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錢一點點沒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根本沒用，因為除了夠買份報紙，別的什麼也買不了。我們一連幾天只吃麵包，後來有兩天半我什麼都沒吃。這種經歷很糟糕。有人採取禁食療法，三周乃至更長時間不吃東西，他們說過了第四天，禁食的感覺很舒服。我因為沒東西吃從來不超過三天，不曉得是否如此。如果一個人是主動禁食，而非首先食不裹腹，感覺大概不一樣。
第一天，我懶得不想去找活幹，就借了根魚竿去塞納河釣魚，用綠頭蒼蠅作餌。我指望能釣得夠吃一頓，可是當然失敗了。塞納河裡全是鯪魚，只是它們在巴黎被圍期間變狡猾了，打那以後一條也沒上過鉤，除非拿網撈。第二天，我想過把我的大衣拿去當掉，可是去當鋪好像太遠了，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看《福爾摩斯探案集》。我覺得在沒東西吃的情況下，只夠力氣做這個。飢餓會讓人變得軟弱不堪、腦內空空，比較像流感後遺症，彷彿整個人變成了水母，或者血被抽掉，換上了溫吞水。我對飢餓的記憶，主要是完全懶得做任何事。另外，因為不得不很頻繁地吐口水，口水奇怪地變成了白色絮狀，像是沫蟬的泡沫。我不曉得怎麼會這樣，可是無論是誰，餓了幾天後都會注意到這點。
第三天上午，我感覺好多了，意識到我必須馬上有所行動，決定去找鮑裡斯，要他跟我分享他的兩法郎，至少一兩天。到了後，發現鮑裡斯躺在床上，怒氣沖沖。我一進去，他就破口大罵，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
「他又拿走了，下賤的小偷！他又拿走了！」
「誰，拿走什麼？」
「猶太佬！拿了我的兩法郎，這條狗，小偷！他趁我睡覺又抄走了！」
看樣子是前一天夜裡，那個猶太人直截了當拒絕每天再付兩法郎，他們吵了又吵，最後猶太人同意給錢。鮑裡斯說，他給了，給得極其無禮，還說了一陣子他怎麼好心，非要人低三下四地感激他。然後第二天早上，他趁鮑裡斯還沒醒，又把錢偷走了。
這是個打擊，我失望之極，因為我讓我的肚子有了吃東西的盼頭，挨餓時，這種錯犯得太嚴重。然而讓我很吃驚的是，鮑裡斯遠未絕望。他在床上坐起來，點著煙斗分析了一番形勢。
「哎，聽著，我的朋友，這次可是到了死胡同。咱們倆總共只有二十五生丁，我想猶太佬再也不肯每天給我兩法郎了，反正他的行為也越來越叫人受不了。你相信嗎，有天晚上他不要臉得把一個女人帶回來了，我還在地板上睡覺呢。下賤的畜牲！我還有更糟糕的事要跟你說。猶太佬想從這兒跑掉。他還欠一星期房租沒交呢，他合計不掏這錢，順便也把我甩掉。要是這個猶太佬撒腳丫溜了，我可就沒地方住了，老闆會扣下我的衣箱讓我交房租，他媽的！咱們得走步險棋了。」
「好吧，可是該怎麼辦？我看只能把我的大衣當掉，好去買點東西吃。」
「會那樣做的，當然，可是我得先把我的東西從這幢樓裡運出去。不敢想像我的照片給人扣住！哎，我已經計劃停當了。我要撇下猶太佬，自個兒先撒腳丫溜掉。『走為上策』——撤退，你明白的。我想這是正確的一步，對嗎？」
「可是，親愛的鮑裡斯，大白天怎麼能做到呢，肯定會給抓到的。」
「哎，對了，當然需要用計。我們的老闆在盯著看誰不付房租就溜掉，以前有房客這麼幹過。他跟他老婆整天輪流蹲在賬房裡——真是個吝嗇鬼，這種法國佬！可是我已經想了一招，你肯幫我就成。」
