天下。

(俞奭勳)

泰山無字碑是何人所立?

泰山極頂玉皇殿門外,有一方高6米、寬1.2米、厚0.9米的長方形石表,白中透黃,形制古樸,石上無字,因此人們稱之為泰山「無字碑」。對這方巨碑古人曾有吟詠,「東海長流石未枯,山靈愛寶隱元符。縱教烈焰焚經史,致使秦碑字也無」(明王在晉)。「荒碑無篆跡,山亦解亡秦」(清王乘笑)。「本意欲焚書,立碑故無字。雖雲以身先,大是不經事」(清乾隆皇帝)。從這些詩句看來,泰山無字碑是秦始皇所立,且立碑意在焚書。

泰山無字碑果真是秦始皇所立嗎?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開始第二次出巡,當他進入今山東省鄒縣後,「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這段記載提供的證據確鑿,說明秦始皇在泰山上立碑是刻有文字的,絕不是無字之碑。焚書事發生在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不可能在6年前就有焚書的計劃,可見,無字碑與焚書之舉風馬牛不相及。

秦始皇的泰山碑早已不存。現存岱廟的秦碑,是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胡亥詔書,丞相李斯篆書鐫刻的。該碑原立於玉女池旁,高不過四五尺,有222字。宋代劉跂曾摹其文,當時尚可辨認146字。明嘉靖年間將碑移至碧霞祠時,僅剩29字。這方石碑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也是保存李斯手跡的珍品。元代郝經在《太平頂讀秦碑》詩中盛讚李斯的書法「拳如釵股直如箸,屈鐵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勁益飛動,回視諸家肥更癡。」可見其藝術價值之高。顧炎武在《山東考古志補錄。辨無字碑為漢碑》文中,將秦始皇碑與秦二世碑混為一談,顯然屬考證中的失誤。

泰山無字碑不是秦始皇所立,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麼,這方石碑究竟為何人所立呢?看來立於漢武帝時是有可能的。

漢武帝即位不久,就有封禪泰山的念頭。據《西漢會要。封禪》記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詞趙綰等奸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立皆為廢。」這段記載說明漢武帝即位之初其所以未能如願封撣,一是巡狩、封禪的儀式未制定好,二是竇太后暗中所阻,迫使鼓吹封禪的儒生趙綰、王臧自殺,以懲一儆百。這樣,封撣之事便暫時擱下了。

司馬相如的死,使漢武帝有了舊話重提的機會。司馬相如死後留有一封遺書,力勸武帝上泰山封禪。於是,漢武帝召集五十餘名儒生,討論、起草封禪儀式。竟然數年拿不出方案來,因此,封禪之事又暫擱下。

武帝自公元前141年即位,30餘年後,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終於走出皇宮,踏上登泰山封禪的旅程。武帝到泰山是在公元前109年初,當時「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封禪書》)。這說明武帝確是在泰山頂豎過碑的,但史籍上只載「立石之泰山顛」,卻沒有「刻所立石」的記載,這又證明武帝所立的是一方無字碑,這方無字碑與現存的無字碑位置相似,是在泰山極頂,極有可能泰山無字碑就是漢武帝所立。

顧炎武力主泰山無字碑是漢武帝所立。他說:「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雲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立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指無字碑),秦碑焉得不記?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顧炎武的設問是很有力的,但仍有令人疑惑之處。《泰山志》載《阮氏封泰山論》稱「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議封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紀號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王、唐高宗、玄宗、宋真宗、明成袒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也。「意即不是開國皇帝,是沒有資格在泰山刻石紀號的。因此,漢武帝只能立石而不能刻字。但是,漢武帝可以援引秦二世的方式大頌他的文治武功,不致於僅是為封禪而封禪,而放棄在泰山碑上留下文字的機會的。封禪是封建帝王祭天地的大典,「自古受命帝王局嘗不封禪」(《封禪書》),傳說從上古至周成王時,有72王到泰山封禪,《封禪書》只記下無懷氏、堯、舜、周成王等十二君王。可以斷言,泰山無字碑絕不是72王中的

某王所立。也有人認為,泰山無字碑原是有字碑,只是飽經風雨,字被風化剝蝕殆盡,以致無跡可尋。風化說未必可信。現存無字碑石的風化並不嚴重,且在宋朝時才被稱之為無字碑。假設是秦碑,二世碑在宋代時尚可辨認出146字,這方石碑不可能剝蝕得一字無存。若是漢碑,更不會剝蝕得那麼嚴重。筆者雖傾向泰山無字碑為漢武帝所立,但還沒有更充分的證據,所以提出來讓更多的專家學者去進一步探索!

《千古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