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祖父江蕤，以仁義的好品行著稱，任譙郡太守，封為亢父男。父親江祚，是南安太守。江統沉靜有遠大志向，當時人評價他說：「聰慧少言江應元。」跟同鄉人蔡克都知名於當時。繼承父親爵位，出任山陰縣令。
當時關中隴西屢次被氐、羌族侵擾，孟觀西進征討，親自捉住了氐族主帥齊萬年。江統深慮四夷亂華，應該防微杜漸，便作了《徙戎論》。其中說道：
蠻夷戎狄，叫做四夷，九服的禮制，地域在遠方。《春秋》的大義，內有華夏外有夷狄。由於言語不通，貿易貨幣不同，法令風俗各有差異，種類乖張特殊；有的居住在邊境之外，山河的邊區，山川河谷崎嶇險阻，與中原隔斷土壤，互相不侵犯干涉，賦稅徭役征派不到，天子年號不能施加，所以說：「天子有道，防守在於四夷。」夏禹治九州土地，西域就在次第之中。他們本性貪婪、凶悍、不講仁義，四夷之中，戎狄最利害。衰弱時就畏懼順服，強大時就侵略反叛。即使有賢聖的世道和大德的天子都不能疏通教化加以引導，不能用恩德安撫他們。在他們強盛的時候，殷朝的高宗防備鬼方，周朝的文王憂患昆夷、險狁，劉邦被困在白登，孝文帝駐軍於霸上。到他們衰弱的時候，周公姬旦招來九澤之外的貢品，太戊接納了單于的朝廷，就連元帝、成帝這樣微弱的朝代，還能讓四夷賓服。這正是已經證明了的事。所以匈奴請求守護邊塞，而侯應陳述不可；單于投降於未央宮，而蕭望之認為他不是真心稱臣。因此有道的國君管夷狄，只注意對待他們有防備，抵禦他們有常法，即使朝拜納貢，邊城上的守衛也不能鬆弛；如果寇賊強盛凶暴，也不用軍隊遠征，只希求境內安定，邊疆不侵擾而已。
等到周朝失去了綱紀，諸侯專事武力征服，以大國兼併小柄，互相殘殺消滅，邊疆不鞏固，在利害關係方面各懷異心。戎狄乘此機會，得以進入中原。有的招降安撫，借為己用。申侯與繒國、犬戎作亂，殺死周幽王；晉襄公截擊秦軍，調動羌戎助戰。在春秋之世，義渠、大荔國居住在秦晉的地域，陸渾、陰戎處在伊、洛之間，叟瞞之屬侵害到濟東，入侵到齊國宋國，欺凌到邢地衛地，南夷與北狄交相侵擾，中國戰禍如絲線一樣連續不斷。齊桓公攘除他們，保存亡國以繼絕世，北伐山戎，打開通北燕國之路。所以孔子稱讚管仲的功勞，褒獎他不使中原披髮左衽之功。等到春秋末年的戰國時代，大國強盛，楚國吞併了蠻氏，晉國翦滅了陸渾、趙武靈王穿胡服，拓開了榆中之地，秦國在咸陽稱雄，消滅了義渠之國。秦始皇兼併天下，南邊兼有百越，北方趕跑了匈奴，通五嶺修長城，出兵數以億計。雖然軍卒煩勞，寇賊橫行暴虐，然而建一世顯赫的功勞，使戎虜奔避，當時的中國不再有四夷了。
漢朝興起，建都於長安，把關中各地稱為三輔之地，就是《商書戎族，一起發動，覆沒將守，攻破城邑。鄧騭出征，結果丟盔棄甲，大敗而歸，前後相繼而起，各種戎族便興盛起來，甚至向南進入蜀漢之地，向東掠奪趙魏之國，衝擊軹關，入侵到河內。以至派北軍中侯朱隆率領五營之士在孟津抵禦羌族，十年之中，夷族和華夏俱為疲憊，直到任尚、馬賢才能攻克他們。如此為害深重，積年累月不能平定的原因，雖然是由於抵禦者沒有方略，將領沒有才能，難道不也是因為敵寇在中原發動，禍患在肘腋下面興起，陳痾重疾難以治療，瘡傷太大難以痊癒的緣故嗎？從此以後，余灰不盡，稍有時機，就又會侵擾反叛。馬賢驕縱，最終失敗，段赹馳驅戰車，從西往東。雍州的戎族，常常成為國家的禍患，中古時的敵寇，只有這個最大。漢代末年的戰亂，關中殘滅。魏國興盛之初，與蜀地分開，邊疆的戎族，分為彼此兩種。魏武帝曹丕便命大將軍夏侯妙才討伐叛亂的氐族阿貴、千萬等，後來因為丟棄漢中，於是把武都的戎族遷徙到秦川，想用此法使亂寇削弱，使國家強盛，以抵禦蜀地之敵。這大抵是權宜之計，為一時的形勢所迫，並非是獲萬世之利的辦法。現在面臨的情況，已經體現出這種弊病了。