我不是很想幫誰的忙，但還是問鮑裡斯他的計劃是什麼，他仔細解釋道：
「哎，你聽著。咱們得先把大衣當掉。先回你住的房間拿大衣，然後回這兒拿我的，用你的大衣遮著我的偷偷帶出去，拿到法蘭克斯布爾茹瓦街的當鋪，走運的話，兩件大衣能當來二十法郎。然後你去塞納河邊撿點石頭裝到外衣口袋裡，帶回來裝進我的衣箱。看出門道了嗎？我會把我的東西盡量多地捲到一起，好包在一張報紙裡，然後下去問老闆最近的洗衣店怎麼走。我會臉皮很厚，也很隨便，你明白的。當然老闆會以為那卷東西只不過是髒鋪蓋而已。要麼如果他懷疑起來，就會採取他的一貫做法，下作地偷偷摸摸搞清楚，會上來進我的房間，拎拎我的衣箱有多重。他拎的是石頭的重量，會以為衣箱裡還裝滿了東西。用計，明白嗎？然後我可以回來把我別的東西揣到口袋裡。」
「可是衣箱怎麼辦？」
「噢，那個？只能不要了。那個破玩意兒只值二十法郎左右。再說，撤退時總是不得不扔掉些東西。看看拿破侖在貝雷西納河時是怎麼做的！整支部隊他都不要了。」
鮑裡斯為此計洋洋自得（稱之為「兵不厭詐」），幾乎忘了他還餓著肚子。此計的主要缺點，是他撒腳丫溜了之後沒地方睡覺，他忽略了這點。
一開始，這「兵不厭詐」之計進行得挺順利。我回去取了我的大衣（那樣我已經空著肚子走了九公里），成功地把鮑裡斯的大衣偷帶出去。然後就出岔子了。當鋪裡負責收件的——是個一臉不高興、叫人來氣的小個子男人，難以通融，是個典型的法國管事的——拒收兩件大衣，理由是沒拿什麼東西包起來。他說一定得用要麼是手提箱，要麼是紙板箱裝起來。這就破壞了我們的如意算盤，因為我們什麼樣的箱子也沒有，兩個人總共才有二十五個生丁，買不起箱子。
我回去告訴鮑裡斯這則壞消息。「媽的！」他說，「這可難辦。好吧，沒關係，總會有辦法的。咱們把大衣放到我的衣箱裡。」
「可是怎麼把衣箱當著老闆的面拎出去？他幾乎就坐在賬房門口。不可能！」
「你可真是容易絕望啊，我的朋友！我讀到過英國人有股強勁兒，你的嗎？拿出勇氣！咱們能辦到的。」
鮑裡斯想了一會兒，接著想出一條巧計。最難之處在於吸引住老闆的注意力，五分鐘左右就行，我們就能趁機把衣箱偷偷拎出去。但是巧就巧在老闆只有一個弱點——他喜歡看《體育報》，拿這個話題跟他套近乎，就容易打開他的話匣子。鮑裡斯在一份《小巴黎人》過刊上讀了篇關於自行車比賽的文章，然後在察看過樓梯之後，就下去逗得老闆聊了起來。與此同時，我在樓梯腳等，一隻胳膊下面夾著大衣，一隻手拎著衣箱。鮑裡斯覺得時機已到時，會咳嗽一聲為號。我在那兒等著，渾身打顫，因為老闆娘隨時可能從賬房對面那扇門裡走出來，把戲就穿幫了。好在不一會兒，鮑裡斯就咳嗽了一聲，我偷偷摸摸地快步走過賬房到了街上，為我的鞋子沒有嘎吱作響而慶幸。鮑裡斯再瘦點的話，這個方案就可能泡湯，因為他寬闊的肩膀擋住了賬房門口，而且他膽量過人，繼續極其自然地有說有笑，聲音大得完全壓住了我弄出的聲響。我走出很遠後，他去街角跟我會合，我們溜之大吉。
可是，我們如此一番辛苦後，當鋪收件的再次拒收我們的大衣，跟我說（能看得他對此毫不通融，他那個法國人的靈魂在洋洋自得）我的身份文件不齊，身份證還不夠，我必須出示護照或者帶地址的信封。鮑裡斯倒是有幾十封帶地址的信封，可是他的身份證過期了（他一直沒續辦，目的是逃稅），所以我們不能用他的名字當大衣。我們只好一路跋涉回我的房間，拿到所需文件，帶上大衣去了皇家港大道的當鋪。
