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刻遠離公眾的視線」
據說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叫阿偉拉多（Averardo），是一名英勇的騎士，曾效忠於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一次，阿偉拉多在去羅馬的途中經過托斯卡納地區，在佛羅倫薩以北的一個叫穆傑洛（Mugello）的地方遇到了一個野蠻的巨人，當地的貧苦農民深受其害。阿偉拉多與巨人交戰並最終將其殺死，但是他的盾牌上留下了多處巨人揮舞狼牙棒猛擊的凹痕。查理曼大帝為了獎勵阿偉拉多的英勇行為，許可他將盾徽製成金底飾以紅色小球的樣式，象徵著盾牌上的凹痕，以此紀念他偉大的勝利。從那以後，這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標誌。[1]另外一種不那麼戲劇化、可信度更高的說法則是紅色小球象徵著藥丸或拔火罐。正如他們的名字所示，美第奇家族很可能是醫生或藥劑師，祖上則有可能是從穆傑洛遷到佛羅倫薩來的燒炭人。不過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紅色小球代表錢幣，是當鋪的傳統標誌。
起碼可以確定的是，在後來這些年裡，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家族。他們隨著這個城市的繁榮而發展壯大，而且偶有家族成員在政府裡擔任官職。第一個成為首席執政官的美第奇家族成員是阿爾迪戈·德·美第奇（Ardingo de』Medici），他在1296年當選這一要職。而他的兄弟古喬（Guccio）不但在三年後也當選為首席執政官，還獲得了死後入殮四世紀石棺並被安葬在聖喬瓦尼巴蒂斯塔黑白八角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外的殊榮，這個教堂也被稱作洗禮堂（Baptistery）。另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員阿偉拉多，也就是科西莫的曾曾祖父於1314年當選首席執政官。然而自那以後，美第奇家族似乎經歷了一段衰落期。阿偉拉多的一個孫子菲利諾·迪·孔特·德·美第奇（Filigno di Conte de』Medici）在一本寫給子孫的短小回憶錄中就哀傷地提到了這段時期。他慶幸他的家族在佛羅倫薩還有幾處不大的房產及兩座宮殿、一個旅館，以及在穆傑洛的卡法焦洛（Cafaggiolo）地區有「周圍圍繞著房屋的半個宮殿」。他們依然生活富足，但是和以前相比就相差甚遠了；至於社會地位，則是「依然重要，但本可以更高」。曾經，人們會說「你看起來像個美第奇」，並且人人敬畏他們，然而這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薩爾韋斯特羅·德·美第奇（Salvestro de』Medici）是菲利諾的一個堂兄弟，他在1370年和1378年先後兩次當選首席執政官，重新恢復了家族的榮耀。梳毛工起義那一年，薩爾韋斯特羅對起義團體的同情是眾所周知的，所以在起義成功的那段時間裡，他的聲譽也獲得了大幅提升。不過最終起義失敗，薩爾韋斯特羅和美第奇家族也受到重創。從那時起，美第奇的名字就和遭主宰這座城市的領袖家族忌諱的起義分子們聯繫在一起了。
科西莫的父親，喬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一直想要打消對他家族的質疑。他可不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闊少爺：他父親留下的那點兒可憐的遺產要分給一個遺孀和五個兒子。所以，喬瓦尼自己掙到錢之後就發誓絕不讓這份財富再受到任何威脅。喬瓦尼像他的父親一樣對社會下層民眾充滿同情，所以也受到下層民眾的愛戴。但喬瓦尼本身是個極其謹慎的人，他十分清楚佛羅倫薩人對野心過度的市民是出了名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盡可能地遠離公眾視線的焦點，靠自己迅速發展起來的銀行生意積累財富。
