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他微笑著向我走來。我感到他那雙灰眼眸裡流露的暖流,便驚訝地想到自己為什麼不及早給他打電話呢。只有當我和他又在一起時我才明白,這段時期以來我的生活是多麼糟糕。為什麼我會這麼輕易地向死神妥協呢?僅僅因為它來自我愛慕並情願原諒她所做的一切的維卡嗎?或許是,但也可能因為我實際上就不是一個鬥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礙時我總是很容易讓步,我太容易放棄自己的想法,不善於竭盡全力克服妨礙我達到目的的一切障礙。
    這次盧托夫沒和上次一樣穿西裝,而是穿了牛仔褲和跟他眼睛顏色一模一樣的淺灰色高領絨線衫。我、維卡及我那瘋母親住了許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兩室一廳,薄薄的牆壁根本不隔音。
    「你臉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讓到一個硬邦邦極不舒適的沙發上坐下,一開口就這樣說道。
    「為什麼說熟悉呢?」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那些客戶剛來我們這幾時,臉上通常都是這種表情。您出什麼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沒有向盧托夫講訴維卡和她雇來的殺手,只是竭力想讓他明白,說我很想,正如盧托夫所說的那樣,成為他那個集體中的一員。
    「我很高興,」他簡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還記得的話,我曾告訴過您,我們是有規定的,凡是來找我們的人,都必須服從規定。而這些規定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有些人就拒絕在我們中心生活。」
    「什麼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麼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著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戶相互之間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麼?」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在客戶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著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說出最要緊的話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戶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說,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說什麼,我全都答應。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戶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換句話說,它將屬於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戶,發展和創辦企業、分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裡,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几上的瓶子裡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麼也沒有,那就什麼也不帶好了。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戶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戶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體面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說,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麼?