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傳、楊阜傳、高堂隆傳）
辛毗傳，辛毗，字佐治，穎川陽翟人。他的祖輩於建武年中從隴西東遷而來。辛毗和哥哥辛評追隨袁紹。
操任司空時，徵聘辛毗，辛毗未應。後來，袁尚在平原進攻他的哥哥袁譚，袁譚派辛毗找曹操求援。曹操正要征討荊州，軍隊駐紮在西平。辛毗見到曹操，轉達了袁譚的意圖，曹操十分高興。過了幾天，曹操改變想法決定先平定荊州，讓袁氏兄弟相互猜忌。幾天以後，曹操設宴款待，辛毗見曹操臉色不對，知道有變，於是把這些情形告訴了郭嘉。郭嘉又轉告給曹操。曹操問辛毗：「袁譚可信嗎？袁尚一定能被打敗嗎？」辛毗回答說：「識見之人不必問信與詐的問題，而只需論其形勢。袁氏兄弟，相互殘殺，現在的問題不是說他人可乘虛而入，而是應合併青冀二州為一體，則可乘勢平定天下。而今袁譚向您求援，其勢可想而知。袁尚見袁譚困頓，卻不能攻取，說明袁尚的勢力也不強大。對外進攻不利，內部謀臣不和，互相殺伐，兄弟相爭，國一分為二。
連年征戰，士兵鎧甲裡生了虱子，加之遇上旱災和蝗災。饑荒臨頭，國庫空虛，行軍打仗，士兵身上也無乾糧，真是天災人禍。不管是智者還是愚者，誰見了這種情形，都知道他們會土崩瓦解。這是上天要袁尚滅亡啊！兵法稱，沒有糧食，即使有堅固的城堡和精銳的武裝，也不能取勝。而今若攻打鄴城，袁尚不回師解救，他自己就守不住；若回師解救，則袁譚又緊跟其後。以您的聲威，迎擊窮困疲憊之敵，就如秋風吹落葉一般容易。上天把袁尚這塊肥肉賜給您，您不取食，反而卻要攻打荊州。荊州富饒安樂，國內未有危險的變故。仲虺曾說：『攻取亂亡之地。』而今二袁不考慮未來，而是自相殘殺，此即所謂『亂』；居住城裡的人，行軍在外的人都沒有糧食，此即所謂『亡』。二袁朝不慮夕，人心惶惶。這時您不去安撫，還想等待來年。可來年如果收成好，他們也自知面臨危亡，從此改邪歸正，修行道德，您就失去用兵的機會了。而今您應順應袁譚的請求而給予安撫，這對您來說是最有利可圖的事了。再說，四方的寇賊，沒有超過河北的了。若河北之地能平撫下來，那麼六軍必然強盛，天下必然震恐。」曹操首肯道：「說得對！」於是同意袁譚的請求，屯兵黎陽。第二年攻打鄴城，大獲全勝。上表薦辛毗為議郎。魏文帝曹丕即位，任辛毗為侍中，賜以關內侯的爵位。當時朝議修改正朔問題。辛毗認為，曹魏遵循的乃舜、禹禪讓的傳統，順乎天意，大得民心。至於商湯、周武，靠武力打得天下，因此才面臨著改正朔問題。
孔子說：「依據夏朝的時辰。」《左氏傳》曰：「夏朝曆法合乎正統的天數(正月一日為一年之首)。」何必要向相反方向修改呢？曹丕認為有道理，就不再議及修改正朔的問題了。曹丕想把冀州的十萬戶人家遷移到河南，用以充實其地。當時連年蝗災，百姓飢餓困頓，在這種情況下，群臣認為移民不妥。但曹丕仍堅持己見。辛毗與朝臣都要求拜見皇帝。曹丕知道他們又要來勸諫，便極為嚴肅地召見了他們，群臣反倒都不敢吱聲。辛毗說：「陛下要移居士民，何以生出此想法？」曹丕說：「難道你認為我的移民政策不對嗎？」辛毗說：「確實不妥。」曹丕說：「我不跟你討論此事。」辛毗說：「您並不認為我是無能的，所以把我置於您的身邊，專管出謀劃策，又怎能不跟我共議此事呢？我所說決不是圖私利，而是為國家著想啊。您為何發那麼大的火呢？」曹丕置之不理，站起來要進裡屋。辛毗跟著走，又拉著曹丕的衣袖。曹丕用力甩開辛毗的手，不再回頭，惱怒地闖進裡屋。過了很久，曹丕才出來，說：「辛毗，你抓我的衣服為何如此急切呢？」辛毗說：「如果大舉移民，既失去民心，又沒有糧食來供給他們。」曹丕於是決定只遷移五萬人家。辛毗曾跟隨曹丕射殺山雞。曹丕說：「射山雞是件令人快樂的事。」辛毗說：「射山雞於您倒是十分快樂，可於我們大臣則是份苦事。」曹丕默然不語。以後就很少出來打獵了。
上軍大將軍曹真在江陵征伐朱然，辛毗任軍師，班師後，辛毗被封為廣平亭侯。曹丕想調動大軍討伐東吳，辛毗勸諫說：「吳楚之人，很難駕御。以道德取勝，他們自然臣服；如果道德衰敗，他們自會叛離。這種情況並不始自今日，古人就把他們視為心腹大患。而今陛下擁有天下，那些對您不敬的人，能長久麼？從前南越尉佗稱帝，公孫述號稱天子，結果時間不長，要麼臣服，要麼被殺。為什麼呢？違背大道，所以不會長久保全。如有大德，沒有誰不心悅誠服的。而今天下剛剛有所平定，土地空曠，人口稀少。一般情況下，如果要出軍討伐，朝廷必須謀略在前。就這樣，到出兵時還是要心懷憂慮，恐怕考慮不周，而今連這個起碼的工作都未辦理，我認為，實在無法取勝。先帝不止一次興師動眾，但每次只是打到江邊就返回。而今，軍隊並沒有比過去增多，但還要出師，是不易取勝的。
