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著
孫仲旭譯
第二天上午我們又去找帕迪的朋友，叫博佐，是個馬路畫家——即人行道畫家。帕迪的腦子裡沒有地址概念，可是他模模糊糊知道去蘭貝斯區有可能找到博佐，結果我們在河堤路上碰見了他，離滑鐵盧不遠，當時他拿著一盒粉筆跪在人行道上，正在臨摹廉價筆記本上的一幅溫斯頓·丘吉爾速寫，很像。博佐是個小個子，膚色黑，鷹鉤鼻子，一頭卷髮挺長。他左腿畸形得很厲害，腳扭著，後腳根到了前面，看著很嚇人。他的外表讓人覺得他是個猶太人，他卻經常極力否認，說他的鷹鉤鼻子是「羅馬式」的，並為自己長得像一位羅馬皇帝而自豪——我想是韋斯巴薌吧。
博佐的說話風格奇怪，有倫敦土腔，不過很是簡明扼要，富於表現力，看樣子他讀過不少書，可是從來懶得修正自己的語法。有一陣子，我和帕迪在河堤路上待了一陣子，一起聊天，博佐給我們談了街頭畫家這一行。我多少用他自己的話重述如下：
「我是所謂的嚴肅街頭畫家。我不像別人那樣用粉筆，而是用合適的顏色，像畫油畫的那樣，真他媽貴，特別是紅色。白天畫得久時，能花五先令的顏料，從來不少於兩先令的。我專畫漫畫——你知道，政治、板球什麼的，你看，」他給我看了他的筆記本，「所有政治人物的畫像全在這兒，我從報紙上臨摹的。我每天畫的漫畫都不一樣，比如在討論預算案時，我畫溫斯頓在使勁推一頭標著『債務』的大象，下面我寫上：『他能推過去嗎？』明白了嗎？你可以畫任何一提上褲子，光黨的漫畫，可是一定不能畫擁護社會主義的，因為警昨晚剛洗的衣察不會容忍。有一次，我畫了幅漫畫，一條標著『資本』的大蟒蛇正在吞下一隻標著『勞工』的兔子。條子過來看到了，他說：『給我擦掉，放機靈點兒。』他說。我只得把它擦掉了。條子有權說你游手好閒把你抓走，跟他們理論沒啥好處。」
我問博佐在馬路上作畫能掙多少錢，他說：
「一年裡的這時候，不下雨的話，我星期五和星期六掙三鎊左右——你知道，人們是星期五發工資。碰到下雨沒法幹活，顏料馬上就會被沖走。一年到頭，我一星期掙一鎊左右，因為冬天裡幹不了多少活。賽艇日還有足總杯決賽時，我一天掙過四鎊。可是你得從他們身上擠出來，你知道。如果你只是坐著看他們，就一個先令也掙不到。人們一給經常是半便士，可是除非你跟他們聊天，否則連半便士也掙不到。你搭話他們一旦接了腔，不給你一點兒就會覺得不好意思。最好的做法是經常畫不同的畫，因為他們看到你畫，會停下來看你。問題是，你一轉身拿出帽子，那些混蛋馬上就散開了。幹這行真的需要有幫忙的。你一直畫，吸引一群人來看你畫，幫忙的裝得隨隨便便，兜到他們後頭。他們不知道他是幫忙的。然後他突然取下帽子，你們就兩股火力把他們堵住了。永遠別想從真正的有錢佬那裡得到一點，主要是從穿得破破爛爛的人們那裡得到的，還有外國人，我甚至從日本佬、黑鬼什麼的那裡得到過半先令，他們不像英國人那樣他媽的小氣。還有一件事得記著，要一直把錢藏著，只在帽子裡放上一點錢，一便士吧。人們要是看到你已經有了一兩個先令，就一點也不會給你了。」
博佐特別看不起河堤路上別的馬路畫家，稱他們是「蹩腳貨」。當時在河堤路上，幾乎每隔二十五碼就有位馬路畫家——二十五碼是公認的最小地盤。博佐不屑地指著五十碼遠的一個白鬍子馬路畫家。