關中土地肥沃出產豐富，田地是上上等，外加涇水、渭水灌溉鹽鹼地，鄭國、白渠灌溉相通，黍稷富饒，每畝號稱收穫一鐘，百姓的民謠歌頌富裕，帝王每每建都於此，卻沒聽說過戎狄應該在這樣的地方。他們不和我們同族，必有異心，戎狄的志向態度，不與華夏相同。如果趁他們衰弱時，遷到近郊，士人庶民相狎，欺侮他們衰弱，致使他們痛恨仇視漢人之心深入骨髓。等到他們繁育強盛時，便產生二心。憑他們貪婪凶悍的本性，挾有憤怒的情緒，等候間隙，乘著便利，便會橫行暴虐。而讓他們住在疆域之內，沒有障礙阻隔，掩襲沒有防備的百姓，掠奪曠野的積聚，所以會構成禍亂滋事騷擾，禍害將不可測。這是必然的形勢，並已驗明了的事情。當今應做的是乘軍隊強盛，各種事情尚未結束，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內的各族羌族，安撫在先零、罕千干、析支等地；遷徙撫風、始平、京兆的氐族，送出隴右，安頓在陰平、武都之境內。發放途中所需的糧食，令他們足以到達各地，各居本土本族，讓屬國、撫夷前往安頓集中他們。使戎人和晉地的漢人不雜居，各得其所，往上合乎古代夷夏有敘的禮儀，向下又是盛世永存的規矩。即使有侵犯中原的野心，一旦發生戰爭，也都遠在中國之外，山河阻隔，即使敵寇暴虐，所傷害的也不多。因此趙充國、馮子明能夠用幾萬軍隊制服諸羌使他們聽命，雖有遠征卻無戰爭，全軍獲勝，這雖然也有將帥深謀妙算，群臣運籌於廟堂的功勞，難道不也是由於華夷分開居住、戎夏有所區別，險要的邊塞容易防守，才能成就功業的嗎？
責難的人說：如今關中的戰禍，用兵二載，遠征和戍守十分疲勞，十萬軍隊疲憊不堪，外加水旱成害，連年災荒，疾疫流行，人們夭折早死。現在元兇和叛逆既已誅戮，悔過者剛剛依附，既歸順又畏懼，都心懷危懼的想法，百姓都愁苦，異士同憂慮，盼望早日安寧歇息，如同大旱之時，盼望雨露，的確應當以安樂來鎮守。可是你又要興徭役派徒卒，建功成大事，讓疲憊的徒卒，遷徙各自猜忌的敵寇，用沒有五穀之人，遷徙缺少糧食的敵虜，我擔心勢盡力屈，功業不能完成羌戎離散，思想不能統一；以往的災禍還沒來得及止息，而新的動亂又橫出了。
回答說：羌戎狡猾，擅自稱官賜爵，攻城野戰，傷害州郡長官，聚集兵卒，經歷多年。如今羌戎土崩瓦解，老幼都是俘虜，年輕力壯的也投降或逃散，像禽獸一樣離散，不能統一。你認為這些人是還挾有餘資，悔惡返善，懷念我們的恩惱德前來依附歸順呢？還是勢力窮盡，走投無路，智慧武力都已困乏，害怕我軍的誅殺才勉強如此呢？回答自然是：勢力窮盡，走投無路的緣故。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能控制他們的命運，讓他們按我們的要求進退了。樂其業者不改變職事，安其居者沒有遷徙之志。當他們自己感到危險驚懼、害怕倉惶時，才可以用兵威制服他們，使他們完全不敢違抗。趁他們死亡流散、遠離故土尚未聚集，與關中的百姓、戶戶都是仇敵時，才可以遷徙到遠地居住，讓他們心裡不懷戀鄉土。