剝奪和剝削那些善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麼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說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溫柔地糾正我說,「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庫交納高額稅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裡,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稅金之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只是能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麼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需要心理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說過,讓所有人在財產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麼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麼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麼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在一所中學唸書,我是優等生,而他是個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學,而他是個傻混混,打架鬥毆,小偷小摸,一度還因為強xx蹲過班房;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工程師,而他則又是酗酒又是泡妞,還和某個黑社會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個失業者,而他呢,出門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掛滿了蜂巢式電話。人們一旦感覺不到公正事物的邏輯性,便會失落。心理危機即來源於此。而來找我們的就是這些失意者,我們給他他鍾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來消除他的失意情緒。他不知道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因為,按照我們的規定,工資不會發到每個人自己的手裡。我們的客戶就只在我們自己的企業上班,企業有嚴格的規定:所有現金全歸中心,客戶得不到有關工資——無論自己還是別人的——任何信息。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一樣的生活水平,而由於誰都不知道實際上他掙多少,而他的近鄰又能掙多少,所以,人們之間不會有嫉妒、惱恨和仇恨。如果一個人無法應付實際現存的生活條件,無法適應他所在國家的經濟條件,那我們就給他創造別的條件。這樣一來,他就能擺脫危機,對付好自己的難題了。」
    「以後呢?」我問,「一旦他擺脫危機,他會離開你們嗎?」
    「當然,」盧托夫又笑了,「我們誰都不阻攔。」
    「離開的人多嗎?」
    「不,沒人願走。在中心存在的這麼多年當中,還沒有一個人聲稱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難、他在其中根本就不願再活下去的那個世界。或許您對這一切暫時還不理解,因為您從未在一種愛、和諧與善意的氣氛中生活過。日常生活中,愛我們的,充其量不過是兩三個人而已,我想說的是,那種真摯、誠懇而又忘我的愛。我們與所有其餘的人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往好處說,處於咬牙相互忍耐的狀態。我們中心的一切皆與眾不同。當然啦,並非所有人都能對他人懷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們中心,我們卻教會人們這樣做。在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指導下的小組和個人學習,我們這裡每天都要進行,而且,這是所有人的必修課。這是一種治療方法,沒有這種方法是辦不成什麼事的。」