喬瓦尼被視為一個善良、誠信、通情達理且有人情味的人，他本人也樂於接受這種名聲。不過，人們也不會忽視他那總是微瞇著的雙眼中透出的精明世故，以及那寬闊的下巴顯示出的堅毅決絕。喬瓦尼從來不會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他言語中偶爾閃爍的智慧火花也往往被其蒼白臉上天生的哀怨表情所掩蓋，從而讓人對他放鬆警惕。喬瓦尼本就富有，他的妻子皮卡爾達·布埃利（Piccarda Bueri）更是帶來了豐厚的嫁妝，但是起初喬瓦尼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兒子——科西莫和洛倫佐（Lorenzo）——一直住在拉爾加街（Via Larga）上一棟不大起眼的房子裡，後來才搬到了主教堂廣場（Piazza del Duomo）一所略大一些但依然簡樸的房子，這裡靠近當時尚未完工的聖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2]不少低級別的商人會故作姿態地遠離公共生活，如果可以的話喬瓦尼倒真願意完全避開公眾的視線，待在佛羅倫薩的房子和他的鄉村別墅中，待在主教堂廣場的辦公室和紅門街（Via Porta Rossa）[3]上離現在的諾沃市場（Mercato Nuovo）[4]不遠的銀行裡。但是在佛羅倫薩，如他的孫子日後所說的那樣：不在政府裡就職的富商是不能獲得成功的。
儘管不情願，喬瓦尼還是在1402年接受了執政官一職，並在任職的兩個月中被選為首席執政官。後來他又兩次當選，分別是在1411年和1421年。除了這幾次經歷之外，喬瓦尼很樂意躲在賬房裡，為公共基金和私人慈善事業慷慨解囊或者投資附近鄉村的土地。他樂意給不再享有政治權利的失勢貴族們代理財產業務，卻委婉地反對他們要求重獲公民權利的政治訴求，而這也是他唯一明確持有的政治立場，除此之外就任由富有的阿爾比奇（Albizzi）家族通過他們的朋友和執政官候選人來掌控政府。
不得不說，即便是阿爾比奇家族的敵人們也沒有在這一家族的統治時期有什麼不滿，這段時期恰好也是佛羅倫薩相對繁榮發展的好時期。阿爾比奇家族的統治非常嚴苛：反對者一律要被逮捕、流放、沒收財產，甚至處決。佛羅倫薩的邊界不間斷地向外擴張。到阿爾比奇家族當政時，他們掌管的地域早就超越了城牆圍起的這個城市。此時的佛羅倫薩包含了皮斯托亞（Pistoia）和沃爾泰拉（Volterra），以及1351年從那不勒斯女王手裡購得的普拉托（Prato）等鄉鎮。鑒於阿爾比奇家族成功地控制了政府，他們不僅佔據了阿雷佐（Arezzo），還在1406年通過佔領比薩（Pisa）及比薩港（Porto Pisano），開通了一條能讓佛羅倫薩直接通向大海的通道。後來，阿爾比奇又於1421年從熱那亞人手中買來了裡窩那（Leghorn）。
佛羅倫薩的第一艘武裝戰船就是在比薩港舉行的下水儀式。購買港口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共和國的財富，也給長期以來作為支柱產業的羊毛和布料交易增添了助力。世世代代以來，大批的羊毛都是從英格蘭、低地國家及托斯卡納的山丘和山谷地區運到佛羅倫薩進行加工和染色，然後再出口。在黑死病降臨之前，這一行業養活了近三萬人口。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羊毛和布料商人的行會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們長久以來都在佛羅倫薩的政府裡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城市裡一些最豪華的建築也是在他們的授意之下建造起來的。聖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委託羊毛業行會的官員管理的，該協會的象徵——羔羊圖案——也醒目地出現在了教堂的牆上。
