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

  在我們家裡,向來是家庭傳統取代了愛。彼此之間從來沒有很強烈的感情流露。不過逢到家族的聚會我們總是有會必到,足證我們對家都是……一片忠心的。一年四大節:聖誕節,復活節,感恩節,這三個佳節自是不在話下,還有一個,則是那金秋時分的隆重節日,可以名之為「神聖的週末」。不說也猜得出來,這最後一個大節就是那十足的「哈米吉多頓」1。《聖經》上的「哈米吉多頓」是天下善與惡兩大勢力的決戰,是光明對黑暗的決戰,我這裡所說的則是一場球壇大賽:我們所擁戴的哈佛隊跟耶魯隊之間的一場大決戰。
  1「哈米吉多頓」是句希伯來話,典出《聖經-新約-啟示錄》16章16節。原意為世界末日善惡兩種勢力的大決戰,後即被引申為大決戰之意。
  到了這一天可以大笑,也可以大哭。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到了這一天就可以大吼大叫,可以只管拿出野孩子的狂態來,而且還可以趁此痛飲一番。
  不過我們家過起這個節日來卻要稍稍文靜些。有些校友在開賽之前早早趕到,就在停車場上放下車後的擋板作餐桌吃午飯,「紅瑪麗」1你一杯我一杯的灌,而我們巴雷特家的人則不一樣,我們對待哈佛的體育運動,採取的是一種比較穩重的態度。
  1一種混合酒,由伏特加或杜松子酒加番茄汁調製而成。
  我小時候,只要軍人體育場有球賽爸爸總要帶我去看。他可不是「一年趕一次會」的那種人,我們看得簡直就是一場不漏。他給我講解得也細緻。所以到我十歲那年,場上裁判的手勢做得再希奇古怪,我也一眼就能看懂。而且,我還學會了喝彩應當怎麼個喝法。爸爸從來不大聲狂叫。哈佛打了好球,爸爸至多只會來一句「好樣兒的!」「這球精彩!」反正大不了就是諸如此類的一聲讚歎,簡直就像自言自語似的。有時候要是我們的綠茵鬥士發揮不出水平,比如有一次我們就曾輸了個五十五比零,碰到這種時候他也只是說一聲:「遺憾!」
  爸爸以前自己就是個運動員。他當年是哈佛的划船隊選手(而且還參加過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他脖子裡那條紅黑條紋相間的榮譽領帶,就表示他具有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他因此也就有權利在橄欖球比賽時買到特等的座票。就坐在校長的右首。
  年復一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的那份光彩卻始終沒有減色,那份隆重也始終沒有變。變了的是我的身份。由少而長,我如今也有了哈佛校隊俱樂部的會籍(我是冰球隊出身)。因此我也就自己有了坐五十碼線處特座的資格。從理論上講,我也就可以帶上自己的兒子,教給他裁判員怎樣的手勢就是判「背後絆人犯規」了。
  不過,除了我在大學裡求學的時期,以及婚後的那幾年以外,這場哈佛一耶魯橄欖球大賽我總是跟爸爸一起去觀看的。媽媽一輩子就是在這一件事上表現得很專橫,她在多年以前就聲明不再參加這項例行的重大活動了。「這一套我也看不懂,」她是這樣對爸爸說的,「再說坐在那裡我的腳凍得受不了。」
  大賽在坎布裡奇舉行時,我們的晚飯就在波士頓的百年老店洛克一奧伯餐館裡吃。如果決戰的地點在紐黑文,爸爸總喜歡上凱西飯店去吃一頓——這家館子雖然沒有那麼古色古香,燒出來的菜倒是比較出色。今年我們就坐在這凱西飯店裡,球賽已經看完,我們母校的代表隊今天輸了個7:0。比賽一點也不精彩,因此球事方面也沒有多少可談的。這就很可能要談及體育以外的一些話題。我打定主意決不提起瑪西。
  「遺憾哪,」爸爸說道。
  「那也大不了就是輸了一場橄欖球,」我已經養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對爸爸的看法總要採取對立的態度。
  「對方馬西的傳球今天還不算發揮出色呢,」爸爸說。
  「哈佛防傳球還是有兩下的,」我說。
  「是啊。你說的恐怕也有道理。」
  我們點了龍蝦。這個菜做起來是很花時間的,何況今天顧客又那麼多。店堂裡擠得滿滿當當,儘是些醉醺醺的耶魯貨。有如一群哇哇亂叫的叭喇狗,都在那裡歡呼勝利,為他們在橄欖球場上的彪炳戰功大唱讚歌。總之,只有我們的餐桌上算是還比較安靜,對面說話還聽得見——假如我們真有什麼實在的話題可以談談的話。
  「近況如何啊?』爸爸問。
  「還跟以前差不多,」我回答說。(說實話,跟他談話我是只有潑冷水的份兒。)
  「你平時……也出去走走嗎?」他是用足了腦筋在沒話找話。我得承認他的用心是夠苦的。
  「偶爾出去走走,」我說。
  「那就好,」他說。
  今天我發覺爸爸這種不自在的樣子又更甚於去年了。就是今年入夏以前跟我在紐約一起吃飯的那一次,他都沒有這樣不自在。
  「奧利弗,」從他這個口氣聽得出來,他下面就要談什麼重大的問題了,「我可以談些個人的事嗎?」
  他難道還有什麼正經大事可談?