    我聽見外面的門吧嗒響了一聲,走廊裡傳來什麼人的腳步聲,於是,詢問地望了盧托夫一眼。他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嚴肅起來,他的禿頂、他的鷹鉤鼻,此刻使他酷似一隻兇猛的大鳥。
    「請原諒,」他冷冷地說,「我離開一分鐘。」
    他走出房間,把開著的門緊緊關上了。一個女人的說話聲傳進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憤地說著什麼,其中還夾雜著盧托夫的聲音,可我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但我也沒費事去聽。一分鐘延長到整整十五分鐘,可我幾乎未曾察覺,只是萬分緊張地思索著聽來的一切。帶上所有家產離開嗎?像是一個教派。我聽說有這麼一些教派就對其信徒有類似的要求。可從另一方面說,關於宗教和信仰盧托夫幾乎什麼也沒說,只不過,是在我們的上次會面時,即幾乎一個月以前,他這麼說過。其次,有關教派創辦了自己的企業,並為其成員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為何從未聽說過。對他們來說,攜產出走的全部意義是這些資金可以支持整個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禱和宣揚其學說以外,是什麼也不做的。可歸根結底,對我來說,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應當想的僅僅只是否對我是否合適,我的結論是否對我合適。甚至不僅僅是合適。我不必為財產而擔任何風險,因為我將赤條條光著身子加入他們一夥,只帶十幾件襯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卻可以得到一種我擅長也喜歡的工作。比方說,就負責上次盧托夫對我說過的那套電視節目如何。而如果它們的節目沒搞成,那也不要緊,不是還有報紙嗎,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個新聞記者。如果我今天就對維卡提出離婚,並且無需分割財產的話,那她也就不會再想殺了我了。她會取消其協議的。麻煩的只是母親,對她,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盧托夫回到屋裡,緊跟其後的是個女人,約四十歲的樣子,兩眼哭得已經紅腫了。她雙手端著托盤,裡面有茶壺、咖啡杯、糖碟和一個大盤子,盤裡如一座小山似的堆著色彩誘人、清香四溢的圓圓的小白麵包。那女人不知為何詭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時臉上掛著微笑。
    「請便。」
    她手腳麻利地把杯子擺放在桌上,歸置好麵包碟,畏畏縮縮地看著盧托夫。
    「還需要什麼嗎?」
    「不需要了,去吧。謝謝。」他像對僕人似的對她點點頭,冷冷地說。
    女人退了出去,輕輕關上了門。也許,她是盧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樣子,他們的家庭生活同樣也不順。真是怪事,沒別的!我還以為,在一個如盧托夫這樣的男子那裡,一般說是不會再有什麼事的,女人篤定會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連我都能影響的話。
    「您妻子做的飯好極了。」我讚賞道。說著咬了一口軟乎乎、熱嘖嘖的麵包。
    「她不是我老婆。」盧托夫簡短地說。我明白他不十分願意討論一個剛哭過鼻子就給我們上菜的女人,「您還有什麼問題嗎,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他又回到了我們先前的話題上。
    沒時間了!要是我還有幾分鐘時間可以思考的話就好了。可我必須馬上作出決定,盡快跟維卡談談離婚的事,要不然,帶消音器的手槍隨時有可能向我發射子彈。
    「或許,一切在我來說都已經清清楚楚的了。」我慢慢騰騰地說,邊說邊精心斟酌著合適的語句。我想問一問有關母親的事,說明一下情況,與此同時,又不能透露有關維卡的事。「只是——您瞧,我的母親是個心理有殘疾的人。現在她一個人生活,可這越來越成問題了。我本想給她雇個家庭服務員,或讓她住一所好的學生公寓,可如今這一切都變成這樣……我不想細說了,這純屬我們自己的家庭問題,可我現在沒錢,一分錢都沒有。我已經到了無處可棲身,無錢可為生的地步了。假如我到您這兒來,加入您的中心,那我母親可就孤苦伶仃了。我老婆才不會管她呢。」