喬瓦尼擁有兩家羊毛工廠，所以他是羊毛業行會的會員。但是，由於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銀行，所以他也是銀行業行會的會員。銀行業行會的聲譽從1252年開始有所提高。當時城市裡的銀行家們發行了一種美麗的小金幣。金幣背面是佛羅倫薩的拉丁文名稱（Florentia），正面則選用了百合花的圖案，百合正是這座城市的象徵。[5]這種貨幣就是著名的弗羅林金幣（fiorino d』oro），它在世界上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花朵幣（the flower），也叫佛羅倫薩幣（florence）或弗羅林幣（florin）。一枚弗羅林幣裡含有54格令[6]的純金，在十五世紀三十年代的購買力大約相當於今天的20英鎊。一個年收入150弗羅林幣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寬裕。當時城裡一棟帶花園的小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35弗羅林幣；一棟豪華宮殿大概能賣到1000弗羅林幣；一個女僕一年的薪水超不過10弗羅林幣，購買一個奴隸也不過50弗羅林幣。很快，弗羅林幣就受到了廣泛認可並在全歐洲流通起來，這完全是出於對發行它的城市和在那裡營業的銀行的信任。到1422年，流通中的弗羅林金幣的數量達到了兩百萬枚；僅在老市場廣場周圍，就有72家銀行和證券交易行，其中最興旺、發展最迅速的，無疑就是美第奇的銀行。
喬瓦尼的一個遠房堂兄，維耶裡·迪·坎比奧·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Medici）於14世紀就在羅馬開設了分行。威尼斯和熱那亞、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也都有美第奇的分行。喬瓦尼·德·美第奇起初就是在他堂兄維耶裡的分行裡做學徒，後來在日內瓦開了自己的第一家分行，接著又在羅馬開了第二家。後來隨著比薩港口的業務激增，他又在布呂赫（Bruges）和倫敦分別設立了代理行。不過與其把喬瓦尼業務的蒸蒸日上歸因於佛羅倫薩羊毛交易的繁榮，倒不如說是他與教皇的密切關係。
對於喬瓦尼這樣一個保守、謹慎的銀行家來說，1410年當選教皇的巴爾達薩雷·科薩（Baldassare Cossa）絕對不是一個典型的可結交之人，他們之間建立友誼似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科薩是一個感觀至上、熱愛冒險、無所顧忌而且極度迷信的人。他出身於一個古老的那不勒斯家族，曾經當過海盜。當他決定投身聖職的時候，那些真正瞭解他的人都堅信，他這麼做絕不是為了服侍上帝，而是為了尋找新的冒險，而他的人生也的確稱得上一次大冒險了。
當時，教會正因為阿維尼翁（Avignon）的教皇與羅馬的教皇分庭抗禮而陷於困境。為了終結這場將整個歐洲分化為幾個陣營的「教會大分裂」，各方於1409年在比薩召開會議，會議達成的決議是罷黜阿維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和意大利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Ⅻ），同時選舉了新的教皇亞歷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結果亞歷山大五世剛剛當選就宣佈會議終止，而被罷黜的兩個教皇也都拒不承認會議的決定。這樣一來，不但情況沒有好轉，競爭的教皇反而從兩個變成了三個。亞歷山大五世去世後由科薩繼位，他選擇的稱號是約翰二十三世（John ⅩⅩⅢ）。為了化解這一僵局，德國君主西吉蒙德（Sigismund）嘗試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開新會議。到1414年年底教皇約翰前往康斯坦茨時，就有美第奇銀行的代表隨行，他們儼然已經成了教皇的金融顧問。
至此為止，美第奇家族已經確立了自己作為教皇御用銀行家的地位。以阿爾比奇、裡齊（Ricci）和斯皮尼（Spini）家族為主的其他佛羅倫薩銀行在過去也曾作為教廷的財務代理機構；相對於他們來說，即便是喬瓦尼在1386～1397年大幅提高了銀行業務量之後，美第奇家族在羅馬的業務依然算少的。然而，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間，美第奇家族卻成了最主要的教廷業務代理者。據說美第奇銀行是為教皇籌集了一萬達科特金幣（ducats）的買官錢才獲得了教廷代理的美差。不過，1403～1410年間，科薩還在博洛尼亞（Bologna）任教皇使節一職時，他就已經與喬瓦尼保持通信並有大量業務往來，他還稱喬瓦尼為「非常親近的朋友」。