聖賢考慮大事，在事情未發生時去籌劃，在未亂之前治理，道不顯著而太平，德不顯赫而成功。其次是能轉禍為福，把失敗轉為成功；遇到困難一定克服，遇到厄運一定度過。現在你遭遇壞事的結果，卻不考慮在開始就改制，吝惜換車軌的辛勞而仍走覆車的車轍，是為什麼呢？再說關中有一百多萬人口，大致計算其人口，戎狄占一半，無論是安排居住還是遷徙，必須有口中食物。若有貧困的人糧食不能接繼，便要用盡必中的糧食來養活保全他們，一定不要出現把他們推向溝壑而讓他們侵擾掠奪的事情。現在我們遷徙他們，輾轉運糧才能供養他們，讓他們依附種族，自己贍養自己，秦地的人民便能多得到另一半穀物，這等於是用公糧接濟遷徙之人，用積糧供給留居之人，既緩解了關中緊張局勢，又除掉了盜賊產生的本源，既除去了平時的糧食損耗，又建立了長年的利益，如果害怕一個小小舉動的辛勞，因而忘記了永遠安逸的弘大計策；憐惜日月的煩苦，而留下累世的敵寇，這不是人們所說的開通萬物成就事業、創立基業留傳後代，為子孫謀劃的好辦法。
并州之胡，原本是匈奴最兇惡的敵寇。漢宣帝劉詢之世，他們飢寒交迫，國內四分五裂，後來合併為二支，呼韓邪便衰弱孤危，不能養活自己，依仗塞下居住，歸順依附。建武年間(25～56)，南單于又來歸降順附，於是讓他們進入邊塞，居在大漠之南，幾代以後，又總是叛亂，所以何熙、梁堇屢次出兵征討。中平年間(184～189)，由於黃巾起義，徵調他們的軍隊，其部眾不同意，殺其首領。於是於彌扶羅向漢朝求援，以征討其叛賊。回為正值喪亂之世，於是敵人便乘禍亂而興起，擄掠趙魏，侵犯到黃河以南。建安年間(196～219)，又讓右賢王去卑為人質引誘呼廚泉，讓他們部落散居在六郡。鹹熙之際(264～265)，因有一部太強大，分為三率。泰始初年(265)，又增為四率。在這時劉猛在國內叛亂，勾結國外敵寇。近來郝散的動亂，在谷遠發起。現在匈奴的五部之眾，達到數萬戶，人口之多，超過了西戎。他們天性驍勇，而弓箭馬匹的便利，又是氐羌的一倍。若有不測風雲的憂慮，那麼并州一帶可以說是令人寒心。滎陽的句驪族本來居住在遼東的塞外，正始年間(240～248)，幽州刺史毋丘儉討伐叛賊，遷徙了他殘餘的族人。開始遷徙時，只有一百多戶，子孫繁衍生息，現在已數以千計，數代之後，必定會昌盛。現在百姓失業，尚且逃亡反叛，犬馬肥壯，便會互相吞噬，何況夷狄，能不隨時作亂嗎？只是在他們微弱的時候，勢力不夠罷了。治理國家，憂患不在於貧窮而在於不平均，擔心不在人少而在於不安定。以中國的廣大，士民的富庶，哪用把夷虜留在國內，然後才人口充足呢？這些人都可以發令派遣，讓他們回到本土，以安慰他們羈旅在外懷念故里的情思，解除我們華夏民族的小小憂患。惠及中國，安撫四方，德澤延及永世，這才是長久之計。
武帝未能採納他的主張。後來不到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佩服他深遠的見識。
遷任中郎。選司任江統的叔父江春任宜春縣令，江統於是上疏說：「先例，父親和祖父與所任官職同名的，都應改派，而沒有自身與官職同名，卻不在改派之列的。我認為父祖改選，大抵是為臣子開的，而不是為他們自身。自身名字所加，也施加給臣子。輔佐的官吏徒屬，早晚做事，官位名號，講話所要稱呼的，如果按實去說，就會違背經典為尊者之名避諱的禮義；如果言辭曲折迴避，就是廢棄官職擅自觸犯憲制。現在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之多，士人之富，卻使受到聖朝寵幸，出任官吏的人，讓手下官吏不能表述他的官稱，子孫不能說出他的位號，所以對上為了尊敬君父，對下為了臣子，體例不通。如果改換個人名字以避官職之名，就違背了《春秋》上所謂不奪的禮義。我認為個人名字與官職名稱相同的，應當與觸犯父親祖父名諱的體例相比，這樣體例周全，在道義方面更弘大。」朝廷依從了。