    「您離婚不就完了,」盧托夫提醒道,「我預先告訴過您,已婚者是不能成為我們的客戶的。不然,他們的妻子就有權要求得到我們客戶收入的一部分,這會引出一大堆麻煩事的。」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連忙說道。讓他們的規定和麻煩都統統見鬼去吧,我才不稀罕呢,我之所以需要與維卡離婚,僅僅是為了保住我自己的一條小命。我當然會在最近就辦好離婚手續的,我們沒有孩子,財產也不必分割,所以一切並不複雜,會進行得很快的。但也正因為這樣,我無法指望將來我的前妻會去照顧我的母親,我想付錢請人來照顧她。
    「您母親住的房子怎麼樣?」盧托夫同情地問。
    「跟您住的一樣。兩室,總面積46平方米,臥室23平方米。混合間一間14平方米,一間9平方米。」
    「這問題好解決,」他安慰我道,「只要您來我們這兒,這問題好解決。我們為您提供住處。這樣一來,您母親的房子您作為個人已經不需要了,您可以以最佳方式來支配和使用它。比如說,您可以把房子賣了,用賣來的錢支付您母親住私人診所所需的費用。您還可以把房子賣給國家,把母親安排到養老院。或者雇一個家庭服務員,把母親的房子就註冊在她名下。許多人都是這麼做的,誰照顧您誰得益。您還可以把她的住宅換成公寓裡的房間,領取很大一筆補差款,用這錢來雇服務員。我很瞭解您,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由於某些原因您不願和妻子一起生活,跟母親呢,您也不肯,可是,除了跟母親外,您無處可去。如果您到我們這裡生活,一切都會順順利利解決。還有什麼問題嗎?」
    「再沒有了,」我鬆了口氣,「你們要求我採取什麼步驟呢?」
    「就只是離婚。離婚後您來找我們,跟我們的律師見面,辦好您自己財產處置權的所有文件,然後搬進我們為您找的房子。剛開始您恐怕得和別人做伴,但您的同屋最多就兩個,而且你們每個人都將有自己的房間。有關這一部分您還有什麼願望嗎?」
    「我還能有什麼願望呢?」我為自己還有能力開玩笑而吃了一驚,因為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我已經徹底失去了這種能力。「當然,我希望我的同屋能是漂亮的女人。即使不年輕,至少也得漂亮。如果連這也辦不到,那最好是抽煙的男子,但不要喝酒的。」
    討論轉入了實際問題方面,就好像所有最複雜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所有決定已經做出了,如今可以探討細節問題了似的。實際上我也的確感到一陣不可思議的輕快感,就在昨天,我的所有問題還顯得無法解決,今天便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根本不必死於殺手的槍下,我可以活下來,而且我不是跟一位瘋瘋癲癲的老太婆,也不必參與公然或隱瞞的犯罪,只為了掙一口吃食。從物質方面看,我完全可以過得極體面,可以干自己能幹、也有興趣幹的事。除此之外,維卡也無需蹲監獄。我能幻想比這更好的結局嗎?
    與娜斯佳-卡敏斯卡婭不同,偵查員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喜歡調查經濟犯罪,而且,她幹得相當不錯。她不喜歡辦兇殺案,但在休產假之前,她得把自己的事「清理一下」。局長對她說:
    「塔姬雅娜-格裡戈裡耶夫娜,努力在剩下的一段時間裡把您實際上能完成的事都做完了吧。其他的,我們會交給其他偵查員的。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調查期限還不太緊的案子上,把不容再拖的案子先搞出來吧。」
    回到她與其他兩位偵查員共用的辦公室後,塔姬雅娜取出文件夾,從中取出刑事案件名錄,用鉛筆標記出期限已過,或是眼看就要過期的來。在她經管的項目裡屬於這一類的刑事案件共有18件,並且其複雜程度各有不同:8件住宅盜竊案,3件搶劫案,4件以不可思議的巧妙方式實施的詐騙案,1件強xx案,2件兇殺案。在這18件案子裡,應當首先辦的有3件。對一家儲蓄銀行的搶劫案,由塔姬雅娜分管已經不知道有幾個月了,確切地說,塔姬雅娜是在1月份接手的這個案子,當時她剛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的一家區內務部門工作。而在此之前,儲蓄銀行搶劫案是由另一位偵查員負責的。破案期限已經延長兩次了,但調查卻無任何進展,塔姬雅娜看不出有任何跡象,能在最近幾個月裡了結此案。