上策應當是，依照范蠡的辦法，修養生息，讓百姓安居樂業；依照管仲的成法，治理國事；再傚法趙充國的屯田方法，申明孔子的安撫遠方的政策。如果這樣，十來年以後，現在的強壯之人，那時仍年輕力壯，兒童也已長大，到時人都可以參戰，百萬居民，都深明正義，官兵都竭力為國奮戰。這時用兵，則無往不勝了。」曹丕說：「依你之見，難道還要把敵人留給我們的子孫去消滅嗎？」辛毗回答說：「以前，周文王把商紂留給周武王消滅，他是深知時勢的。如果時勢不利，是可以容忍一時的。」曹丕不聽，還是率眾伐吳，結果到了江邊，就返回了。魏明帝即位，封辛毗為穎鄉侯，食邑三百戶，當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極得明帝的寵信，專斷朝政。諸大臣都想方設法與之聯絡，只有辛毗不與他們二人來往。辛毗的兒子辛敞勸道：「而今劉、孫主管朝政，眾人巴結惟恐不及。您還是稍稍有所屈尊，和光同塵，要不然他們一定該誹謗您了。」辛毗嚴肅地說：「當今皇帝雖然說不上聰明，可也不是個昏庸頑劣之輩。我立身行道，自有自己的標準。就算是我與劉、孫二人不和，頂多不讓我做三公而已，還能有什麼危害！哪有大丈夫為了三公的頭銜而摧毀自己的氣節呢？」冗從僕射畢軌上表說：「尚書僕射王思是個很勤奮精明的舊臣，但是他的亮節計謀比不上辛毗，應讓辛毗取代王思的職位。」明帝為此事詢問劉放、孫資。
二人說：「陛下任用王思，就是因為看中了他的實幹精神，不看中虛名。辛毗確實有高風亮節，但性情剛直專斷，陛下應慎重考慮。」結果沒有起用辛毗為尚書僕射，而是出任衛尉。明帝大修宮殿，百姓勞苦。辛毗上疏勸諫道：「我聽說諸葛亮講武治軍，孫權到遼東買馬，似乎要擴充實力。隨時作好準備，以防不測，這是古來就稱道的善政。而今大興土木，加之連年糧食歉收。《詩經·大雅》有這樣的詩句：『勞民傷財，危及小康之民。如能安撫京城的士民，四方之民也就平靜相安無事了。』願陛下以國家為重。」明帝回答說：「東吳、西蜀還未消滅，這裡則大興土木，正可以給那些邀取名譽而敢於直諫的人提供機會。帝王的首都，應當讓老百姓分擔責任，共同修築，省得後世再勞民傷財。這是蕭何為漢朝國都規劃的基本策略，而今你是朝中重臣，應當理解這點。」明帝又想削平芒山，在上面建造高台樓觀，站在那裡可以望見孟津。
辛毗上諫說：「天地有其本來的面貌，該高的讓它高，該低的讓它低，而今反其道而行之，既不符合天理，又勞民傷財，民眾苦不堪言。再說，如果大河氾濫，洪水為害，丘陵都夷為平川，還怎麼防禦它呢？」明帝這才罷手。
青龍二年(234)，諸葛亮率軍出擊渭南。在此之前，大將軍司馬懿反覆請求出兵與諸葛亮作戰，明帝不允許。這年惟恐阻止不了司馬懿，於是任命辛毗為司馬懿的軍師。全軍肅然，沒有人敢違抗命令。諸葛亮死。辛毗還朝，又任衛尉。死後，追諡肅侯。兒子辛敞繼承爵位，鹹熙年中(264～265)，辛敞為河內太守。
楊阜傳，楊阜，字義山，天水冀縣人。任州從事時，為涼州牧韋端所派，到了許昌，被任命為安定長史。自許昌回來，關右各位將領問他袁紹和曹操誰會勝利，他說：「袁公寬緩，但辦事優柔寡斷，雖有計謀，由於不果斷，所以沒有威信，而且常常失敗。現在雖然勢力強大，然終究不會成就大業。曹公雄才大略，堅決果斷，法律嚴明，兵強馬壯，任用奇才，使其各盡其能，故一定能成就大業。」他並不想任長史官，就辭職了。韋端又徵召他為太僕。韋端兒子韋康任刺史，又徵召他為別駕。被舉薦為孝廉，在丞相府供職。州里上表把他留在州里參謀軍事。馬超在渭南戰敗後，逃到邊塞胡人那裡，曹操追剿到安定，蘇伯又在河間反叛，曹操要率軍東還。這時，楊阜正作為使節在曹營，對曹操說：「馬超有韓信、黥布的勇猛，極得羌、胡等少數民族的擁戴，西部邊境的人都敬畏他。如果您的大軍回師後，不作周密準備，隴上諸郡恐怕就不再為國家所有了。」曹操深表贊同，但軍隊撤離得倉猝，沒有來得及作周密的佈置。馬超便率各部胡人首領帶兵攻擊隴上諸郡，各郡紛紛響應，只有冀城一郡堅持固守。馬超集中隴右的全部兵力，張魯又派大將楊昂協助馬超，大約萬餘人攻城。楊阜率領官員和宗族子弟中能打仗的千餘人，又讓從弟楊岳在城上修築偃月營，與馬超苦戰。從正月到八月，死守城關，救兵不至。州里派別駕閻溫沿水路逃出求援，結果被馬超殺害。刺史、太守大驚失色，開始考慮向馬超投降。楊阜流淚勸諫說：「我率父兄子弟以節義相鼓勵，死守不降，田單死守，還沒有如此堅固呢！而今放棄馬上就要建立的功名，給自己蒙上不義的罪名，我願以死相守。」於是號啕大哭。刺史、太守最終還是派人求降，打開城門讓馬超進來。
馬超進城，把楊岳抓起來，又讓楊昂殺死刺史和太守。楊阜內心懷著復仇的志向，只是一時尋不著機會。不久楊阜告假，請求埋葬亡妻。楊阜的外兄姜敘屯兵歷城。楊阜從小在姜敘家長大。他見到姜敘和敘母之後，敘說了冀城陷落的經過，悲泣不已。姜敘說：「何以如此悲慟？」楊阜說：「守城卻又守不住，君長已死而不能同命，我還有什麼臉活著呢？馬超背叛父輩，背叛國家，燒殺將士。這何止是我個人怕受人指責，全州士大夫都要蒙受恥辱。您帶兵專管一方卻沒有討殺賊逆之心，這正是史書上所說的『趙盾弒其君』的情形。馬超雖強，卻無視信義，部下矛盾重重，所以打敗他並非很困難。」姜敘的母親很感慨，敦促姜敘聽從楊阜的勸說。定下計謀後，又與同鄉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等聯絡結盟，共同討伐馬超。又派從弟謨到冀城告訴楊岳內情，並聯絡了安定的梁寬，南安的趙衢、龐恭等。盟誓以後，於建安十七年(212)九月，楊阜和姜敘在鹵城起兵。馬超聞訊後親自率兵出擊。趙衢、龐恭等救出楊岳，關閉冀城大門，抓住馬超妻兒。馬超襲擊歷城，抓住姜敘的母親。姜敘母親罵道：「你是個背叛父親的逆子，你是殺害君長的叛賊，天地不容，還不早死，還有什麼臉見人！」馬超大怒，殺死姜敘母親。楊阜與馬超作戰，五處受傷，宗族兄弟死了七人。
