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說，如果他想把他瞭解的西班牙的局勢及政府的所作所為壓縮成6行字，編輯部絕對不敢鉛印出來。「你們沒這個膽量。」這裡是他的充滿火藥味的結束語：
另外，告訴你們的娘兒們朋友斯彭德，我在保留他關於戰爭的豪言壯語的樣品，有朝一日當他因為自己曾經寫這些東西而羞恥，就像現在那些曾在一戰中搞戰爭宣傳的人如今感到無地自容一樣，那時候我會愉快而猛烈地將其擦掉。
奧威爾為何偏偏與倒霉的斯蒂芬·斯彭德過不去，把他當作自己發洩怒氣的出氣筒，其中原因不是十分清楚：20世紀30年代晚期英國文壇有關西班牙的詩詞、敘述和宣傳作品舉不勝舉，比起這位28歲《維也納》（1934）和《破壞元素》（1935）的作者，冒犯奧威爾的蹩腳者大有人在。其實，那時他只是從報紙文章中得知斯彭德的。似乎他把斯彭德作為一個懷有良好意願的，從未參加過戰爭的左翼分子的化身。這類人單純熱情，對危急事件缺乏瞭解，且理解不深。幾年後，同樣奧登也遭到粗暴的對待。
1937年的下半年，奧威爾除了偶爾去倫敦及別處，一直都待在沃林頓。他一面餵養著動物，擺弄著花園，一面埋頭寫著未來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回過頭看看這段時期他的生活吧，在如此短暫的時光裡，誰能不驚歎他的變化呢？在18個月之前，他還是一個單身漢，就職於漢普斯德的一家書店。如今，他卻是有家室的人了，帶著永恆的政治信仰，帶著喉嚨處遺留的彈孔，勞作於赫特福德郡的一個小農場裡。不僅僅他的生活改變著，窗外的世界也在變化著。戰爭迫在眉睫：奧威爾這一階段的信件及日記充滿了對即將到來動亂的不祥之兆。同時，過去的恐懼不能置於一邊。1937年夏天奧威爾幾次的沃林頓之外的遠行都與西班牙有關。比如，7月底，他前行布里斯托爾參加聲援斯特拉福德·考特曼的大會。考特曼捲入了統一工黨的是非之爭，被當地的青年共產主義聯盟開除在外，住所也遭到了憤怒的糾察隊員的監視，而這些糾察隊員是他過去的戰友。8月初，他參加了獨立工黨開辦的暑期班，地點在萊奇沃思附近。約翰·麥克奈爾作了九個月的戰爭的報告。大家為死難者——亞瑟·錢伯斯和鮑勃·西米雷——默哀2分鐘。然後，馬約裡、布蘭思韋特等幾個人談了他們的經歷見聞。奧威爾也敘述了一下，但很勉強。
許多年後，雷納·赫彭斯托爾回憶起大概在這段時間與奧威爾的一次奇特的接觸。那時，赫彭斯托爾新婚不久，住在漢普斯德的客居兩用房。赫彭斯托爾夫婦在一家當地的意大利餐館招待了奧威爾。這家餐館飯菜價廉。飯後，他們盛情邀請他留宿一夜。赫彭斯托爾家裡沒有多餘的床，但他們有一把「多功能的椅子」可供這位客人使用。然後，3個人在同一房間睡下了。夜裡，瑪格麗特·赫彭斯托爾醒來，發現奧威爾在來回走動，一絲不掛。他立即向女主人道歉解釋說，自己在找廁所。話語彬彬有禮，毫無一絲尷尬。瑪格麗特·赫彭斯托爾確信自己一直面朝牆壁，直到奧威爾完成此項大業回來。從這裡，可以隱約看出奧威爾性格的一面：超然脫俗。在這些諸如此類的情況之下，奧威爾表現出輕鬆自在，換了別人的話，難免會侷促不安的。安東尼·鮑威爾還記得幾年後發生的又一件事情。在一次舉辦的較小的舞會上，大多數到場的客人身著晚禮服，奧威爾則穿著蹩腳的燈芯絨衣服。他停下含混地問主人鮑威爾：他這樣穿著可以嗎？鮑威爾想，如果他回答不行，奧威爾的反應又會是怎樣的呢？也許，把奧威爾說成脫離現實生活有誇張之嫌，但他有時的確表現得過於自我專注，對周圍事物過於冷漠。