科薩當選教皇后，美第奇家族就開始利用與教皇辦公室之間有利可圖的關係，因為教廷的收入和開支都是由這個辦公室負責的。同時美第奇銀行還是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在與那不勒斯國王拉迪斯勞斯（Ladislaus）交戰時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不勒斯國王支持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也就是教皇約翰的兩個競爭者之一。最終教皇約翰與那不勒斯國王於1413年握手言和，依照停戰條約的規定，教皇須向那不勒斯國王支付95000弗羅林幣，這筆款項自然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主要負責籌集的。作為抵押，教皇向美第奇銀行旗下的一家羅馬分行交付了兩頂寶貴的主教法冠和大量的主教板。這樣的交易其實並不符合喬瓦尼的品位，但是成為教廷財務代理便可以獲得巨額利潤，這一點小小的代價總是要付的。至於與教廷財務相關的業務到底有多大的利潤，從一點就足以見得，那就是當時美第奇銀行全部利潤的一半都是由羅馬的兩家分行貢獻的。
不過在召開康斯坦茨會議時，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有所動搖。教皇約翰於1414年10月底抵達康斯坦茨，迎接他的是一連串指控，包括傳播異端邪說、買賣聖職、專制暴政、毒殺前教皇亞歷山大五世，以及引誘至少兩百名博洛尼亞女子。教皇約翰不得不裝扮成一個背著弓箭的平民才得以逃出康斯坦茨，可是他很快就被出賣並帶回康斯坦茨聽候處置。最後教皇約翰二十三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都被罷黜。會議還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辭職，並選舉了新的教皇馬丁五世（Martin V）。
此時的教皇約翰已是貧病交加，他在海德堡城堡裡被關押了三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再次對他伸出援手。通過他們在威尼斯的分行，美第奇家族籌集了38500萊茵盾的贖金來換取約翰的自由。被罷黜的教皇在獲得釋放之後，由巴爾托洛梅奧·德·巴爾迪（Bartolomeo de』Bardi）（很快他就將成為美第奇羅馬分行的經理）陪同來到佛羅倫薩，並受到了喬瓦尼·德·美第奇的歡迎。在他僅剩的幾個月的生命裡，美第奇不但為他提供了住所，還出面向馬丁五世求情，最終為他謀得了圖斯庫魯姆（Tusculum）樞機主教的職位。
當時馬丁五世也住在佛羅倫薩，他在聖瑪麗亞諾韋拉修道院（Santa Maria Novella）住了兩年。[7]馬丁五世是一個溫柔單純的人，但是他與美第奇家族的關係並沒有喬瓦尼所盼望的那麼親近和友好。他們曾經因為一個珍珠鑲嵌的主教法冠而發生過矛盾。這個法冠是教皇約翰逃出康斯坦茨時抵押給美第奇的，後來馬丁五世威脅將美第奇家族逐出教會，才最終迫使他們將法冠交還給教堂總管。在執行教皇約翰的遺囑時，雙方又出現了分歧，因為約翰在遺囑中規定要將自己保有的施洗者聖約翰的一根手指留給美第奇家族。教皇約翰對聖物的信仰是無限的，所以一直把它帶在身上。隨後，他們還為洗禮堂外教皇約翰墳墓上的刻字而爭執不下，因為墓碑基座上刻著「教皇約翰二十三世」（Ioannes Quondam Papa ⅩⅩⅢ），而這樣的碑文讓現任教皇馬丁五世認為受到了冒犯。
1420年9月9日，教皇馬丁離開佛羅倫薩，啟程前往羅馬，隨行的還有12名樞機主教。佛羅倫薩的官員、各個行會和院校的代表，還有統一著裝的旗手組成的長龍，護送教皇到達聖皮耶爾·加托裡尼門（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在那裡教皇向眾人賜予祝福。此後教皇途經聖加焦（San Gaggio）的女修道院——依據當時一位編年史記錄者的記錄——「他下了馬，要求女修道院裡所有的修女都到他面前來，他逐個祝福她們，並隔著面紗親吻了她們的額頭」。