馬超南逃，投奔張魯。隴右平定，曹操封賞討伐馬超的功臣，封侯者十一人。楊阜為關內侯。楊阜推辭說：「我楊阜沒有保護好州君性命，他們死後，我也沒有盡節報孝。在道義上我應被罷黜，在法律上我應被誅殺。馬超又沒被殺死。我實無權再受爵祿。」曹操說：「你與君臣共創大功，西部百姓至今掛在嘴邊，作為美談。子貢辭讓封賞，孔子認為不妥。你盡心報國可嘉。姜敘的母親勸姜敘早日起兵，實在是明智之舉，楊敞的妻子也不過如此。實在賢能！實在賢能！有良史記錄忠義，是不會忘記你們的節義的。」曹操征討漢中，任楊阜為益州刺史。回洛陽後，楊阜又被任命為金城太守，還未去赴任，又被轉任為武都太守。
武都臨近西蜀，楊阜請求依據龔遂的老辦法，僅僅採取安撫政策。這時劉備派張飛、馬超等從沮道逼近下辯，氐族雷定等七個部落響應馬超。曹操派都護曹洪抗擊馬超，一舉擊退馬超的進犯。曹洪大擺酒宴，讓歌女穿著很薄的衣服踏鼓，在場的人大笑。楊阜嚴厲斥責曹洪說：「男女有別，這是國家的大節，怎麼能在大庭廣眾面前讓女人裸露形體！即使夏桀、商紂的敗亂，也不及如此。」於是憤然辭出。曹洪馬上下令女伎停演，又請楊阜還座。在場的無不肅然起敬。劉備攻取漢中，逼近下辯。曹操考慮到武都距敵人太近，想把百姓遷移至內地，但又怕當地官兵眷戀故土。楊阜很有威望，遷移工作極為順利，遷居到京兆、扶風、天水等界內的，多達萬餘戶。治所移到小槐裡，百姓扶老攜幼相隨而行。楊阜做太守僅抓大事，下屬也不忍心欺騙他。魏文帝曹丕問侍中劉曄等人：「武都太守怎麼樣啊？」大家都一致稱讚他是德才兼備的人。還未來得及重用，曹丕就死了。楊阜在郡職呆了十幾年，才被召任為城門校尉。楊阜經常看見魏明帝戴著繡帽，穿著半袖的縹綾衣服。他就問明帝：「這是行的什麼禮儀呢？」明帝默不作答，但是後來不按禮法穿朝服就不敢再見楊阜。遷任將作大匠。魏明帝大興土木，選美女以充後宮，還不斷出宮到禁囿中巡獵。這年秋天，一場大雨，加上罕見的雷電，竟劈死很多鳥雀。楊阜上書說：「我聽說君主聖明，群臣都敢直言不諱。唐堯、虞舜都是聖明的君主，他們公開叫群臣提意見，征聽勸諫。
大禹多創功業，而自己的宮室卻很窄小；成湯王遇上旱災，把責任歸在自己身上；周文王用禮法感化妻子，漢文帝崇尚節約，著布衣。所有這些，都是能聽取好的建議，為子孫後代謀慮的舉動。臣願陛下能奉行武皇帝開拓的偉業，恪守文皇帝始終如一的傳統，向古代聖賢的善政看齊，力避末代帝王放蕩亡國的惡政。所謂善政，即指崇尚節約，重視百姓的生產；所謂惡政，即指隨心所欲，任意而為。臣願陛下細心考察古代治世所以明達、古代末世所以衰弱以至滅亡的歷史原因，對於近代如漢末的巨大變故有所省悟，就可以引起警惕了。假使漢桓帝和漢靈帝不廢棄漢高祖的法則以及文帝、景帝的恭儉品節，那麼即使我太祖曹操再英明偉大，也無施展才能的機會。而陛下哪還有機會位居帝王呢？當今吳、蜀還未平定，在外還有大軍，願您要三思而後行，進宮出宮要慎重。以古代的成敗來作為治理朝政的借鑒，說來容易，但確實關係到成敗大事。剛剛下過大雨，暴死的生靈很多。雷電如此厲害，以致擊死麻雀。天地神明，把帝王作為它的兒子。凡是政治有所失當的，它就會降災譴責。應該深刻反省自己，這是聖人的教導。願陛下在事前就早做思考，在事情初露端倪時就謹慎對待。傚法漢孝文帝讓漢惠帝的後宮佳麗出去嫁人的辦法，把剛選進的美女放出宮去。不久前徵入宮的小女孩，我聽說不太溫馴，應該作長遠打算。
建宮室和製作器物，一定要本著節約的原則。《尚書》說：『九族和睦，萬國也就協和了。』凡事應考慮周全，拿出妥善的方法，精心計劃，以便節省費用。如果能平定吳、蜀，則君民同樂。如此以往，祖先也會歡心，堯舜恐怕還得妒嫉呢！今後應開啟信義於天下，安撫百姓，用以昭示邊遠之人。」當時雍丘王曹植怨言深重，認為各藩王之間，城府太甚，所以楊阜又上書，略陳九族親戚的大義。魏明帝下詔回報楊阜說：「看過密表，先是陳述古代明王聖主業績，用以諷刺..政，言辭懇切，心地坦誠。我退思補過，將有所匡正，會悉心考慮的，你能苦言衷告，我尤為讚許。」後來遷任少府。這時大司馬曹真率兵伐蜀，因天遇大雨，不得前進。楊阜上疏說：「從前周文王時有赤烏出現，是種好的徵兆，但他憂慮得時至黃昏還顧不上吃飯。武王伐紂時，有白魚跳進船裡，君臣都為之變色。行動時有吉祥徵兆出現，他們尚且憂慮不已，更何況有災異情況，怎能不恐懼呢？而今吳、蜀未平，而天災不斷，陛下應當深以反省，專精應答，側席而坐，用以昭示德行，對內則崇尚節儉。大軍剛剛出發就遇上大雨，被阻隔停留在艱險的崇山峻嶺之中，已經有很多天了。轉運糧草很艱辛，負荷重，費用特多，如果不能提供後繼，一定事與願違。《左傳》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然將大軍在山谷中困著，進退不得，這不是用兵之道。