奧威爾其實對人們如何看待他非常在意，特別是當他從巴塞羅那回來後的幾個月，有人對他充滿敵意時，他更是如此。8月底，他曾寫給維克托·戈蘭茨一封長信，催促他能夠從中斡旋，以解決自己同《工人日報》之間的紛爭。戈蘭茨與該報社關係甚密。《工人日報》對奧威爾的興趣始於3月。那時哈里·波利特·把奧威爾的作品《通向威根堤之路》作為打趣取樂的對象（「我相信，如果奧威爾先生聽聽左派書界是如何議論他的書，那他就會下定決心不會再寫他弄不懂的事情了」）。從那時起，「工人階級身上有臭味」的看法就一直被認為是出自奧威爾之口（事實上，奧威爾聲稱中產階級是被教導這樣認為的。——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奧威爾請戈蘭茨轉告報社編輯，如果他們在重複這個「謊言」，他就要發表他的回贈的言辭了。同時，奧威爾還關注著另一場重大的戰鬥，那就是針對剛從西班牙歸來的統一工黨的退伍軍人的「有組織的誹謗」。比如考特曼，住房遭到監視，本人被青年共產主義聯盟開除——這還算不上嚴重的境地呢——除此之外，他還被人在信中誣陷「拿著佛朗哥的賄賂」。如果奧威爾受到這樣的誣告的話，他必定會上訴的。關於工人階級「有臭味」的議論已漸漸平息下來，但一個月內，奧威爾仍在《工人日報》筆伐統一工黨的戰鬥中出頭露面，儘管是匿名的。事端的挑起者是弗蘭克·弗蘭克福特。他是獨立工黨阿拉貢分遣隊的隊員，長期在外流浪，是個令人生厭的傢伙。在奧威爾逃離巴塞羅那的時候，他還逍遙在那裡，但那時他已脫離了政黨。他曾被短期關在監獄裡，不過倒並不是因為政治異端，而是因為他從教堂竊畫的偷盜行為。回到倫敦，他曾在九月初去過獨立工黨的辦公室。第二次去的時候，他還領取了發給從西班牙歸來的退伍軍人的補貼。一個星期後，《工人日報》上發表了一份來自巴塞羅那的譴責統一工黨作為法西斯第五縱隊的聲明，作者姓名為「F.A.弗蘭克福特」，日期為三星期前。具體指控如下：統一工黨與民主主義者之間表現出「公開的友善行為」；在阿勒庫比雷一次一輛輕型機動車夜晚越過法西斯戰線時，考普分遣隊的哨兵卻置若罔聞。弗蘭克福特到處散佈彌天大謊到底出於什麼動機，無人知曉。惡意中傷肯定有之。後來他對奧威爾的言語的狂轟濫炸完全出於個人的情緒。當然，他的政治信仰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奧威爾發表在9月24日的《新領導者》反駁中的潛台詞卻只集中弗蘭克福特的個人的道德品質上。這份駁辭得到了所有能聯繫到的有關人員的簽名。弗蘭克福特曾表明「統一工黨似乎很願意將我剔除出去」。其實，不辭而別就離開陣線，沒有被槍斃，他應該算是幸運的。奧威爾推斷，這份聲明是由巴塞羅那的一位記者草擬，弗蘭克福特為了「保全自己小命」在上面簽了字。不管事實真相如何，顯然，弗蘭克福特是一個為非作歹的無賴，如同蒼蠅一般，哪裡有腐肉，就飛到哪裡。他對奧威爾的一切評價不值得認真看待。多年後，在與安東尼·鮑威爾通信中，他曾聲稱他遭到槍擊時，一直在同奧威爾談話。但這似乎不可能的。那時，與奧威爾在一起的是來自美國的民兵托洛茨·米爾頓。
沃林頓的秋天在消逝，《向卡德羅尼亞致敬》也初稿漸成。隨著佛朗哥的軍隊緩慢卻殘酷地挺進共和國的領土，奧威爾逐漸地意識到了共和國最終的命運，他過去原有的熱情消退了。他曾於10月份在索思伍德鎮向康諾利談起他一直過著「很有趣的生活」，但目睹著戰爭以後的情景，他感到悲傷得「心都快碎了」（在西班牙時，康諾利曾一直想看望奧威爾，但一直未能成行，他所到的最遠處不過是弗雷加）。奧威爾手頭拮据，但近18個月的經歷至少為他提供了一塊可供他耕耘的文學田地。他繼續寫著關於西班牙的書評，並開始不時地寫一些越來越平常的反映英國經濟蕭條時期的報道。例如，《時代與潮流》的秋季摘要中，包括詹姆斯·漢利的《灰色孩童》，沃爾·漢寧頓的全國失業勞工運動的《貧困地區問題》，還有關於憲章運動的歷史。12月初他曾向穆爾講過《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草稿已完成。他還提到一部小說，內容是「一個男人度假，力圖暫時逃避來自社會來自個人的責任」。這是他第一次提到小說《游上來吸口氣》的內容。