「你看到那個老笨蛋嗎？他每天都畫同樣一幅畫，已經畫了十年，他給畫起的名字叫《忠實朋友》，是一條狗從水裡拖出一個小孩。那個又老又笨的混蛋畫得根本不比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強多少。他是畫得多了，才只學會畫那一幅畫，就像拼好一副拼板玩具。附近這種人很多，我倒是無所謂，那些笨蛋的□□自己什麼也想不出，所以我總是領先他們。一句話，畫漫畫，得有時事性。一回有個小孩的頭卡在切爾西橋上的欄杆裡，嗨，我聽說了，他們還沒把那個小孩的頭弄出欄杆呢，我的漫畫就出來了。反應快，我就是。」
博佐像是個有趣的人，我很想跟他多見幾次面。那天晚上，我去河堤路見他，因為他說好帶我和帕迪去河南面的一間寄宿舍。博佐洗掉了人行道上他作的畫，數了數收入——有十六先令左右，他說其中十二三先令是賺頭。我們走著去了蘭貝斯區，博佐一瘸一拐地慢慢走，步態怪怪的，像螃蟹那樣，有點往一側歪著。他一隻手拄一根枴杖，顏料箱掛在肩膀上。我們過橋時，他在一個凹處停下來歇一下。他一兩分鐘沒說話，我吃驚地看到他在看星星。他碰碰我的胳膊，用枴杖指著天空。
「哎，你看畢宿五！看那顏色，像他媽一個□□的大橘子！」
從他的談吐來看，他應該是某間畫廊的美術評論家才對。我感到震驚。我承認我不知道哪顆是畢宿五——真的，我也從來沒注意到星星的顏色不一樣。博佐開始指著主要的星座跟我講一些天文學基本知識，他好像操心我的無知。我驚訝地跟他說：
「你好像對星星懂得挺多嘛。」
「不算特別多，倒是知道一點點。皇家天文家學會給我寫過兩封信，感謝我寫去關於流星的信。星星是免費演出，用眼睛看就行，一個子兒也不用花。」
「真是個好主意！我從來沒想到過呢。」
「咳，你得有一樣興趣。一個人到處流浪，不一定就非得除了一杯茶兩片麵包，別的什麼都不想。」
「可是過著這種日子，豈不是很難對有些事情感興趣，比如星星什麼的？」
「當馬路畫家，你是這個意思吧？不一定，它不會把你變成一隻操蛋的兔子——也就是說，你注意的話就不會。」
「好像對大多數人都有影響。」
「當然，看看帕迪吧——一個貪喝茶的老乞丐，就配撿煙頭，他們多數人就是那樣，我瞧不起他們。可是你沒必要變成那樣，你要是受過教育，就算從此流浪一輩子也沒關係。」
「咳，我發現恰恰相反，」我說，「我看你要是把一個人的錢拿走了，馬上他幹什麼都一無是處。」
「不，不一定。你要是下了決心，就能過著同樣的生活，不管有錢還是沒錢。你可以繼續看你的書，保持你的想法，只用對自己說：『我在這兒是個自由的人。』」他敲敲自己的額頭。「你就會過得挺好。」
博佐就這一話題又談了一些，我聽得專心。他看來是個很特別的街頭畫家，另外，我也是頭一次聽別人堅持認為貧困沒關係。後來幾天裡，我跟他見面很多，有幾次下雨了，他沒法工作。他跟我講了他的人生歷程，他的這一輩子可謂奇特。
他父親是個破了產的書商，他十八歲就工作了，當房屋油漆工，然後打仗時，去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和印度服役三年，之後又在那裡待了幾年。和英國比起來，法洗衣粉放在紅國更適合他（他鄙視英國人），他還跟一個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姑娘訂了婚。有一天，那個女孩被公共汽車軋死了。博佐酗酒一周，然後又去幹活，身體很虛弱。就在當天上午，他上腳手架上幹活時摔了下來，摔到四十英尺下面的人行道上，把左腳摔成了粉碎性骨折。不知為何，他只得到六十英鎊賠償。