武王見白魚跳船而還師，殷商最終還是被滅掉，因為武王知道天意。而今年歉收，百姓饑苦，應發佈告示，減少宮庭中食物和衣服的花銷，技巧珍玩之物，都可以免掉。從前邵信臣生活在太平時代，但還是奏表，要求減省多餘的食物。而今軍用不足，更應節儉。」明帝下詔讓各路大軍班師回朝。後來皇帝下詔，讓大臣議論哪些政治措施不便於民。楊阜認為：「好的政治在於任人唯賢，使國家振興的根本在於發展農業。如果置賢於不顧，只用自己的親信，這是最壞的政治。如果大興土木，修建寬敞的宮殿，高高的台榭，妨害人民正常的勞作，這是傷害農業生產的。那些工匠不務正業，而是競作奇巧，以迎合皇帝的私慾，這是最為危害國家的根本的。孔子說：『苛政猛於虎。』當今官吏不論雅俗與否，治理國家的時候都不瞭解統治的基本原則，只是喜好煩瑣和嚴厲，這是最為亂民的辦法了。當務之急是要根除上文提到的『忘治、害農、傷本、亂民』的四個弊端，昭示於公卿百官與各州郡及藩國，推舉賢良方正、樸實敦厚的士子，這是求取賢人的一個重要辦法。」楊阜又上書要求那些失寵宮人出宮，於是召集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御府吏恪守過去法令說：「這是秘密，不能洩露。」楊阜大怒，對這個官吏處以杖打一百的懲罰，並訓斥說：「國家從不把九卿排在國家機密之外，難道還有讓小吏知道的秘密，而不讓九卿知道？」明帝聞訊後更加敬畏楊阜了。明帝的愛女曹淑，不幸夭折。明帝哀痛不已，追封她為平原公主，在洛陽專為她修廟，把她埋葬在南陵。明帝要親自送喪，楊阜上疏說：「文皇帝、武宣皇后死時，陛下都未送葬，因為以國家為重，以備有變。為什麼為一個小孩去送葬呢？」明帝沒有聽從。
明帝在許昌營建新宮，又在洛陽修建宮殿觀閣，楊阜上疏說：「堯居茅屋而天下安居，禹住低宮而百姓樂業。古代聖帝明王，沒有人為自己建造高大華麗的宮殿而勞民傷財的。夏桀修築璇室、象廊，商紂建造傾宮、鹿台，結果亡國喪身。楚靈王因為修築章華台，結果身受其禍；秦始皇營造阿房宮，結果殃及兒子，天下背叛，帝位僅傳到二世就亡國了。凡是不顧惜老百姓只圖自己快活的人沒有不自取滅亡的。陛下應當傚法堯、舜、禹、商湯、文王、武王，吸取夏桀、殷紂、楚靈、秦始皇的教訓。高高在上，當修德行。
要謹慎地守護王位，才能繼承祖業。否則，巍巍皇權，岌岌可危。不早晚警惕，撫恤臣民，仍自我逸樂，崇尚華麗的宮室，則必有顛覆危亡的災禍。《周易·豐卦》說：『蓋起大屋，遮蔽家人，從外望進去，好像沒人。』大王應以天下為家，說大屋無人，這是災禍的徵兆。而今吳、蜀二賊聯合，危害國家，十萬大軍，東西奔走，邊境無安寧之日。農民不能從事生產，面有饑色。陛下不憂慮這些大事，而是大興土木，無休無止。如果國亡而我們大臣都能活下來，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但是君王為首領，大臣為肢體，存亡一體，生死與共。《孝經》說：『天子有敢於直諫的大臣，只要七人，那麼即使他治國不當，也不會失去天下的。』我雖然愚笨怯弱，但又怎敢失為臣的本分呢？言語不切直，就不能感動陛下。如果陛下不聽勸告，恐怕祖先打下的天下會敗亡的。假如讓我身死，而能對國家有所補益，那麼，我雖死猶生。我這是在敲著棺材勸諫，等待殺戮。」明帝為他的忠言所感動，親筆寫詔書作答。每當朝廷會議大事，楊阜總是侃侃而談，以天下為己任，反覆諫諍，明帝不聽，於是他反覆乞求辭職，未得允許。楊阜死的時候，家裡沒有多餘的財產。孫子楊豹繼嗣。
高堂隆傳，(附棧潛傳)高堂隆，字昇平，泰山平陽人，魯國高堂生的後代。少年時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為督郵。郡裡的督軍和薛悌爭強，直呼薛悌名而訓斥他。高堂隆按劍怒斥督軍說：「從前魯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高階；趙王彈奏秦箏，藺相如奉瓦缶讓秦王演奏。當著臣下面而直稱君名，按禮儀該責罰你。」督軍大驚失色，薛悌也趕緊制止。後來，高堂隆辭職，來到濟南避難。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任命他為丞相軍議掾，後來當過歷城侯曹徽的文學，轉而為曹徽的國相。曹操死時，曹徽不哀痛，反而四處遊獵。高堂隆嚴厲勸諫，盡到了輔佐侯王的職責。
黃初中(220～226)，任堂陽長，後為平原王曹睿太傅。曹睿即位，即魏明帝，任命高堂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明帝登基伊始，群臣認為應大擺筵宴。高堂隆說：「唐堯、虞舜有極靜之癖，殷高宗有不言之癖，因此德行深厚，光被四海。」認為不宜大擺筵宴。明帝敬重地採納了他的意見。後任陳留太守。牧民酉牧，七十多歲，有品行，召引為計曹掾，明帝賞識他，特別又任命為郎中，以為顯寵。後高堂隆任散騎常侍，被賜關內侯。