也許奧威爾想過，以後的生活這樣度過：一年寫一本書，守護著沃林頓的小農場，守護著艾琳。但幾個月的生活已經讓他吃到了苦頭。他本來身體健康狀況就不太好，還未從戰壕的艱苦生活中恢復過來，現在條件如此惡劣，自然如同雪上加霜。呈現在部分因病而退役的奧威爾面前的是沃林頓的刺骨蕭瑟的冬天。1938年初雷納·赫彭斯托爾造訪了他的住處。那裡與世隔絕，一派衰敗的景象。在雷納·赫彭斯托爾的眼中，這「算不上一個好的莊園」，相鄰的村子也是「荒蕪淒涼」。臭氣熏天的棚子裡養的兩隻山羊似乎是奧威爾畜牧業全部的經營範圍。馬路對過是狹長的一片菜地，是他和奧威爾共同開挖出來的。赫彭斯托爾注意到，儘管天氣嚴寒，也沒有暖氣，但奧威爾夫婦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儘管奧威爾的書已完成，預計春天出版，但去年的事情仍縈繞在他的腦海中，久久難以忘懷。他曾為亞瑟·柯斯特勒的《西班牙自白》寫過評論。柯斯特勒在西班牙是《新聞編年史》的記者，在馬拉加陷落後曾沒經任何審判被投入監獄之中。此外，奧威爾還曾為《時代與潮流》做讀者咨詢。一位讀者詢問為何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對西班牙的衝突著書提出看法觀點，奧威爾如數家珍倒出自己在《新政治家》手下的遭遇。不過，倒是沒有洩露什麼機密——《新政治家》被他以「一家有名的週刊」一筆帶過——捲入是非爭端的人都不知曉奧威爾到底把矛頭指向了誰。這封信使得雷蒙德·莫蒂默感到很惱火，但他表面上卻彬彬有禮（他的回復是「你所說的並不是十分真實的」。），他根本沒讓編輯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後來，雷蒙德被告知奧威爾這樣做是經過政策的審查的，他這才出於禮貌向奧威爾表示了歉意。儘管奧威爾並沒有因此而與其一刀兩斷，而且以後又為該報寫過兩三次的評論，但遞給他的這束橄欖枝他卻婉言謝絕了。他對雷蒙德說：「我認為《新政治家》應該為它片面的觀點而受到應有的責備，我想你不能責備我。」他和雷蒙德關係一直很好。後來，他同金斯利·馬丁見面時，也許又談論此事，而馬丁一直稱這是「一場誤會」。但奧威爾絕無原諒之意。
1938年初，戰前那種若有若無的飄落流離之感——舊通道已關閉，新途徑尚未開啟——又充斥著奧威爾的生活。他離開了戈蘭茨——他的主要資助商——轉而投奔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雖對他熱情有加，但卻未與他達成商業聯盟。他的書已存放在印刷所，但這類書的市場已經飽和。眼前前景黯淡，他只得勉強地但卻是真誠地準備應聘《勒克瑙先驅報》的一份工作。他的態度嚴肅認真，2月中旬他前往倫敦，接受了印度辦事處A霍頓·喬伊斯顧問的審查。喬伊斯顧問認為奧威爾是一個不安定分子，若是紙上合同到期，奧威爾還會繼續留在印度，從事「極端分子的活動」。其實，暗地裡已有人向《勒克瑙先驅報》的編輯德斯蒙德·楊提醒要提防奧威爾，但奧威爾似乎把這件事看作是十拿九穩的。在同喬伊斯會面的前兩天，他還告訴傑克·康芒，他不太想做事情，不過這倒是一次良機去見識一下「有意思」（奧威爾所用的形容詞）的事情。實際上，他想做的無外乎過上幾個月的「行僧的日子」，好好構思他的小說。
但是，由於他的身體日趨惡化，去印度、寫小說以及諸多事情都被擱置到了一邊。3月初，他的病情急轉直下。具體的情形並不是很清楚，但據艾琳講，他在3月8號開始「病倒」，在隨後的一周裡，他的病一直沒起色。在他寫給康諾利的3月14號的信中，他提到，他吐血並準備去肯特郡的一家療養院進行透視。療養院名為普雷斯頓·霍爾，在愛來斯福特附近。勞倫斯·奧桑尼斯是那裡的會診醫生。就在這封信寫過之後，奧威爾的病情甚至達到病危。在艾琳寫給傑克·康芒的3月15號的信中，談到了「危險的昨天」，談到了血似乎無休止地流著。——康芒顯然曾從鄰村被喊來幫忙。奧威爾在3月15號就住進了醫院。當時，醫院考慮到路程的遙遠，就在前一天晚些時候，派來了一輛救護車。奧威爾自始至終對自己的病都是悲觀失望的。無疑，醫生總是告訴他沒什麼大病。在他大出血前幾個小時，他還這樣對西裡爾·康諾利這樣說，讓他放心。不管怎樣，他總歸可以找借口不去印度了，其實，本來他就不想去。他病得很重，醫生讓他徹底臥床休息幾周。直到9月1號，他才出院——從入院那天算起，已經是5個半月了。
