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工業政治行動委員會(又稱國工委，它會迅速出名)聲勢浩大地進入政治金融這個鬆散而骯髒的領域。在近年的歷史上沒有哪個政治行動委員會背後如此有實力。
它的種子基金來自芝加哥一個名叫米茲格的金融家，一個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的人。他投入第一個一百萬，這筆錢維持了大約一周。其他揮金如土的猶太人很快就被帶了進來，不過他們的身份被公司和海外賬戶所掩蓋。泰迪·梅納德知道讓一幫富裕的猶太人公開而有組織地向萊克競選班子捐款的危險。他依仗特拉維夫的老朋友們組織紐約的金錢交易。
談到政治，米茲格是個自由黨人，可沒什麼比以色列的安全更重要。艾倫·萊克在社會問題上太溫和，可他對建立新型軍隊極為認真。中東的穩定仰仗於一個強大的美國，至少在米茲格看來是這樣。
一天，他在首都的威拉德酒店租了個套間，第二天中午他已在杜勒斯附近租下整整一層樓面。為了用最新技術迅速裝備四萬平方英尺的地方，他那些從芝加哥來的手下日夜忙碌於無數的細枝末節。他凌晨六點與律師兼說客伊萊恩·泰恩納共進早餐，她憑借自己的鋼鐵般的意志和石油客戶建立了華盛頓的一家大公司。泰恩納六十歲，眼下被認為是首都最有權勢的說客。吃著硬麵包圈，喝著果汁，她同意以首筆五萬美元的聘金出任國工委的代表。她的公司馬上會派二十名助手和二十名職員來新的國工委辦公室，她的一個搭檔會全權負責。一個部門將專門負責籌款。一個部門將分析國會對萊克的支持，並且開始微妙的遊說工作，獲取參議員、眾議員乃至州長的支持。這不容易，因為大多數人都已經聲明支持別的候選人了。還有一個部門只做研究工作：武器裝備、費用、新發明、未來武器、俄國人的改革——候選人萊克可能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
泰恩納自己將致力於從外國政府那兒弄錢，這是她的專長之一。她與韓國人關係密切，在過去十年中一直是他們在華盛頓的勢力代表。她認識外交官、企業家，還有大人物。與力量增強的美國軍隊合作，沒有哪個國家比韓國睡得更踏實了。
「我肯定他們至少可以出五百萬。」她很有信心地說，「至少一開始是這樣。」
根據記憶，她列出了二十家年銷售額至少四分之一來自五角大樓的英法公司名單。她會立即從這些公司下手。這些日子泰恩納很像華盛頓的律師。她十五年來沒上過法庭，可關注著每一件華盛頓政界發生的有可能影響到她的世界大事。
眼前的挑戰是史無前例的。選舉一個無名的、最後一分鐘才宣佈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他眼下享有百分之三十的知名度，百分之十二的贊成票。可與其他在總統選舉中轉瞬即逝的騙子不同的是，他有數不清的錢。泰恩納曾因選舉或擊敗很多政治家而得到豐厚的報酬，她有毫不動搖的信念：錢總能贏。給她錢，她就能選舉或擊敗任何人。
組建的第一周，國工委就以奔放的熱情忙碌著。泰恩納的人開始拚命工作，辦公室一天二十四小時運轉。負責籌款的人在計算機上列出一份詳盡的名單，上面羅列了從事國防及相關工業的三十一萬按小時計酬的工人的姓名，然後給他們寄去請求捐款的信。另一份名單是年薪超過五萬的二十八萬白領國防工業從業者，給他們寄的信口氣有所不同。
尋求支持的國工委顧問們找到五十位議員，他們選區內在國防工業就業的人數最多。三十七位議員即將參加再次選舉，這就使壓力小多了。國工委將到群眾中去，到國防工業工人和老闆中去，並精心組織一場群眾性的電話聲援，支持艾倫·萊克和增加軍費開支的行動。來自國防工業重點分佈州的六位參議員在十一月會遇到強大的競選對手，伊萊恩·泰恩納計劃與這六位分別共進午餐。
在華盛頓，大量的現金很快會引起別人注意。一個來自肯塔基州的新議員，屬於四百三十五位議員中地位最低的一個，迫切需要錢在家鄉進行一場注定要輸的競選。沒人聽說過這個可憐的人。在他的頭兩年任期中他根本沒發過言，現在他的競爭者們在家鄉找到一個有吸引力的人。沒人給他錢。他聽到傳言，找到了伊萊恩·泰恩納，他們的對話是這樣的：
「你需要多少錢？」她問。
「十萬美元。」他畏縮著說，她可沒有畏縮。
「你能支持艾倫·萊克當總統嗎？」
「如果價錢合理我會支持任何人。」
「好！我們給你二十萬並負責你的競選。」
「全聽你的了。」
大多數議員並不那麼容易爭取，可國工委在開張的頭十天裡成功地收買了八個人，全都是無足輕重的議員，他們與萊克共過事，挺喜歡他的。計劃是在三月七日這個大超級星期二前的一到兩周，把這些人聚集在攝像機前發表聲明。人越多越好。
可是，絕大多數人早已答應支持其他候選人了。
泰恩納逐一訪問那些議員，有時一天三次與有影響力的人進餐，都是國工委付賬。她的目的是讓全城人知道她的新客戶到了，有大把大把的錢，正支持一匹很快將脫穎而出的黑馬。在一個談話也是個行業的城市，她毫不費力就傳播了這個信息。