青龍中(233～237)，大興土木，取回長安大鐘。高堂隆上疏說：「從前周景王不沿遵文王和武王的德行，不理會周公旦的制度，既鑄造了大錢，又建造大鐘。單穆公勸諫也不聽，泠州鳩批評也不理會，迷途不返，周朝國運因此而衰弱，這些都記錄在史，作為永久的借鑒。但是，今天一些小人，喜歡敘說秦漢的奢侈靡麗的生活，用以迷惑您，求取大鐘這樣的亡國之器，勞民費時，有傷於德政，這是自取亡國，並不是振興禮樂、確保神明美好的途徑。」這天，明帝巡視上方，高堂隆與卞蘭從行。明帝把高堂隆表交給卞蘭，想為難高堂隆，說：「興衰在於政治，跟音樂有什麼關係，政治之退化，怎麼能是鐘的罪過呢？」高堂隆說：「禮和樂是政治生活的大事。所以簫韶演奏九次以後，鳳凰飛來，擂鼓六遍，天神下降，政治所以穩定，刑法得以實施。這是和順的最好例證。新聲瀰漫，商辛隕命；大鐘鑄成，周景王衰敗，都起因於此，怎麼說與政治的興衰不相關聯呢？您的一舉一動都要記載在史書中，這是歷來的規則，如果您的行為不合常道，怎麼向後人作出表率呢？聖王願意聽取下人批評他的缺點，這是勸規補過的正途；忠臣願意盡心盡職，所以才能為了君王而奮不顧身地勸諫。」明帝認為說得有理。後來遷任侍中，還兼領太史令。崇華殿遭火災，明帝下詔問高堂隆：「這是什麼災禍呢？按禮節，該有祈禳之義嗎？」高堂隆說：「所有的災禍，都是向人們展示誡告。只有修行禮義與品德，才能戰勝災禍。《易傳》說：『上不節儉，下也不會節儉，所以會引來大火。』又說：『如果君王大修高台，天火作災。』這是因為君長只知道修繕宮室，不知道百姓的困苦，所以上天應之以乾旱，火災從高殿而起。上天提出鑒誡，讓災異告訴陛下：陛下應該尊崇人道，愛惜民力，以順天意。從前，太戊時桑谷生在朝廷，武丁時，..雉落在鼎器上。他們都視之為災異，感到恐懼，進而修治德政。三年以後，遠方的部落也來朝貢，所以稱他們為中宗、高宗。這是前代明鑒。今考古書，凡是災異發生，都通過燃燒宮室為誡鑒。但今天所以要大興宮室，是因為後宮人數太多啊！應當只留下那些有才德的人，按照周朝的制度，其餘的都應放出來。這也就是祖己之所以要訓導高宗，而高宗之所以流譽久遠的根本原因。」明帝又問高堂隆：「我聽說漢武帝時，柏梁台發生火災，武帝大修宮殿來鎮災，這是為什麼呢？」高堂隆說：「我聽說西漢柏梁台火災之後，越國有巫者出個主意，應修建宮室壓它，所以修建了建章宮，以壓火祥。
這是夷越巫者的計謀，決不是出自聖賢的訓導。《五行志》曰：『柏梁台火災，其後有江充巫惑衛太子事發生。』如果按照《五行志》的記載，越國巫者勸漢武帝修建章宮以壓火災，並沒有起作用。孔子說：『災異按類與人們的行為相感應，人神相感，用以懲戒君主。』因此聖賢往往見災異就躬身自責，修養道德。當今應停止民役。宮室制度，應從儉約為好，只要能抵禦風雨，能講求禮儀就行了。清掃一下災禍發生的地方，不再於此地建造宮殿，..莆嘉禾一定會生長此地，用來報應陛下虔誠恭謹的品德。怎麼能讓百姓疲勞，讓國庫空竭呢？這樣做，並不能使天降祥瑞，也不會讓外人心服的啊！」明帝於是修復崇華殿，當時郡國出現了九龍，又改名九龍殿。開始建造陵霄闕的時候，有喜鵲在上面築窩，明帝問高堂隆此為何故。高堂隆說：「《詩經》說：『喜鵲築窩，鳩鳥居住。』現在興建宮室，蓋陵霄闕，喜鵲築窩，這是宮室未蓋成，陛下不能居住的徵兆。天象像是在說，宮室未蓋成，將會有異姓人住進去，這是上天在勸誡您呢！天道是最無私的，只和善人相親，不能不有所防備，不能不深刻反思。夏、商末世，帝王都是繼位的，但他們不恭敬地聽取上天的明訓，只聽信諂言，隨心所欲，不修明德，所以很快亡國了。太戊、武丁，看見災異而感到恐懼，趕緊聽從上天的勸戒，所以迅速興盛壯大。當今如果停止各種勞役，崇尚節儉，廣施德政，處處遵循帝王的禮德，翦除天下大患為民興利，那麼，你就可以成為繼三皇五帝之後的偉大的帝王，殷王轉禍為福又怎能與您相比呢？臣下做為您的心腹，如果能輔佐皇帝，保全國家，即使身死族滅，在所不辭。我豈能懼怕惹禍招災，就不聞不問，讓陛下聽不到切至的忠勸呢？」聽了這話，明帝為之動容。
這年，有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顯得特別明亮。高堂隆上疏說：「凡是帝王遷都立城，都首先確定天地社稷的位置，並恭敬侍奉它。凡建宮室，首先應是宗廟，其次車馬庫和糧倉，最後才是宮殿。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等都還未確定下來，宗廟的制度也沒有按禮儀實施，卻修繕殿堂，讓官員放棄日常業務，農民放棄農耕，後宮所需費用，與興兵軍費大體相對，民不堪命，都含怨怒。《尚書》說：『天聰明，是因為萬民聰明，天明畏，則因為萬民也知道威儀。』轎夫作頌，上天賜予五種福事，百姓怨怒，則天降六種凶事威恐，是說上天的獎賞與懲罰，順應民心民意。因此，臨朝當政，首先應安撫民眾，然後遵從古代的教化，成為帝王，百官以及廣大百姓共同遵從的準則，從古至今，無不如此。以不加斫削的柞木為梁，建造低矮的宮室，唐堯、虞舜、大禹因此能垂青後世；修築玉台瓊宮，夏癸、商辛因此冒犯上天。今天的宮室規格，早已違背禮儀制度，而且還要興建九華殿，華麗鋪張，前所不及。