當她翻到一件簡單到了可笑地步的案子時,她歎了口氣,把卷宗堆到一邊,心裡明白,她得把這些材料交給第三位偵查員了,而且,還得聽候局長的訓斥。得,反正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現在翻到的是詐騙案。與先前那幾份卷宗不同,這個卷宗鼓鼓囊囊,騙子是幾個十分狡猾的小伙子,在他們被捕之前,他們居然「加熱了」將近三十個人和近十家組織。此刻,犯罪團伙裡的六名成員已經在押,但此案卻怎麼也結不了,起訴書也沒法寫,因為,正如通常在此類事上常見的那樣,受害人一方出了些問題。這些人幾乎都不是莫斯科人,尋找和審問這些人都需要時間,這些人並非總在一地,而是全國各地到處跑,不是到國外療養,就是辦事,他們拒絕提供證詞。後來,儘管還是提供了,卻顛三倒四,錯誤百出,連篇謊言,最後,竟又翻證。本來早就該讓他們對質指認了,可時間過了這麼久仍然……塔姬婭雅娜喜歡辦這類案子,當她終於順利地把那些傢伙送上法庭,她會幸福地長出一口氣,然後跑到商店,給自己買一件像圍巾卡子或新型指甲油之類的非常可愛的女性用品。
    最後一件是兇殺案。事發已經快兩個月了。卷宗裡材料已經攢了不少,而頭緒還沒理出來。兩個月的期限就要到了,必須作出決議,或是「鑒於應予起訴其刑事責任的人犯無法判明」而終止此案,或是請求延長預審期限。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終止破案。儘管這麼做沒什麼了不得的,人們不會為此而指責任何人,但對她本人來說,每一件被迫終止的案件,都會成為一個小悲劇。對她來說,終止破案就等於當眾宣告自己無能,宣告自己已經黔驢技窮了,宣告自己的理性和想像力資源亦已告罄了。每次她都有一種感覺,即某人,比方說,局長或是監督偵查工作的檢察官,抑或某個普通的偵查員同事,發現了這件案子,只看了一眼,就找出了許多「破綻」和「漏洞」,就想出了浮在表層一眼就可看出的新方案,而塔姬雅娜卻沒想到;就能發現證詞中前言不搭後語的地方,抓住它,就能從中找出必要的信息,而卻被塔姬雅娜給忽略了。
    問題的實質如下。一個名叫英娜-帕施科娃的年輕女性的屍體在她自己的家裡被發現了。帕施科娃是個單身,發現她屍體的是警察,鄰居向警察局報告,英娜失蹤好久了,可是,從她家裡溢出一股可疑而難聞的怪味,於是,警察破門而入,發現了她的屍體。死者的身上有被折磨和拷打的痕跡,她是因失血過多而死的。
    原來,英娜-帕施科娃是搞「去毒眼、祛邪,恢復夫妻性生活、治療性無能」的。至少,她定期刊載於報紙上的廣告詞就是這麼說的。因此,偵探和偵查員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調查帕施科娃——其化名伊涅薩反倒比她的真名更有名——的所有客戶,推斷是否有下列動機——搶劫、報復、心理病態。在搶劫過程中起意殺人這一方案可能性較大,伊涅薩是個並不算窮的太太,她家裡的陳設毫不含糊地證實了這一點。報復可能來自某個男客戶(或女客戶),帕施科娃對之儘管信誓旦旦地做過保證,但未見效,卻拿了人家好多錢。至於變態心理也完全有可能,因為來找伊涅薩看病的人,多是一些無力解決自己的難題,而向彼岸力量祈求幫助的人。因此,這些人真誠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而這距變態心理已經不遠了。
    最大的難題產生於搶劫殺人這一方案中,由於——正如上文所說——帕施科娃是個單身,因此,誰都無法確切說出她有沒有貴重物品,以及她藏此貴重物品的地方。沒有發現她有親密的女友。當然,鄰居們肯定,說她有過一個外表可人的男人,約四十歲上下,他們以為這男人是她的情夫,可他究竟是什麼人,那就無人知道了。伊涅薩的生活方式是封閉的,她既不叫鄰居來家做客,自己也不和鄰居交往。況且,她的鄰居們都有點怕她,背地裡偷偷把她叫做「女魔法師」,與這樣的人為鄰,他們根本不指望能有任何好事。
    這個被當做「情夫」的人的身份仍然無法確定,這一事實導致了另外一種方案:即殺死帕施科娃的是他,或是出於嫉妒,或是由於其他原因。但是先得把這個傢伙找出來。儘管人們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他給找出來,伊涅薩的熟人和親戚中,無人能叫出此人的名字,這倒不是由於她極其小心謹慎地隱瞞此人的名字,而不過是因為一般說她天性就喜歡神神秘秘的,而且,早就養成了不顯山不露水的習慣。