  「請只管說吧,」我說。
  「我很想跟你談談今後的事。」
  「我今後又怎麼啦,爸爸?」我一聽內心就警惕起來,全身上下的防禦部隊都奉命進入了陣地。
  「不是談你,奧利弗。是談我們家今後的事。」
  我腦子裡驀地掠過了一個念頭:莫非是他得了什麼病了?還是媽媽得了什麼病了?碰到那種事情的話他們是會擺出這種若無其事的樣子來告訴我的。甚至還可能寫封信來(我這是說的媽媽)。
  「我已經六十五了,」他說。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五哩,」我馬上接口說。我故意這樣說得連一個月都不差,目的在表明我對他可不是一點都不關心的。
  「話雖如此,我還是得未雨綢緞,先作這樣的打算吧。」打算什麼?難道爸爸還等著拿社會保險金用?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
  他這話頭一開,我就懶得再聽下去了。因為就在十二個月前,也是這樣一個場合,也是這樣一個話題,我已經領教過他的一番長篇大論了。他要傳遞給我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信息,我已經有數了。
  今天唯一的不同,是我們這兩個「角色」賽後的「舞台規定動作」跟上次不一樣。去年,跟一班哈佛精英聊了一通以後,我們就去了波士頓,上我們吃慣的那家飯店。爸爸特意把車子就停在州府大街他的辦公大樓旁邊,這裡是「巴雷特一沃德一西摩投資銀行」的總部所在,我們家公開亮出自己姓氏的企業也唯有這一家。
  我們下了車,再步行去那家飯店,正走著,爸爸向大樓上黑洞洞的窗口一指,說道:「瞧,到了晚上就怪安靜的,是不?」
  「你的專用辦公室裡一直是很安靜的,」我答道。
  「那可是個颶風眼哪,孩子。」
  「只要你喜歡就好。」
  「對,我喜歡,」他說。「我就是喜歡,奧利弗。」
  他所喜歡的,自然不會是金錢。也不會是手裡那耀眼的權力,地方發行債券,公用事業或者大公司發行股票,一發就是千千萬萬,在這方面他就有不小的權力。不,依我看,他所喜歡的是責任二字。如果責任二字也可以用到他身上的話,那我覺得激發爸爸那份勁頭的就是這責任二字。無論對紗廠(沒有紗廠就辦不起銀行),還是對銀行,對銀行奉為精神導師的神聖學府哈佛大學,他都不忘記自己的責任。對我們這個家自然也是如此。
  「我已經六十四了,」整整一年以前,看過了上屆的哈佛一耶魯大賽,當天晚上在波士頓爸爸就曾這樣說過。
  「要到明年三月才滿六十四哩,」我當時就這樣說,我就是要他知道他的生日我是記得的。
  「……按照合夥契約的規定,滿了六十八歲我就得退下來了。」
  兩人好半晌沒有說話。我們只是默默走在波士頓中心區安靜的大街上,看這街道的氣派確實不愧為一州首府的所在。
  「我們真應該好好商量商量,奧利弗。」
  「商量什麼呀,爸爸?」
  「誰來接替我當這主要負責人……」
  「西摩先生不是很好嗎,」我說。信箋上,招牌上,都寫得明明白白:銀行可畢竟還有兩位合夥人哩。
  「西摩他們家的股份只佔百分之十二,」爸爸說,「沃德更少,只有百分之十。」
  老天有眼!我可沒有問他這些情況啊。
  「海倫姑奶奶也有一些象徵性的股份,那都是由我代管的。」他歇了一口氣,又說:「其餘的,就都是咱們的了……」
  我真忍不住想當場提出異議,好免得他順著這個思路再說下去。
  「……其實歸根到底也就是你的。」
  我真巴不得能換個話題,可是我心裡是再明白不過的:爸爸在這番話裡傾注了多少感情呵。為了這個節骨眼兒上的談話,他肯定是用足心思作了準備的。
  「由西摩當主要負責人又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問。
  「那當然也不是說不可以。不過那除非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假如我們巴雷特家的股權沒有人……來親自負責掌管的話。」
  「那假如由他當了主要負責人,又怎麼樣呢?」言下之意就是:假如我堅決不干呢?