彗星在房心尾三宿間發光，進犯帝王星宿而旁及紫微星，這是上天寵愛陛下、向您發出勸戒的徵象，始終都滯留在尊位，慇勤鄭重，想要感動陛下，這是慈父般懇切備至的訓誡啊。應當按照孝子的禮節，明告天下，垂范後世，不應疏忽，冒犯天意。」當時國家多有征伐之事，刑法苛刻。高堂隆上書說：「開拓疆域，繼承帝統，一定得等明哲之君才能實行；輔佐皇帝，匡正闕失，一定必須有賢良之臣才能實現。這樣就可以國泰民安。凡移風易俗，倡明教化，為的是使四海同風，向內臣服，講究道德，讓那些少數民族企慕道義，這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而今的官吏只知探究刑書，不求治國大道，因此，雖然屢用嚴刑但是沒有實效，世風頹弊而無從敦促改變。
當務之急應是推行禮樂，崇敘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重儒士，推舉隱逸之人，制定各種禮儀，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提倡孝悌之道，崇尚節儉，然後準備禮儀，實行封禪制度。把功勞歸於天地，讓雅頌之聲傳遍天地之間，讓後人知道本朝的教化，這才是最好的政治，這才是不朽的盛事呢！如此一來，四海之內，都可以不必動用兵力，揖讓而治，還有什麼憂慮呢？不想法糾正根本，而只是動些末節，就好像抽絲，只能是一團糟。應當讓群臣文士都通儒術，恢復禮儀，使之成為法則。」高堂隆還認為，修改正朔，變換朝服顏色，改變徽號，變動器械，這是自古以來的帝王為新人耳目、改弦易轍的基本辦法。所以要在三春稱王，以便於使三統明達。於是又敦促修改舊服。
明帝聽從他的建議，將青龍五年(237)春三月改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朝服改為黃色，宗廟祭品尚白，按地正建丑，以農曆十二月為正月。後遷升光祿勳。明帝大肆修築宮殿，雕飾觀閣，鑿取太行山的石英，開採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園建起景陽山，在太極殿北築起昭陽殿。又鑄造黃龍、鳳凰等奇偉的野獸，用以裝飾金墉殿、陵雲台和陵霄闕。大耗人力，民工多達上萬人，公卿大臣以至於學生，沒有誰不為此出力。明帝也親自掘土作為表率。但是，遼東不朝貢。悼皇后死，天下大雨不絕，冀州發水，漂沒百姓財物。高堂隆上疏勸諫，言辭急切：「天地間最大的品德是生，聖人最大的寶物是位。如何才能守住權位呢？用仁。如何才能聚集天下之人呢？用財。士民是國家的寶物，穀物衣服，又乃士民的命根，沒有好的年成穀物不會豐收，沒有勞力投入其中，衣物也不可能製造完成。因此帝王常常親耕，用以勸導農民種莊稼，種桑養蠶，才能織衣服。因此要上告天庭，用來宣佈自己的虔誠和措施。伊唐時代，厄運四起，洪水滔天，派鯀去治水，沒有成效，於是又推大禹，隨山砍樹木，前後經歷了二十二年。災異之嚴重，空前絕後，而百姓勞作之勤苦的年月，也沒有比這更長久的了。而堯、舜君臣，和平統治而已。大禹治水，設顯九州，官員和平民，功臣和普通官吏都有不同等級，君子小人，各有服飾。而今並沒有大禹時那種危急，卻動用了各種人力大興土木，讓四邊鄰國都知道了，名聲實在不好。如果載入史冊，更不會流芳千古。因此，有國有家的人，近則取之於身邊，遠則取之於物，溫馨養育，所以說『聖賢君子，乃民之父母』。而今上下勞苦，疾病流行，年成又不好，飢餓備至，連年關都過不去。應當撫恤下民，解救他們的困頓。「我察閱了古書的記載，天人之際，沒有不發生感應的。因此古代聖賢，都敬畏上天的神明，遵循陰陽的規律，兢兢業業，惟恐有所違失。然後國家才能興旺。
德行與天神相符，發生災異後，應當有所警懼，趕緊修養德行，這樣才能昌延國運。至於末世，那些昏庸的君主，不遵守先王的法則，不採納良臣的忠告，隨心所欲，疏忽勸誡的作用，則很快就會招致亡國。「天道顯著，不必細說，再表人道。六情五性，人所共有，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如果這些本性興動於內，必然相互矛盾。如果慾望很強，而意志薄弱，則情性縱橫，禁而不止。精誠不能制服，就會放縱無極。情性的本願，必然是追求美好，而追求美好，沒有人力財力不行，沒有穀物綿帛也不能。如果情性過強，則人不堪其驅使，也無法滿足其物質方面的要求。勞苦、欲求同時發生，災禍也隨之來臨。因此不斬斷情慾，就無法供其需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來看，禮義的制定，並不是拘泥自己，而是遠離災害而振興國家的根本大法。「而今吳、蜀兩個敵國，決不是勢單力薄的小賊。他們佔據天險，擁兵眾多，各自稱帝，想和中國爭一高低。如果有人來報告說，孫權、劉禪都講究道德修養，主張節儉，減削租賦，不沉湎於玩好，尊重長老，遵守禮則。