    「您想要什麼呀,」帕施科娃的姐姐在接受問訊時說,「她是一個魔法師。她應當被神秘所包裹,被一層神秘的幕布遮住,要不然誰會相信她呀。英娜從小就喜歡弄這些稀奇古怪的事兒。我和父母有意勸她考醫學院,指望純科學能把她腦袋裡那些古怪念頭統統清理掉,可她剛一領到文憑就說:『現在我懂得更多了,而我懂得越多,對不可知的信仰就越堅定。』於是我們對她都絕望了,算了吧,就讓她如她所願那樣生活好了。最近兩年多以來,她幾乎從不回家,只是偶爾在父母過生日時才回來。來了也只呆半小時,吻了父母,送了禮物,就又走了。我們並不生她的氣,內心深處還很高興,因為她並不經常回家。我們羞於跟鄰居說她,大家都知道她在於什麼,背地裡都嘲笑她。況且,跟你們說吧,在她交往的那些人中,招人喜歡的人太少,全都渾身上下透著陰沉,永遠一身黑衣服,眼圈都是黑的,說起話來慢慢騰騰,甚至可以說那不叫說話,而是吐字。總是愛扮什麼魔法師。」
    「這麼說,您不相信她真能去毒眼祛邪了?」塔姬雅娜問道。
    「那還用說!當然不能。全是胡說八道。」
    帕施科娃父母所說的,也與此大致相仿。偵查員無法發現比這更有價值的其他任何信息來源,因此,決定以偵查方式對伊涅薩的客戶展開調查。這件事同樣也不好辦,因為想去毒眼和恢復夫妻性生活和諧的人,寫明其姓氏、住址和電話號碼的人名單,不知何故,並未掛在最醒目的地方。帕施科娃有過記錄,但都混亂無序,有一搭沒一搭的,至少在找到這文件的偵查員看來是這樣。這些記錄裡或許有一種體系,但卻只有死者本人才知道如何破譯。筆記本裡詳盡記錄了求診原因、病人來求診的問題、其現實動態(如果是重複求診的話),但卻連一個人名也沒有。本上只有一些字母和神秘的假名。只有摒棄本上記錄的問題的實質,調查才能取得進展。比方說,假設有個女人來找伊涅薩,請她給她家裡祛邪,因為僅在一年之中,一連串災難就降臨到了她的頭上:丈夫猝死,女兒、女婿和小外孫女死於車禍,成了孤兒的小外孫又得了重病,此外家裡還又失了火,那麼,把嘎伊1的記錄與消治管理局的記錄兩相比較,即可找到這個女人。為了查明究竟有誰找過伊涅薩,用了兩個月時間,但事情還是很緊迫,因為只找到幾個人。但塔姬雅娜並未失去希望,她知道要想求診於一個算命者和魔法師,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找過之後,肯定會有熟人又找過她,而去過的人便會向熟人讚揚一番,給以肯定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伊涅薩的客戶們之間肯定認識,只要對已知的一個實施嚴密監視,肯定能順籐摸瓜找出其他所有人來。需要的只是耐心,不能馬虎。
    1嘎伊——國家汽車管理局的簡稱。
    對伊涅薩的客戶監視結果,每週一次匯總到塔姬雅娜這兒來。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成果,如果說剛開始從帕施科娃的筆記本裡,能查明身份的只有四個人的話,那麼,到今天,被調查的「毒眼人和中邪者」人數,已經達到十一人了。其中有些人給人的印象是絕對正常的,但也有些人的行為極其可疑,而且,主要反映在這些人的心理健康方面。對這類人需要更加嚴密注意,但說實話,根本不可能找到有願望和耐心做這件事的人。人手從哪兒來呀?一個叫伊涅薩的魔法師,這可不是您那位戈托夫齊茨女議員。況且此案不屬於部長監控範圍。對於偵查員和「發現者們」的工作,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並不十分滿意,但她很瞭解他們工作的全部複雜性,而且,她始終希望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終會被發現。需要做的只是要善於等待。至於延長偵查期限,這一點對她永遠都不成其為問題。今天一上班,她就瞥了卷宗一眼,於是想起,在過去的一周中,她還沒有找到新的情報呢。塔姬雅娜拿起話筒,給和她一起在帕施科娃兇殺案組工作的偵查員們打了個電話。偵查員們聲音裡不帶絲毫愧疚地道了歉,答應明天一大早就把簡報送來。
    「好吧,明天就明天。」塔姬雅娜想。於是她又忙起另一件案子來,這件案子的六名同犯,此刻正在牢裡。
    第二天,有關魔法師伊涅薩客戶的定期情報擱在了她面前。塔姬雅娜很快讀完簡報,沉思地把玩著手裡的圓珠筆。她把筆帽擰下,見筆芯快沒油了,在抽屜裡找了根新筆芯,一絲不苟地換下了舊筆芯,很有意思!在帕施科娃的客戶中,有個叫盧托娃的女人,前天,即星期日,有個人去了她家,而此人不是別人,恰好正是「素面朝天」節目的主持人烏蘭諾夫-亞歷山大-尤里耶維奇先生本人。也就是前不久娜斯佳-卡敏斯卡婭想把塔姬雅娜「撮合」到電視上去的那位烏蘭諾夫。可這個節目的編導和記者,卻死於汽車爆炸……烏蘭諾夫先生周圍的死屍難道不嫌多了一點嗎?當然,三具死屍中,只有兩具關係很近,而第三具,老實說,離得稍遠了點兒,看不出有任何關聯,可是,畢竟……
    「不管怎樣,對帕施科娃兇殺案總得做點什麼才好,幹嗎要總是坐著一動不動呢?」塔姬雅娜決斷道。於是,她撥通了娜斯佳的電話。
    「喂,我剛剛想了想你有關『素面朝天』的那個選材。」
    「結果吶?」