喬瓦尼·德·美第奇也在送行的隊伍之中，他被選為有權使用金色馬刺的四騎士（Cavalieri）之一。看著教皇離去，喬瓦尼心中只有擔憂，因為他的家族銀行與教會的關係已經如履薄冰。雖然美第奇家族沒有被完全排除在教廷業務之外，但是他們已經不再享受任何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時期曾擁有的特權。此時最受教廷偏愛的變成了美第奇家族的老對手——斯皮尼家族。[8]然而到了1420年年底，斯皮尼公司突然宣告破產。在此之後不久，美第奇在羅馬的經理就接手了斯皮尼的生意，他的分行也很快恢復了曾經的顯赫地位。沒過幾年，美第奇家族的銀行不僅成了意大利最成功的商業公司，更是一舉成為全歐洲最能賺錢的家族事業。對於這樣的成果，喬瓦尼作為父親當然功不可沒，而他的長子也同樣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科西莫出生於1389年9月27日，他的生日正好也是基督教殉道者科斯馬斯（Cosmas）和達米安（Damian）的紀念日。這兩個人被認為是醫師的守護神，在科西莫訂製或是為向他致敬而創作的油畫作品中就經常出現這兩個人的身影。科西莫年幼時在卡馬爾多利會（Camaldolese）的安傑利聖母修道院（Santa Maria degli Angeli）[9]接受教育，在那裡他學會了德語、法語、拉丁語，同時對希伯來語、希臘語和阿拉伯語也有涉獵。後來，和佛羅倫薩其他富商家的少爺們一樣，他也開始聆聽羅伯托·德·羅西（Roberto de』Rossi）的講座或課程。羅西本人也出身於一個古老富有的佛羅倫薩家族，他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在羅伯托·德·羅西極具啟發性的教導下，以及和安傑利聖母修道院同學們的交談中，科西莫獲得並發展出了一份對古典知識和古典理念的尊敬和對人們現世生活的興趣。他參與討論的習慣一直延續到中年，而對人類的興趣則一生未變。科西莫絕對稱得上一位真正的人文主義者。
和這個圈子裡其他人文主義者相比，科西莫算不上最博學的，但是就連教皇庇護二世（Pius Ⅱ）都對他稱讚有加。佛羅倫薩人在這位教皇眼裡都是「利慾熏心的奸商，聽不進一點兒高尚的東西」，只有科西莫是個有文化、有智慧、有見識的人，「比一般商人更有修養」。確實沒有幾個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手稿的瞭解能超過科西莫，因為他年紀尚輕時就已經開始收藏了；更沒有什麼人像他一樣在公共生活中堅持人文主義理想的重要性。雖然他一直沒有學會演講和雄辯等人文主義者們必備的技能，但他從不質疑那些靠這些技能在佛羅倫薩社會擔當重任的人文主義者。大多數人文主義者其實都有著和科西莫類似的家庭背景，但科西莫和他們的最重要區別在於：如他的父親一直教導的那樣，科西莫迫切地想要遠離公眾視線。
科西莫很少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就算有必要，他也從不會帶一名以上的隨從。他的穿著總是很低調，小心地把靠牆的路讓給老年人走，並「最大限度地遵守治安法官的要求」。科西莫還總是把扮演英雄、出風頭的機會留給其他大家族的後裔們，比如1428年在聖十字廣場上舉辦的大型比賽中，[10]偉大的帕拉·斯特羅齊（Palla Strozzi）[11]的兒子洛倫佐贏得了勝者的桂冠，而科西莫以及美第奇家族其他成員的出席都未被提及。若是有人就生意上的問題向科西莫尋求幫助或徵求他的建議，科西莫會認真聆聽來訪者的問題，然後簡短直率地給出見解，讓人覺得他好像吝於結交朋友似的。不過，老百姓們依然愛戴他、信任他。在他年老之後，本就灰黃的臉色加上歲月的痕跡，讓他看起來總是帶著一副諷刺的神情，他那總是簡短模糊的評論又加重了話語中嘲笑的意味。但即便如此，他的言行舉止依然讓人覺得可親而非可懼。