  「那樣的話,根據合夥契約的規定,他們就有權把我們的股份全部買下。」他頓了一下。「當然那也就是另外一種局面了。」
  他這最後一句可並不是承上而下的推論。那是他在懇求了。
  「怎麼?」我問他。
  「我們這個家……也就難免要發生困難了,」爸爸說。
  他知道我懂。他知道我也瞭解我們這一路來何以步子走得那麼慢。可是路短話長,轉眼我們就已經到了洛克一奧伯餐館。
  腳已經要跨進店門了,他只來得及匆匆補上一句:「好好考慮考慮吧。」
  儘管我點點頭表示可以,心裡卻是斬釘截鐵,拿定了主意絕不考慮。
  那天晚上飯店裡的氣氛不太平靜。因為當天下午哈佛隊創造了天大的奇跡。上帝在最後一分鐘叫耶魯隊栽了觔斗,我們隊裡一個名叫凱姆皮的年輕四分衛如獲神助,在終場前的五十秒鐘裡連獲十六分,耶魯小子一路佔盡優勢,結果哈佛健兒居然把比分扳平了。這個平手打得真是揚眉吐氣,值得大慶祝而特慶祝。因此店堂裡到處都飄蕩著美滋滋的歌聲。
  我們的健兒所向無敵,
  如狂飆向球門奮勇奔襲。
  我們願為哈佛的威名搏鬥不息,
  要衝過最後一道白線去建立我們的豐功偉績。
  那一次我們就沒有再談維繫家庭傳統的事。張張餐桌上都在談橄欖球。大家對凱姆皮,對加托都是一片讚揚,也誇獎哈佛隊的鋒線了不起。我們為哈佛隊本賽季的不敗記錄乾杯,從爸爸還沒進大學校門的那個時代算起,哈佛有這樣的成績還是破題兒第一道呢!
  而今天,又是十一月裡的一天,情況卻完全不一樣了。空氣好沉重!這倒不是因為我們輸了球。說實在話,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整整一年,而那個問題卻還拖在那兒,懸而未決。豈但懸而未決,如今竟是不得不決了。
  「爸爸,我是一個律師,我認為我有我應該做的事。如果可以稱之為責任的話,也就是責任。」
  「我明白。不過你就是把你日常工作的據點移到了波士頓,也不見得就會根本無法從事你的社會活動。正相反,你在銀行裡工作,你倒是可以認為這是對方陣營裡也有了『行動派』1的勢力了。」
  1「行動派」:60年代美國反越戰運動中開始流行的一個名詞,指當時的反戰積極分子。
  我實在不忍心傷他的心。所以我就沒有說:他所謂的「對方陣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鬥爭的目標所在。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說,「不過說實在話……」
  說到這兒我猶豫了,我停了好大一會兒,好把激烈反駁的言辭都磨去稜角,變成一些不刺人的話。
  「爸爸,承你來徵求我的意見,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不過我實在不大……說真的,我是很不……很不很不願意。」
  我想我這話是說得夠明確的了。爸爸也沒有再像往常那樣,勸我再考慮考慮。
  「明白了,」他說。「我很失望,不過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在高速公路上駕車回去,我只覺得心頭好大一塊石頭落了地,高興得還自己挪揄了自己一句:
  「一家子裡有一個金融鉅子就夠了嘛。」
  我心裡只希望瑪西此刻早已到了家裡

《奧利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