    「我或許會同意,如果你真的認為有必要的話。」
    「丹尼婭,如果你是為了我才做這事的話,那就犯不著了,」娜斯佳不同意,「伊拉說得對,過分激動對你沒好處,而和烏蘭諾夫打交道只能使你精神負擔加重,不會有任何好處的。」
    塔姬雅娜在電話裡笑了。
    「娜斯堅卡,我親愛的,能令我激動的人還沒生下來呢。空著兩手休想抓住我,況且,我也不是烏蘭諾夫那號人,那麼容易被說動的。你別忘了,我的警齡都快十五年了,我早已就不是什麼小姑娘了。此外,我核計了一下錢,才明白,真的需要做廣告了。當然,我是不會參與什麼洗錢之類的事的,我對自己更看重,但是,如果你的那位朋友多羅甘想通過電影來體現我的構思的話,那麼,我對節目的參與肯定於他有利,而電影本身反過來也對我的出版商有利,所以,歸根結底,對我本人也有利。這樣我就能把稿費提高一點了。」
    「這麼說我可以轉告多羅甘,說你同意了?」
    「是的。」
    「那麼,劇本呢?」
    「不寫。這個問題上我是不會讓步的。」
    「好吧,」娜斯佳高興地說,「我還要再等一會兒,好讓你再考慮一下錢的問題。最後破滅的總是希望。」
    當然,魔法師英娜-帕施科娃被殺案的調查進行得並不很順手。案情進展得疲疲塌塌,慢慢騰騰,時有間斷。但從另一方面說,我的好先生們吶,你們自己不妨瞧一瞧,這案子不這麼辦,還能怎麼辦才好呢?同時歸偵查員奧布拉茲佐娃經手的案件,有18件之多。她這還算是走運的呢,有些偵查員經手的案件,已達30件之多了。現在,你倒是算一算,一晝夜有幾小時吧。您算清了嗎?從這裡面,還得減去睡覺,從家裡到班上,然後從班上到家裡的路程,減去吃飯及其他小事,其中包括定期做婦女咨詢這項工作。這樣一來,一個工作日剩下的時間就不足10小時。結果是,平均每天用在一件案子上面的時間只有半小時。可在半小時中您能做多少事呀?這是指在理想狀態下。讓我們再看一看實際情形怎樣,您把嫌疑犯押上來審問,跟他折騰了兩個小時——喏,您瞧吧,您的時間超額支出了,這兩小時您要辦四件刑事案。不難理解,誰都不會把工作日分割成一塊塊的,誰都不會每30分鐘辦一件案子的,由此可見,有些案子根本連摸都甭想摸。辦案時間不是按幾天算,而是按幾星期算的。英娜-帕施科娃兇殺案就正是這樣。手捫胸口說句實話,最令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激動不安的,是那些上當受騙的人,他們完全信任地把自己最後一筆存款交給了那些騙子,而不是那個可疑的許諾能去毒眼祛邪,還夫妻以相互理解的愛情的女魔法師。
    可現在情況不同了,當兇殺案裡閃現出了亞歷山大-烏蘭諾夫的身影時,儘管此刻還隱隱約約,但也足以令塔姬雅娜身上的某種意識甦醒過來了。也許是她對一味因循感到內疚了,也許是興趣冒頭了,或許是別的什麼,反正,她開始著手工作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偵查員們尋找帕施科娃在醫學院時的同班同學。如果據推理判斷,早就該做這件事了。英娜是六年前從大學畢業的,三天以後,一份她可能與之說過話的人的名單放在了塔姬雅娜的桌上。又過了一天,偵查員們把另一份比前一份更短的名單交給了她。在帕施科娃那些如今尚在莫斯科可以聯繫得上的所有同班同學中,能清楚記得英娜的,只有五個人,而這五個人中,又只有兩個能多談一點有關英娜的印象,其餘的則只會說,她「是一個好漂亮的小丫頭,就是很不好接近」。於是,塔姬雅娜決定跟這兩人好好談一談。
    可是,她的算盤又落空了。那兩個證人,確切地說,是一男一女,是不久前剛離婚的一對夫妻,他倆大學畢業後,與帕施科娃沒有任何聯繫,對於她的遭遇,一點兒都不知情。關於大學時代的事,他們都很健談,講得也很詳盡,但卻沒有任何有趣的內容,就只是對死者的個性做了一番評價而已。他們說,英娜的性格壓根兒不封閉,並不難相處,她只是裝樣子,好不讓別人總纏著自己而已。她對神秘論、魔法、靈魂學和彼岸力量很感興趣,可是,由於在大學醫學生中,這只能惹人恥笑,所以,這小姑娘便竭力掩飾自己的嗜好。跟朋友在一起時,她很活潑,很好相處,喜歡跳舞,甚至可以玩一整宿後,在一大早精神飽滿、精力充沛、沒有絲毫倦意和醉意地趕去上課。這對夫妻證人早在參加高考時就和英娜認識了,所以,他們三人一同度過了六年的大學生活。這兩人的愛情發展得很快,並且就當著英娜的面,以結婚的方式導致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但英娜卻從未妨礙這一對幸福的戀人,相反,他們三人已經習慣總在一起,所以,一旦英娜不在場,兩人好像總覺得缺了點什麼。一旦他倆吵架,她就是他倆的「姘婦」;當女友找到機會在外面和情人過夜,她就在「父母」面前為她打掩護;如果他倆或是鑽進某個空住宅,或是在城裡漫遊而逃課時,她會把自己的筆記讓給他們抄。這一對未來的夫妻始終感到奇怪的是,一個如英娜-帕施科娃這樣漂亮的小美人,竟從未有過戀愛。可從所有跡象看,英娜自己根本就不把這當回事,也沒有為此而痛苦。只是大約在五年前時,有一次,她一連幾天都不見人影,後來又出現了,說她墮胎了,他們才明白,他們的女友畢竟還是體驗過性生活了。可接著又驚訝她如何能把這樣的事瞞得滴水不漏。