他回到英國，錢都花到了找工作上，在米德爾塞克斯街市場賣過書，然後端過托盤賣玩具，到最後幹起了街頭畫家。打那以後他生活拮据，整個冬天饑一頓飽一頓，經常睡在臨時收容所或者河堤路上。我認識他時，他的全部財產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他的畫具還有幾本書。衣服是一般乞丐穿的那種破衣服，倒是圍了條硬領，打了根領帶，他很為之自豪。硬領有一年多了，挨著脖子的地方老是「綻線」，博佐從他襯衫後衣擺那裡剪下布片來補，搞得那件襯衫幾乎不剩什麼後擺了。他那條殘廢腿的毛病越來越大，也許不得不截肢，他的膝蓋因為跪在石頭地上，上面的老繭有鞋底那麼厚。就他而言，顯然沒什麼未來，除了去當乞丐，最後死於濟貧院。
儘管這樣，他既不害怕，也不後悔，不以為恥，也不自悲自憐。他早就正視自身處境，並為自己總結出了一套哲學。他說，當乞丐不是他的錯，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會為此煩惱。他與社會為敵，瞅到好機會，完全會做出犯法之舉。他不願節儉，並以此為原則。夏天時，他一點錢也不存，多掙的全花到喝酒上，因為他對女人沒興趣。如果到了冬天他一文不名，那麼社會必定得管他，他有備而來，會盡量從慈善機構那裡能多得一便士就多得一便士，前提是別指望他會為此說謝謝。但是他不沾惹宗教性慈善機構，因為他說他就是不樂意為吃麵包去唱聖歌。他還把別的很多方面看得事關榮譽，比如，他吹噓說他從來沒撿過煙頭，就算餓肚子時也不曾。他自認比一般乞丐之流高上一等，說那些乞丐是都是可憐鬼，甚至沒骨氣做到不領情。
他法語說得馬馬虎虎，讀過左拉的幾本小說、莎士比亞的全部劇作、《格列佛遊記》和一些隨筆。在描述自己的奇特經歷時，他有能耐說得讓人一聽難忘，比如在說到葬禮時，他跟我說：
「你見過燒屍體嗎？我見過，在印度。他們把一個老傢伙放到火堆上，馬上簡直把我嚇得魂飛魄散，因為他的腳踢了起來，那只不過是因為他的肌肉受熱收縮而已——可還是把我嚇得夠戧。對了，他扭了一會兒，就像澳洲土著走過熱煤塊那樣，接著他的肚子鼓起來爆掉了，砰的一聲，隔著五十碼都能聽到。這次經歷徹底讓我反對火化。」
要麼關於他出的事故，也是這般生動：
「醫生跟我說：『你摔的時候是一條腿先著地，夥計，夠他媽幸運。』他說，『因為你要是兩條腿一齊著地，你可就像他媽的一台六角手風琴一樣玩完了，你的大腿骨會從你的耳朵那裡捅出來！」
顯然這並非醫生的原話，而是博佐自己的，他擅長遣詞造句。他做到了保持頭腦健全而且思維活躍，所以什麼也不能讓他向貧困屈服。他可能是衣衫襤褸，保暖不得，甚至食不果腹，然而只要他能讀能想，並能觀看流星，如他所言，他在思想上還是個自由人。
他是個滿腹怨氣的無神論者（這種無神論者與其說是不信上帝，倒不如說是他個人討厭上帝），也可以說樂於認為人類狀況絕對無望改進。他說有時候他睡在河堤路上，讓他感到安慰的是他仰視著火星或者木星，想到那裡大概也有人睡在河堤路上。他對此有種古怪理論，他說地球上生活艱苦，是因為這個星球缺乏生活必需品。火星上面因為氣候冷，水份不足，肯定還要遠遠貧乏得多，所以生活在那裡相應更艱苦。在地球上，偷六便士只不過會被關起來，而在火星上會把你活煮了。想到這裡讓博佐心情愉快，我則不明所以。他是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