費恩·雅伯的老婆沒有事先通知就來到特朗博爾。這是十個月裡的首次來訪。她穿著舊的皮涼鞋、髒的細帆布裙、裝飾著珠子和羽毛的寬鬆襯衣，脖子裡、手腕上和頭上掛著老嬉皮士的五花八門的廉價裝飾品。她剪了小平頂頭，腋下長著毛，看起來像六十年代的疲憊的難民，她也的確是這樣。當聽說他老婆等著見他時，費恩一點兒不激動。
她名叫卡門·托波斯基·雅柯比，一長串她成年後用做武器的名字。她是奧克蘭激進的女權主義律師，專業是代表女同性戀者起訴工作中受到的性騷擾。每個客戶都是與憤怒僱主鬥爭的憤怒女人。工作很難做。
她同費恩結婚已有三十年。結婚，可並不總住在一起。他曾與其他女人同居，她也曾同其他男人同居。他們剛結婚時曾與滿滿一屋子人同住，每週有不同的組合。人來人往。在六年的時間裡，他們過著動盪的一夫一妻生活，生了兩個孩子，都沒有多大出息。
一九六五年他們在伯克萊的學生運動中相遇，兩人都抗議戰爭和其他社會罪惡，都學法律，都忠誠於社會變革所需的崇高道德。他們勤奮工作，為選民註冊，為移民工人的地位奮鬥。他們在越南春節攻勢時期被捕。他們用鐵鏈把自己鎖在紅杉樹上。他們同學校裡的基督徒鬥爭。他們代表鯨魚起訴。每次遊行都能看到他們行進在舊金山的大街上。
他們酗酒，以極大的熱情尋歡作樂，喜愛毒品，他們搬出搬進，到處和人睡覺，這都沒事，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道德標準。他們為墨西哥人和紅杉樹鬥爭。他媽的！他們怎麼會是壞人！
現在他們累了。
她很尷尬，因為她的丈夫，一個跌跌撞撞爬到加州最高法院的出色人才，現在被關在聯邦監獄裡。他很高興監獄在佛羅里達州而不是在加利福尼亞州，不然她會來得更勤。他呆的第一個監獄在貝克斯菲爾德附近，可他設法轉了獄。
他們從不寫信，從不打電話。她去邁阿密看妹妹，正好路過特朗博爾。
「曬得挺黑。」她說，「你看起來不錯。」
而你像只李子一樣萎縮了，他想。他媽的，她看上去又老又醜。
「過得怎樣？」他問，並不真的關心。
「我工作得太辛苦。」
「那很好。」很好，她在工作，掙錢度日，這是她多年來時斷時續幹的事。費恩還有五年才能抖落腳上沾的特朗博爾的灰塵。他不打算回到她身邊或加利福尼亞州。如果他能活下來(這是他每天都懷疑的事)，他會在六十五歲時刑滿釋放，他的夢想是找一塊國內收入署、聯邦調查局和其他以字母排列的政府惡棍們無法行使司法權的地方。費恩非常痛恨自己的政府，他計劃放棄自己的國籍，移民到其他國家去。
「你還喝酒嗎？」他問。他當然不喝了，雖然他有時從看守那兒要一小壺解解饞。
「我還很有節制。多謝。」
每個問題都是諷刺，每個回答都是反擊。他真的想知道她為什麼來。很快他找到了答案。
「我決定離婚。」她說。
他聳聳肩，彷彿說：「幹嗎費這個心思？」不過他沒這麼做，而是說：「這主意或許不壞。」
「我又找了個人。」她說。
「男的還是女的？」他問，非常好奇。現在沒什麼能使他驚訝的了。
「一個男人，比我年輕。」
他又聳聳肩，幾乎要說：「那就上吧，老太婆。」
「他不是第一個。」費恩說。
「我們別談這個。」她說。
費恩無所謂。他總是崇拜她旺盛的性慾和充沛的精力，可很難想像這老太婆能定期幹那事兒：「給我文件，」他說，「我馬上簽字。」
「文件一周後到。這次是一刀兩斷。再說，我們現在也沒什麼財產可分。」
在他事業的巔峰時期，雅伯法官和托波斯基·雅柯比女士曾共同申請位於舊金山小艇停靠區的一所房屋的抵押貸款。加州律師害怕冒犯任何人，因此他們寫的申請書措辭乾巴巴的，抹去了一切沙文主義、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和歧視老年人的暗示：申請書顯示的財產與債務之間的差距差不多近一百萬。
一百萬對他們雙方都無關緊要。為了保護森林和農田等自然資源，他們忙於同冷酷無情的伐木工人和農民開戰。事實上，他們曾為財產的匱乏而驕傲。
在加利福尼亞州，家庭財產屬夫妻共同所有，這意味著財產要大致平分。種種原因使離婚文件很容易簽署。
有一個費恩永遠不會提到的理由。騙局正在生錢，藏匿好的骯髒的錢，任何貪婪的機構都休想碰一碰。卡門女士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費恩不知道怎麼會從夫妻共有財產想到巴哈馬的秘密賬戶，可他也不想找到答案。給他文件他會高興地簽字。
他們又談了一會兒，談了談老朋友。時間很短，因為大多數朋友都死了。他們說再見時，沒有悲傷，沒有悔恨。婚姻很久以來就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他們終於得到了解脫。他沒有擁抱她，只是祝她一切順利。隨後他去了跑道，脫得只剩下平腳短褲，在太陽下走了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