    「你們猜不出她跟誰有過戀愛嗎?」塔姬雅娜問。
    「嗯……猜當然是猜過。可還是猜不出,英娜到了哪兒也沒說。老實說,我們也沒太認真注意她。」
    「英娜為什麼必須得——如你們自己所說的——掩護你們,好不讓父母知道呢?」
    「噢,他們是一對醫學上的冤家對頭!我和瓦洛佳都出身於醫生家庭,是祖傳醫生。而我們兩家的祖輩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我父親曾經把瓦洛佳母親的論文給槍斃了,從那之後兩家之間開始了一場漫長的爭吵,弄到寫匿名信的地步。無論是他的父母,還是我的父母,都決不允許我倆結婚的。所以,我們總是三個人一起玩,好讓人家看不出我們有任何戀愛關係。我們結婚一年後,還把結婚這件事向他們隱瞞著。只是到我快生孩子時,才告訴他們。」
    「那麼,你們被原諒了?」奧布拉茲佐娃好奇地問。
    「哪兒的事啊,他們能原諒嗎!」女證人從心底發出一聲感歎。「您知道,跟常見的情形一樣:衝突已經持續了那麼久,以致衝突已繹成為目的本身,開始獨立存在了,而且,它並不在互相仇視的雙方的腦袋裡。衝突存在著,並使他們的行為乃至他們的一生都屈從於它。我們被可恥地趕出了家門。可是,誰知道呢,或許他們對。我們的婚姻還是破裂了。」
    塔姬雅娜明白這一切是怎麼回事了。一切都再簡單不過了。三個年輕人,其中兩個是小姑娘,在高考中認識了。隨後,小伙子和其中一個姑娘戀愛了,但是,為了不致驚動雙方父母,再沒有比三人一起去玩更方便的了。實際上,一對相愛的戀人完全為對方所吸引,他們根本就顧不上他們的女友,而女友像一道屏風給他們打著掩護,他倆無論到哪兒都要帶上女友以便避人耳目。而英娜呢,根據現有情況判斷,並未因此而生他倆的氣,要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同樣需要他倆,其目的不過是為了不致感到自己完全孤獨。而之所以會這樣,並不是因為這對戀人也有同樣的興趣,而是因為實質上英娜對他們來說根本上就無所謂。倒也是,屏風是用什麼做成的,是用絲綢還是用硬紙板,那又有何區別呢?只要它能行使其功能,為他們擋住閒人的耳目就行了。在此情境下,就是擋住其父母的耳目。但是,和他們在一起,對英娜也有好處。這樣就不會有人對她像對一個靦腆的女孩那樣了,她屬於一個氏族,這氏族雖然小得可憐,它統共只有三個人組成,但在這方面,這氏族和其他所有氏族是一樣的,這樣她就感覺不到自己是遺世獨立的人了。他們在一起相處就像朋友,而這兩個朋友是不會取笑她的。可大學畢業後他們不再需要英娜了,這對秘密夫妻反正終究得合法化。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對英娜在上五年級時,究竟為了誰的緣故而墮胎的,老實說,根本一點都不感興趣。得,墮胎就墮胎唄,你倒想想看,多麼了不起的大事。
    「據你們看,帕施科娃在大學學習期間的戀人,究竟是誰呢?」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說我不知道他是誰,他叫什麼。他不是我們的人,不是大學裡的。我們領到文憑後,英娜說,她想去給個什麼人看她的文憑。又說『我還得上他那兒通過寄宿學業呢,得讓他知道一下』。這不,當時我和瓦洛佳斷定,她可能愛上了一個醫生,這醫生準是對她的能力產生了懷疑,他們肯定在這一點上發生爭執了。」
    「那麼,帕施科娃的能力究竟怎樣?」塔姬雅娜又問道。
    「一般吧,」女證人聳聳肩道,「英娜很努力,拚命學科學,不像我和瓦洛佳。我倆更關心的是對方,而英娜呢,則是醫學。她沒當實習醫生這才怪呢。我倆就甭提了,我倆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傻乎乎地走上了父母走過的路,對醫學一點都不感興趣,所以,只要一有機會,就逃課。我後來又上了會計班,現在在一家公司工作。瓦洛佳也很快就脫離了醫學,儘管也沒像我似的走得太遠,他搞的是醫學工業,是生產設備的。可英娜……她喜歡醫學,本應成為一名醫生的。」
    又過了一天,塔姬雅娜-奧布拉茲佐娃又得到情報,是關於英娜何時在哪兒上的寄宿學校,此外,還有當時診所所有醫務人員的名單。她一眼看到的第一個姓氏,就是醫學博士B-M,戈托夫齊茨的姓名。

《我死於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