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裡，論舒服遠勝其他時候的，是我去四樓給侍者幫忙時。我們幹活的地方是個小小的餐具間，它跟餐間靠一台運餐升降梯聯繫。在地下室待過後，那裡很涼爽，幹活主要是擦亮銀餐具及杯子，這才像是人幹的活。侍者瓦倫蒂是個正派人，只有我們倆時，他幾乎平起平坐地待我，不過有別人在場時，他就不得不對我說話凶，因為侍者跟洗碗工講交情此路不通。碰到哪天掙得不少，他有時會打點我五法郎。他是個面貌清秀的年輕人，二十四歲，不過長得像十八歲，另外，跟多數侍者一樣，他把自己打扮得不錯，知道怎樣穿衣服。他穿黑色燕尾服，打了白領結後，再加上那張年輕的臉龐和柔順的褐色頭髮，樣子很像伊頓公學的學生。他從十二歲就開始謀生，實際上是從最底層幹上來的。他的經歷包括沒有護照越過意大利邊境，在北區的林蔭大道上推獨輪車賣栗子，因為打黑工在倫敦被關了五十天，還有在某間酒店，一個富老太婆向他示愛，給了他一枚鑽戒，後來又稱鑽戒是他偷的。我喜歡跟他聊天，只要不太忙，我們就會坐在那裡抽煙，把煙噴進運餐升降梯道。
壞日子是我去餐廳乾洗滌活時。我不必刷盤子，刷盤子是在廚房裡，只用洗另外的餐具、銀餐具、刀子和玻璃杯。然而即使這樣，也意味著要干十三個鐘頭，我每天要用三四十條洗碗布。在法國所採用的洗滌方式已經過時，讓工作量多了一倍。人們聽都沒聽說過餐具架，也沒有肥皂片，只有黏乎乎的軟肥皂，在巴黎的硬質水裡起不了泡沫。我在一間又髒又窄的小地下室裡幹活，那是一間配餐室，又是間碗碟儲藏室，緊挨餐廳。除了洗滌工作，我還得給為侍者們拿食物，並侍候他們就餐。他們大多數是些叫人無法忍受的傢伙，不止一次，我得動拳頭，才能讓他們對我有起碼的尊重。負責洗滌的通常是個女的，那些侍者讓她苦不堪言。
看到那間小小的餐具室處處骯髒，再想想隔兩扇門便是餐廳，不禁讓人覺得古怪滑稽。客人坐在那裡，周圍一派光鮮——一塵不染的桌布，一盆盆花，一面面鏡子，塗了金粉的簷口和畫上去的小天使；然而在這兒，僅僅隔了幾英尺遠，我們卻置身於令人作嘔的污穢中，真的是令人作嘔的污穢。到晚上才有時間掃地，我們腳步不穩地走在一片狼籍中，地上有肥皂水、生菜葉、爛紙和踐踏過的食物等等。十幾個侍者脫了外套，露著淌汗的腋窩，坐在桌前拌沙拉，拇指伸進了奶油罐。室內有股食物味和汗味混合到一起的髒味道。碗櫥裡，一摞摞餐具的後面，處處都有侍者骯髒地偷藏的食物。那裡有兩個水池，沒有洗手盆，侍者在水池那邊洗臉，裡面還正在沖乾淨餐具，這種情形絕非少有，客人卻對此一無所見。餐廳門外有個椰子纖維墊和一面鏡子，侍者們經常把自己收拾一番再進去，一副乾乾淨淨的樣子。
讓人開眼的是看一個侍者怎樣進餐廳。走過那道門後，他身上突然有了某種變化，抗著肩膀的樣子變了，一瞬間身上消盡了污穢、倉促和惱怒感。他優雅地在地毯上走過，神色肅穆如牧師。我記得我們的副侍者領班（一個脾氣暴躁的意大利人）在餐廳門口處停下來訓斥一個學徒，這個學徒打破了一瓶葡萄酒。他高高揮舞著拳頭大喊大叫（幸好那道門多少隔音）：
「氣死我了——還說自己是個侍者，你這個小雜種？狗屁侍者！你連給你媽待過的窯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濫！」
他氣得說不出話，轉身走向那道門，開門時，他最後罵了一句，風格就像《湯姆·瓊斯》裡頭的韋斯頓鄉紳那樣。
然後他進了餐廳，端著菜腳步輕盈地走過，優雅如天鵝。十秒鐘後，他在恭恭敬敬地向一位客人鞠躬。看著他又是鞠躬又是微笑，你忍不住會想，有這麼一個訓練有素的侍者溫和地微笑，客人會因為由這位貴族來服侍他而心生愧意。
這種洗滌工作讓人深惡痛絕——難倒不難，然而令人厭煩和無趣到了無法用言語盡述的程度，無法想像有人全部幾十年都耗在這個行當。我替班的那個女人足有六十歲，每天在水池邊站十三個鐘頭，每週六天，一年到頭如此。另外，她也被那些侍者欺負得很厲害。她透露自己以前是演員——我猜事實上是個妓女，多數妓女最後都當了清潔工。奇怪的是看到她儘管一大把年紀，而且過著那樣的生活，卻仍然戴著金黃色假髮，塗眼影，臉抹得像個二十歲的姑娘。因此顯而易見，就算每週干七十八個鐘頭，人還是能保留一點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