轉任太子洗馬。在東宮幾年，很被皇帝親近禮待。太子時常缺少朝見之禮，又奢侈浪費過度，各種禁忌也很多，江統上書勸諫道：
「我聽說古代做臣子的，入朝想著盡忠，回家想著補過，獻出可行之計，廢棄不可行之事，拾遺補闕。因此國君能夠舉止沒有錯誤的行為，說話沒有錯誤言論，發出德音，揚名於後世。我等比不上古代賢臣，不敢說有補正，只是想竭盡愚鈍的誠心，謹陳述以下五件事，只希望你看一遍，兩遍，稍稍詳察並採納。
「第一件事是：六種善行的意義，以孝為首，虞舜的德行，也是以孝著稱，所以太子把早晚侍君父膳食當作職責，左右侍候十分周到。周文王當太子，可算是厚於侍奉親人的了，所以能獨享三代的美譽，成為百王的宗主。近來天子聖體屢有疾患，而你多次沒有入朝侍奉，遠近觀者聽者，不能詳知其中緣故，以至產生疑惑。我希望殿下你即使有些苦楚，只要能勉強扶持，就應當自我勉勵。《易經》上說：『君子終日乾乾。』就是說要努力自強不息。
「第二件事是：古代的國王雖然有聰明聖哲的資質，還必須有輔弼之臣的幫助和引導，所以虞舜靠五臣興盛，周文王以四友興隆。到周成王當太子時，則有周公和召公當師傅，史佚昭明文章，所以能早早地接受聖道，弘揚大業，刑法設置而不使用，美名廣為傳播。我想殿下你是上天授予的英俊之才，聰明聖鑒極其通達，我認為還應按時發佈聖令，宣揚德音，並向保傅咨詢，訪問陪侍之臣，會見賓客，這樣阻塞不通的事情就迅速互相溝通了。殿下你的美德也會大放光明。像這樣，則高朗的風範遮蔽前人，良好的法度永為後代楷模。
「第三件事是：古代的聖王沒有誰不以節儉為美德，所以帝堯稱揚柞木椽子，茅草屋頂，夏禹稱揚簡陋的宮室粗糙的衣服，漢文帝劉恆親自穿黑色的粗布衣，腳穿草鞋，自己率先節約萬物，政治太平，活著是明王，死後能夠被祭祀。諸侯中厲行節約的人，如魯僖公因節費用，名聲列在《雅》、《頌》篇中；蟲分冒蓽路藍縷，因而張大楚國。士大夫中厲行節約的人，文子在魯國當相，而他的妾不穿絲帛；晏嬰在齊國當相，鹿皮衣破了不補，也能夠匡正國君，整治風俗，使國家和私家興隆。平民厲行節約的人，顏回以一筐盛飯，一瓢飲水，傳揚美好的名聲；原憲以蓬門陋室，傳揚清明的品德，這都是聖主明君賢臣智士所履行的。所以能夠懸美名如同日月，永垂不朽大抵都是節儉之福。等到末世，因為奢侈而失誤的，帝王中就有的建瑤台瓊室，制辦玉杯象牙筷，膳食中有熊掌豹子胎，沉溺於酒池肉林之中。諸侯奢侈的，有人漆紅色楹柱、雕刻方椽，食物徵集百牢。大夫中有的佩帶飾有瓊玉和玉纓的皮帽，百姓中有人擊鍾而會，列鼎而食。如此奢侈，沒有誰不是亡國喪宗，家破人亡，惡名昭彰，成為後人的鑒戒。我聽說你的後園刻縷裝飾用金銀、雕刻裝飾用犀角象牙；雕飾的宮室精巧，考核日益精進。我等認為現在四海廣大，萬物豐富，以今天比擬古代，還不算奢侈。但是上之所好，下面必定跟隨，因此居上位的人一定要慎其所好。從前漢光武皇帝劉秀的時候，有人獻上千里馬和寶劍，他讓千里馬駕載鼓的輕車，把劍賜給騎士。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時有人獻上雉雞頭羽所做的皮裘，他便下令讓有司在街上燒了它。盛世的君主，不崇尚珍奇之物，所以能糾正天下的風俗，為天下的民風作出榜樣。我等認為雕畫宮室應該減省，後園的雜役勞作，全都罷除遣返，以便肅然清靜，從容地致力於道德修養，那麼日益樹新風的美譽就會光耀四海了。