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對其警惕，並不希望他們如此嗎？因為他們這樣做，就很難征伐，這不是國家的憂患嗎？如果有人說，孫權、劉禪窮凶極惡，勞民傷財，斂聚民命，百姓吁嗟，日甚一日。陛下聽後，難道不會勃然忿起，想要討逆伐賊，解救百姓嗎？再者，難道不會慶幸敵人疲敝而討伐容易嗎？如果是這樣，從別的角度來思考，這裡的道理實在不難明瞭。「秦始皇不修養道德的根基，卻修築阿房宮；不憂慮禍起蕭牆，卻修建萬里長城。當時的君臣所以這樣做，也都是想創立萬世功業，讓子子孫孫有天下。誰能想到在一個早晨，匹夫一呼應者如雲，天下頓時傾覆。所以我認為，如果前代君王知道他們的所做所為會導致敗亡，他們也就不會這樣做了。因此亡國之君絕不會料到自己會滅亡，但終究還是滅亡；聖賢的君主總怕亡國，但終究不會亡國。從前的漢文帝可謂賢主，躬行約儉，流惠下民，而賈誼卻以危言作比，說是天下即將傾覆，可為痛哭的事有一，可為流淚的事有二，可為長歎息的事有三。更何況天下凋弊，百姓沒有任何儲備，國家也沒有夠吃一年的積蓄。強敵在外，邊境大軍屯積，而國內卻大興土木，州郡不寧。
如果出現敵人入侵的緊急情況，我擔心天下有變，結果不堪設想啊。「再說，將吏的俸祿已逐漸折減，與過去相比，不過五分之一而已。凡已去職者不再供給官糧，不應繳納的財物也比過去增加一半。這說明現在官府財政收入應比過去多，但還是每每不足，徵收牛肉這樣的小稅，前前後後也進行過多次。反而推之，這些費用，都出自何處呵。俸祿賞賜用的穀物和衣物，是君主用以讓官吏和人民盡忠盡節的基本手段，而今連這點手段都廢而不用，無異於不讓吏民出力效命了。既得到這些吏民，卻又失掉他們，人們怎能沒有怨言呢！《周禮》說，大府掌管九賦之財，以便分配使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彼此不相矛盾，都能滿足其用。滿足各自的用費之後，多餘的財產便可供君王玩好。如天子用財，必須徵詢大臣。而今陛下與同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就是台閣近臣，都是心腹之人，應當無所忌諱。如果看見財物的增減而不敢陳述，從命奔走，惟恐不及，這只是具體理事之臣，不是耿直之臣。從前李斯教導秦二世說：『作為皇帝而不敢放肆，天下就好像是監獄一樣。』二世遵循此言，結果亡國。李斯也遭滅族之災。
因此司馬遷認為李斯不能正直勸諫，所以告誡後世。」明帝審閱奏書後，對中書監、中書令說：「看了高堂隆的奏書，使我感到畏懼不已。」高堂隆得病很重，口述奏書說：「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說：『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下患病，一天比一天嚴重，恐怕不久人世。我最擔心的是自己的一腔忠言沒有完全傾吐出來。臣下的赤誠，自然不敢與曾子相比，但還是希望陛下稍稍聽我幾句善言。如果能糾正過去的誤謬，振作精神考慮未來的事業，讓天人感應，四方百姓知道企慕道義，則麟、鳳、龜、龍等四靈就會來獻珍寶，玉衡就會顯示吉祥。那樣的話，就可以超越三王五帝，何止是謹守家業而已。「我常常痛感世間的君主，他們常想傚法堯、舜、湯、武的治績，卻在行動上重蹈桀、紂、幽、厲的覆轍，他們無不嘲笑末世昏君，卻在行動上不遵循虞、夏、殷、周的正則。可悲啊！如此所作所為，要想取得好的政績，就好像上樹捕魚，燒水製冰，事與願違。考察一下三代所以擁有天下的道理，無非是聖賢相承，統治數百年，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萬國安寧，九州大同。鹿台的金銀和巨橋的糧食，竟沒有什麼用場，照舊統治天下，這是什麼氣派！夏桀、商紂之徒，靠著自己的勇氣，拒諫飾非，崇尚諂諛，興建宮殿樓閣，喜好歌舞婬樂，作靡靡之音，沉溺於桑間濮上的曲調之中。上天不哀憐他們，驀然回顧，國土已成為廢墟，人民淪為奴隸。商紂的首級懸於太白之旗，夏桀敗亡被流放到鳴條之地。商湯、周武登上天子寶座。難道他們是非凡之人嗎？只是聖明君王的後代。六國之時，天下大亂，秦國兼併六國後，不修養道德，卻建阿房宮，修長城，好大喜功，威服四夷，天下震恐。路上行人不敢說話，只能以眉目示意。他們以為根深葉茂，帝業永存萬世，怎會想到二世而亡呢？近世漢武帝秉承文帝、景帝的家業，抗禦外侵，大修宮殿，十多年間，天下喧囂。於是聽信越國巫者胡言，竟觸怒天意，修建建章宮來鎮巫，千門萬戶，終於導致江充蠱惑太子的變故，以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所造成的危害，影響數朝。