科西莫與喬瓦尼·德·巴爾迪（Giovanni de』Bardi）的長女孔泰西納·德·巴爾迪（Contessina de』Bardi）結婚時只有二十幾歲。巴爾迪是他父親在羅馬分行的合夥人之一。巴爾迪家族曾經也是佛羅倫薩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和佩魯齊（Peruzzi）、阿恰尤奧利（Acciaiuoli）家族一樣，他們借給包括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Ⅲ）和那不勒斯的安茹國王羅伯特（Robert，the Angevin King）在內的各個君主的貸款比收回的還款多太多，以至於他們的生意經常難以為繼。孔泰西納結婚時給丈夫帶來的嫁妝算不上多，儘管其中包括坐落在巴爾迪街（Via de』Bardi）上的巴爾迪宮（Palazzo Bardi），這條街上所有的房產原本都是屬於巴爾迪家族的。[12]科西莫夫婦隨後搬進了巴爾迪宮，所有房間也隨之低調地換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紋飾。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皮耶羅（Piero）就是在這裡出生的，正如給科西莫的祝福中所寫的那樣：「上帝保佑你，讓你與高貴、傑出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就能孕育出一個男孩兒。」
孔泰西納是一個缺乏想像力、挑剔且愛管閒事的女人，熱愛美食，身材肥胖，但是也很能幹，天性樂觀、一心顧家、不善交際。她的受教育程度遠不及其孫女們將來所能接受的那樣，所以和其他佛羅倫薩人的妻子們一樣，她是不被許可進入丈夫的書房的。科西莫很喜歡妻子，但也談不上如膠似漆，那些因公事與妻子分開的日子並不難熬，他也極少寫信給她。
他們第一次分開是在1414年。據他的朋友——書商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說，時年25歲的科西莫和教皇約翰二十三世一起去參加康斯坦茨會議，一走就是兩年。教皇被廢黜之後，科西莫從阿爾卑斯山脈向北遊歷了很多城市，也訪問了美第奇家族在德國、法國和佛蘭德斯地區的分行。教皇約翰去世後，科西莫回到了佛羅倫薩，但是沒過多久他又作為羅馬分行的經理動身前往羅馬了，而他的妻子則留在巴爾迪宮照顧大兒子皮耶羅和小兒子喬瓦尼。
科西莫在擔任羅馬分行經理的三年多時間裡，只偶爾回佛羅倫薩探望家人，其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位於蒂沃利（Tivoli）的房子中，由一名叫馬達萊娜（Maddalena）的女奴照看。這名女奴是科西莫的一個代理從威尼斯替他買來的，並且確認她是「一個健康的處女，大約21歲，沒有任何疾病」。科西莫很迷戀她，與她同床共枕。馬達萊娜為科西莫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為卡洛（Carlo）。這種事在當時也是司空見慣，卡洛和孔泰西納生的兒子們一起生活，同樣接受正規、全面的古典教育。卡洛的外貌有明顯的切爾克斯人特徵，他長大後進入了教會，並且借助他父親的影響當上了普拉托教區牧師（Rector of Prato）和教廷最高書記（Protonotary Apostolic）。[13]
科西莫在羅馬成功避免了引起佛羅倫薩敵人的嫉妒，可是回到佛羅倫薩沒多久，他出眾的才能及所謂支持社會下層民眾（Popolo Minuto）、反對大領主（Magnati）的觀點就重新引起了阿爾比奇家族的懷疑。
科西莫的父親一生謹慎小心，給世人留下了一個謙遜溫和的印象。當阿爾比奇家族試圖拉攏他參與加緊對共和國政府的控制、穩固寡頭政治的計劃時，他拒絕了；阿爾比奇家族的對頭們聽聞此事，立刻跑來拉攏喬瓦尼加入更激進的抵制寡頭政治的活動，喬瓦尼給出的答覆是他沒有任何想要改變政府現狀的意願，不論發生什麼，他都只想專注於自己的生意，對政治活動分身乏術。與之類似，當阿爾比奇家族提議通過設立一種新的收入和財產稅（catasto）來改革佛羅倫薩不公平的稅制時，喬瓦尼也是在極其慎重地考慮了整個提議之後才表示支持，但是仍附加了各種各樣的保留條件，以至於誰也琢磨不透他的真實態度。
喬瓦尼一生剋己，從不給人嫉妒的理由，總是避免做出承諾，臨死前還在病榻上叮囑兩個兒子要效仿他的做法：對富人和權貴不冒犯，對窮人和弱者要永遠慷慨。
不要表現得像是在給出建議，而是要在對話中謹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除非是受到召喚，否則不要前往市政廳；即使被召喚前往，也只要完成被安排的任務就好；得到了認可也不要表現出驕傲……避免法律訴訟和政治爭議，時刻避免進入公眾的視線……