他到底得了什麼病？最有可能，最順理成章的病因是肺結核。就在7月底，奧威爾35歲生日的前3天，艾琳給德尼斯·金法羅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頭兩個月裡，他的兩片肺葉都有結核病狀。這在當時是「毫無救治希望」了。然而，為奧威爾治病的醫生卻判定他的主要疾病是支氣管擴張，他先天支氣管就有缺陷。這個診斷結果即使對於一個門外漢，也是莫名其妙的。奧威爾的病歷表明，他曾3次咳出血來。看來，這樣的診斷更是荒謬無比。但是，想想當時的一切還處於開發治療肺病的早期階段。X光線透視技術還處在襁褓之中：證實與結核狀況類似的肉狀瘤的存在，耗費了10年的時光，更不用提新藥了。不管對他的肺病如何裁定的（醫生發現肺部有非傳染性機能障礙要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治療方法都是一成不變的：休息，加強鍛煉，不要過度勞累。與他身邊親近的人相比，他更加鎮定自若。在奧威爾入院後的一、兩周後，他曾寫信給傑克·康芒，大部分在談論康芒的即將出版的書《七變》。他無所畏懼地鄭重表明：「我認為我沒生什麼大病。」
另一位文學巨匠也染有肺病，他就是D.H.勞倫斯。直到臨終，勞倫斯也一樣固執地稱自己的病狀是「支氣管問題」。奧威爾的康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許他工作，不許他下地，大部分時間在病床上，他只有玩玩字謎遊戲，與同室的病友不鹹不淡地聊上幾句。隔壁的小病房的病人回憶到，奧威爾是一個「不吭聲的人」，他的衣服外表很特別：一雙特大號的鞋，一件紅色翻領套頭毛衣，一件外套。這件外套掛在形銷骨立的他的身上，輕飄飄的。他唯一解悶的時候是當一群人接連不斷地看望他的時候。除了他的親密朋友康芒，赫彭斯托爾等之外，《阿黛菲》雜誌前任編輯馬克思·普洛曼和他的妻子多蘿西也來了，並且還帶來了小說家L.H.邁爾斯。邁爾斯在奧威爾的生活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陪同普洛曼夫婦一起來的還有約翰·斯克茨，他是一位保險經紀人。他們通過《爭論》雜誌打上交道的。奧威爾的《目睹巴塞羅那》就刊登在此份雜誌上。談話轉向國際形勢，奧威爾表示應該反對戰爭。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奧威爾在給南希·庫納德調查表的回復中曾草率地評價過斯蒂芬·斯彭德，康諾利竟帶著他來了。康諾利與斯彭德兩人同是一個名叫國際反法西斯聯合的新政治核心小組的發起者。如同以往一樣，面對面的交往使奧威爾良心開始感到不安，儘管對方僅僅在6個月之前還被他批駁得體無完膚。四月初，奧威爾寫信給斯彭德，就「言辭激烈的回復」表示歉意。對斯彭德的譭謗是由於「當時我同你私下裡不認識」。斯彭德被這個明顯的180度的轉彎弄得莫名其妙。他想知道，為什麼奧威爾要收回自己的攻擊之辭？難道僅僅因為兩人見了面？人與人之間的共鳴要比印刷出版的虛假的字詞重要，他斷然地對斯彭德說。「我見到你，即使我不太喜歡你，我也應該改變我的態度，因為你若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你會立即想到他是一個人，而不是賦予思想的漫畫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