「第四件事是：以天下供養天子一人，以萬里之地供養諸侯，所以王侯享用的各種衣食捐稅，公卿士大夫所獲得的各種爵位俸祿，沒有哪一樣不充足。因此士農工商這四種職業不相混雜。交易往來，互通有無，是庶人的職業。《周禮》上的大市、朝市和夕市，早晨的市場是百姓交易，晚上的市場是出售貨物的小商販交易。低價買進高價賣出，販賣蔬菜瓜果，獲得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盈利，以救旦夕之命，這是貧民中最貧賤的人。樊遲是個匹夫，請求學習種菜，孔子不答應；魯國大夫臧文伸讓他妾織蒲席，又被人譏諷為不仁；公儀子在魯國當相，便拔掉了他園中之葵，這是說食俸祿的人不跟貧賤的人爭利。秦漢以來，風俗變得衰微，尊貴的公侯，沒有誰不去種植園圃田地，坐收市井的利益，漸漸恣肆放縱，還不以為恥，如此違背古道，的確值得慚愧。現在的園內賣葵菜，籃子、雞、面之類，敗壞國體，貶低損害了美好的名聲。
「第五件事是：我私下見到禁止動土，以致人們不能修繕房屋翻蓋瓦屋。我認為這樣做既違背了典章舊義，又因為拘泥小的忌諱而廢棄了弘大的正道，應當廢除，對事更合適。」
朝廷認為很好。
等到太子被廢除，遷徙到許昌，賈後告誡有司不准宮廷大臣送行。江統與宮中大臣犯禁到伊水，在道邊與太子告別，十分悲傷。都官從事把江統等人全部收捕交付河南、洛陽監獄。交付郡獄的人，海南尹樂廣都遣散釋放了，囚繫在洛陽的人還沒釋放。都官從事孫琰勸說賈謐道：「之所以廢棄太子，是因為他作惡的緣故。東宮的舊臣冒著犯罪的危險去參拜告別，在路邊流淚送行，不怕殺頭，便更表明了太子的美德，不如放了他們。」賈謐告訴洛陽令曹攄，因此都免了罪，到太子死後，改葬太子，江統作誄敘述悲哀，被世人所推重。
後來當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司馬礒的軍事。司馬礒驕縱昏聵將要失敗。江統犯顏直諫，文多不收錄。遷任廷尉正，每次州郡有疑難案件，他都從輕斷處。成都王司馬穎請他當記室，多所諷喻進諫。為陸雲兄弟辯護，言辭很切直盡理。後因母親的喪事離職。守喪期滿，任司徒左長史。東海王司馬越做兗州牧，任江統為別駕，把該州之事委託他處理，司馬越給江統的信中說：「從前王子師在豫州任職，還沒下車，便徵用了荀慈明；下車後，又徵用了孔文舉。你所在州的人士中有能應此徵召的人沒有？」江統推薦了高平人郗鑒為賢良，陳留人阮修為直言，濟北的程收為方正，當時人認為他很瞭解人。不久陞遷為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統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310)，為躲避禍亂逃奔到成皋，病死在那裡。他所製作的賦頌表奏都傳到後世。代有兩個兒子：江錋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