後來科西莫也給自己的兒子們留下了類似的忠告，但是拋開謙遜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舉止不談，科西莫其實遠比他父親更有野心，他立志要讓自己的財富發揮不同的作用，而阿爾比奇家族也對科西莫的每一步舉動都充滿疑慮和關切。
[1] 美第奇家族標誌上的小球從來沒有確定的數量。最初是12個；到科西莫·德·美第奇時代則以7個為常見，比如美第奇宮東南角的盾牌上就是7個，可是在聖洛倫佐教堂高壇一角的韋羅基奧製作的圓盤上卻是6個。聖洛倫佐教堂老聖器收藏室的天花板上是8個，公爵科西莫在王室祭堂（Capella dei Principi）的墳墓上是5個，大公費爾迪南德的觀景城堡入口的盾徽上是6個。
[2] 聖母百花大教堂，也被稱為杜奧莫教堂，其修建工程始於十三世紀末，由阿諾爾福·迪·坎比奧（Arnolfo di Cambio）設計。布魯內萊斯基的圓頂直到1436年才完工，而外部的裝飾在十年之後他去世時都沒有完成。新哥特式正面是十九世紀末建造的。
[3] 紅門街當時屬於達萬扎蒂宮（Palazzo Davanzati）（9號），屬於達維奇家族，是他們在1330年前後建造的，現在這裡變成了博物館。
[4] 諾沃市場現在被稱為稻草市場，是喬瓦尼·巴蒂斯塔·德爾·塔索（Giovanni Battista del Tasso）在1547年至1559年間建造的。
[5] 佛羅倫薩建築物上的佛羅倫薩百合標誌沒有美第奇的小球多，在傭兵敞廊（Loggia dei Lanzi）後面老造幣廠（old Mint）的十五世紀門廊上可以看到佛羅倫薩百合標誌。
[6] 英美最小的重量單位，1格令約等於0.0648克。——譯者注
[7] 聖瑪麗亞諾韋拉的多明我會教堂和修道院是從十三世紀中期開始修建的，到十六世紀完工。從為教皇馬丁五世修建的房間可以俯瞰整個大庭院。十六世紀六十年代瓦薩裡對教堂內部進行了重新裝修。魯切拉伊、巴爾迪和斯特羅齊家族都在這裡修建了家族教堂。大庭院裡的一個小教堂於1515年由雅各布·卡魯齊·蓬托爾莫（Jacopo Carrucci Pontormo）和裡多爾福·吉蘭達約（Ridolfo Ghirlandaio）進行重新裝修，為的是迎接教皇萊奧十世喬瓦尼·迪·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來訪。
[8] 斯皮尼家族十三世紀晚期冷峻風格的宮殿，現在被稱作斯皮尼費羅尼宮，位於托爾納博尼街和天主聖三橋邊的阿恰尤奧利河濱大道的交會處。向下遊方向的下一個宮殿就是十四世紀的吉安菲廖齊宮。再向下遊走隔幾個門是十七世紀的科爾西尼宮（科爾西尼河濱大道，10號），這裡的畫廊偶爾會向公眾開放。
[9] 安傑利聖母修道院現在成了聖瑪麗亞諾瓦醫院的一部分。其中人們所知的阿爾法尼街（Via degli Alfani）上的安傑利聖母八角形小教堂（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是1434年起按照布魯內萊斯基的設計建造的。
[10] 聖十字廣場會舉行傳統的錦標賽，包括戰車賽和足球比賽。一塊寫著1565年2月10日字樣的牌匾標記了足球場地的中心。
[11] 帕拉·斯特羅齊僱傭真蒂萊·達·法布裡亞諾來創作自己父親的家族教堂的祭壇裝飾品《賢士來朝》。這個奧諾弗裡奧·斯特羅齊的家族教堂就在聖三一教堂裡。這幅祭壇裝飾畫裡描畫了多位斯特羅齊家族成員，現在收藏於烏菲齊美術館。多明我會的聖瑪麗亞諾韋拉教堂中的斯特羅齊堂裡有一幅安德烈亞·奧爾卡尼亞（Andrea Orcagna）創作的祭壇裝飾畫以及納爾多·迪·喬內（Nardo di Cione）創作的壁畫。斯特羅齊家族的波焦阿卡伊阿諾別墅後來歸屬了偉大的洛倫佐。
[12] 巴爾迪街幾乎全是由巴爾迪家族重建起來的。在他們修建巴爾迪宮（現已不存在）之前，這裡就是一片叫作蚤窩（Borgo Pigiglioso）的貧民窟。聖十字教堂裡的十四世紀巴爾迪家族教堂裡有喬托及其助手創作的壁畫。
[13] 卡洛·迪·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是一位謹慎的收藏家。羅傑·范·德·韋登（Roger van der Weyden）的《埋葬》（Entombment）就是他的收藏品之一，現在收藏於烏菲齊美術館。