我讓鮑裡斯待在我的房間裡，我一個人去當鋪。可是我到了後，卻發現當鋪關了門，要到下午四點鐘才開。這時是一點半左右，我已經走了十二公里，有六十個鐘頭沒吃過東西。命運似乎在開一連串特別不逗人的玩笑。
然後似乎是奇跡，我時來運轉。我正順著布洛卡路走回住處，突然看到鵝卵石路上有一枚閃閃發光的五蘇硬幣，我一下子撲過去，趕緊回到住處，找到我們的另外一枚五蘇硬幣去買了一磅土豆。爐子裡的酒精只夠煮個半熟，沒有鹽，可我們還是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帶皮吃。吃了後，我們感覺煥然一新，坐在那兒下棋，直到當鋪開門。
四點時，我又到了當鋪。我沒抱多少希望，因為如果我上次只當來七十法郎，這次紙板衣箱裝的兩件破大衣又能指望當多少呢？鮑裡斯說二十法郎，我卻想著會當十法郎，要麼甚至五法郎。更糟糕的是，有可能完全被拒收，就像上次可憐的八十三號那樣。我坐在前排的長椅上，這樣店員說五法郎時，我便不用去看別人笑我。
最後店員喊了我的號碼：「一一七號！」
「在。」我說著站了起來。
「五十法郎？」
這幾乎像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樣讓我感到震驚。當時我相信店員把我的號碼跟別的混淆了，因為那兩件大衣根本不可能賣五十法郎。我匆忙走回住處，手背在後面走進房間，一言不發。鮑裡斯正在玩棋盤，他急切地抬頭看。
「你當了多少？」他喊道，「什麼，沒當來二十法郎？不管怎麼樣，你肯定當了十法郎吧？豈有此理，五法郎——這可有點太過分了。我的朋友，千萬別說當了五法郎，你如果說的確是五法郎，我真的要開始考慮自殺了。」
我把那張五十法郎的鈔票扔到桌子上。鮑裡斯臉色煞白，接著一跳而起，緊緊抓住我的手，幾乎捏斷我的骨頭。我們跑出去，買一塊麵包、葡萄酒、一塊肉和爐子用的酒精，大吃了一頓。
吃完後，鮑裡斯一反常態，我從未見過他那樣樂觀。「我怎麼跟你說的？」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上午找到五個蘇，現在看看咱們。我總是說，弄到錢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說到這兒想起來了，我有個朋友住在豐達裡路，咱們倒是可以去見見。他騙了我四千法郎，那個混蛋。他沒醉的時候是天下第一混蛋，可是說來奇怪，他喝醉了就變得挺老實。我看他到晚上六點鐘就醉掉了，咱們去找他吧，很有可能他會先給一百法郎。媽的！他有可能給兩百呢！走吧！」
我們去豐達裡路找到了那個人，他也喝醉了，只是我們沒能拿到我們的一百法郎。他跟鮑裡斯一見面，就在人行道上大吵特吵，那人聲言他一個子兒也不欠鮑裡斯，反倒是鮑裡斯欠他一千法郎，他們倆老是要我主持公道，我卻一直沒弄明白其中的曲直。兩人吵了又吵，一開始在街上，接著是在一間小酒館裡，然後是在一間餐價固定的餐館裡，然後是在另外一間小酒館裡，最後在互相以混蛋相稱兩個鐘頭後，他們同去縱情狂飲一番，花掉了鮑裡斯身上的最後一個蘇。
鮑裡斯那天晚上在一個鞋匠那裡住，也是個俄國流亡者，在商業區。至於我，我還剩八法郎，另外有很多香煙，吃飽喝足，東西都堆到了嗓子眼兒。在難受地過了兩天後，這樣換種活法可謂愜意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