「臣下觀察在黃初(220～226)的時候，天像已降下勸誡，有奇怪的飛禽，在燕窩裡長大，口爪和胸都是赤紅色，這是魏室發生變異的徵兆。應當謹防內部的亂臣賊子。可精選諸王，讓他們掌管國事和兵權，鎮撫皇畿，輔佐王室。從前周平王東遷，依靠晉、鄭；呂後作亂，朱虛侯劉章予以平定。這些都是前代的經驗教訓。上天公正無私，只與有德者相親。百姓如果感恩戴德，國運就會長久；如果怨聲載道，就會將國傳給能人。可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由此看來，所謂天下，決不是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臣下重病在身，氣力漸消，已離開朝廷，返回故里。如果命歸黃泉，魂而有知，一定報效陛下知遇之恩。」明帝下詔說：「高堂隆廉潔直追伯夷，其正直超過史魚，忠心耿耿，怎能小病未癒就歸回故里呢？從前邴吉有好的德性，結果病好，而且長壽。貢禹信守節義，雖然病很重，但還是得以痊癒。望注意飲食，專心養病，自珍自愛。」高堂隆死後，家人遵照遺囑，入殮時給他穿的只是一般的服裝，簡單地入葬。
起初，在太和年間(227～233)，中護軍蔣濟上疏說：「應依照古禮封禪。」皇帝下詔說：「聽了蔣濟的話，使我汗流浹背。」這事就放下了。過了幾年，又議及此事，明帝讓高堂隆修撰禮儀。聽說高堂隆死了以後，明帝歎息說：「上天不讓我成就封禪事，高堂隆丟下我就先死了。」高堂隆的兒子高琛繼嗣爵位。開始，在景初年間(237～239)，明帝認為蘇林、秦靜等都老了，擔心沒有人能繼承他們的學業，於是下詔說：「從前先聖死了以後，他們的遺言和教導，都在六藝中保留下來。六藝之中，禮最為重要，是一刻也不能離開我們日常生活的。末世風俗，違背根本，由來已久。所以閔子譏諷原伯不學無術，荀卿把秦二世的焚書坑儒視為最可恥的事。儒學被廢棄後，良好的社會風氣還怎能恢復呢？而今宿生巨儒，都年事已高，傳統遺教，誰來繼承？從前伏生將老，漢文帝讓晁錯繼承其學；《谷梁傳》研習的人越來越少，漢宣帝選十人學習。選有才能且能理解經義的三十人，隨光祿勳高堂隆、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靜學習四經三禮，老師負責考試。夏侯勝說過：『士人不通經術是最大的毛病；如果能通經術，取辟位如同拎地上的小草一樣容易。』而今學者能精通經術，那麼爵祿榮寵，自然而來，應該互相勉勵啊！」不幾年，高堂隆等相繼死去，學經的事就廢棄了。起初，任城棧潛在曹操時代歷任縣令，曾督守鄴城。當時曹丕為太子，沉溺打獵，早出晚歸。棧潛勸諫說：「王公設置險阻，目的是保衛國家，都城禁衛，用來保衛王城。《詩經·大雅》說：『宗室弟子居於城中，要保護城不被毀壞。』又說：『如果宗室不能深謀遠慮，我則進行勸諫。』如果耽溺於遊獵，早出晚歸，為了一日縱游的娛樂，忘記無邊無盡的危害因素，我很不能理解。」曹丕很不高興，但以後遊獵次數倒是減少了。
黃初中(220～226)，曹丕想把郭貴嬪立為皇后，棧潛又上疏勸諫。這些情形記載在《后妃傳》裡。明帝時，勞役繁多，帝王的親戚也都疏遠了。棧潛上疏說：「天下有眾多百姓，上天樹立君王用以領導民眾，哺育眾生，因此被四方包圍，不能叫天子，分裂疆域不能稱諸侯。從三皇開始到唐堯虞舜，都主張在天下施行寬宏大量的政策，用德行治理天下，百姓信賴這樣的天子。三王既已有所衰微，降及兩漢，開明政治日益見少，喪亂日益增多。從此，天下不安。太祖曹操聰明威武，平定暴亂，恢復正統，創立帝業。文帝曹丕受天承命，開拓皇業，在位七年，兢兢業業。陛下聖明，繼承大業，應當讓天下太平，百姓安息。因為吳、蜀逆賊，尚未被平定，因此我們派征夫戍邊，四邊戰事不斷，旌旗到處高懸。
六軍不得安寧，水陸交通，從不停息。百姓丟棄農作，國家每天耗費千金。再大興土木，動用勞工，數以萬計，徂來等地的松樹，佈滿山谷之間，各類奇石，在黃河、淮水上運輸。疆域之內，莫非王土，讓他們提供稿秸至粟等物，用以充實苑囿，使林莽更盛，鹿兔更多。這樣做實在危害農民，土地荒蕪，疫病流行，民眾心悴，以致損傷和氣，顆粒無收。我所說文王立豐都，開始並不急迫，讓百姓自願而來，事半功倍，沒有幾日就完成了。靈沼、靈囿，百姓一起享用。而今宮室極高，雕飾極妙，忘記了有虞的總期，想往殷辛的華麗宮室，禁地有千里之大，華麗和阿房宮差不多，百役雲集於乾..。臣下擔心民力用盡，不能再忍受如此繁重的勞役了。從前秦王依據..函天險，平定諸侯，自以為德高三皇，功蓋五帝，想永遠稱帝，但到了二世就滅亡了。這是因為枝幹已折，根本已被拔出。聖王統治天下，應修養道德，使天下和睦。朝廷有良臣，則功業可建；如天下和睦，則安危同憂。根深才能葉茂，雖然經歷盛衰不同時期，內外都有輔佐之臣。從前周成王年幼，未能親政，周、呂、召、畢等人同在左右輔佐。而今既無衛侯、康叔這樣人來監護，置於身邊，又沒有周公、召公這樣的人出鎮地方，加之還沒有冊立太子，沒有天子繼位之備，這些都是急迫的大事。願陛下留心疆域，永保王位，則四海深感幸運之至」。後來任燕地中尉，因病未接受任命，後死去。
評：辛毗、楊阜，剛直不阿，高風亮節。敢於直諫，僅次於汲黯。高堂隆學業修明，有志匡正君失，每有變異，陳述己見，誠懇感人。確乃忠臣呵！但是他要求修改正朔，要求曹魏以虞舜時代為典範，又有些意氣用事，缺乏變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